作為方法的「跨國史」及「共有的歷史」

近現代中外關係史，就其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角度來說，顧名思義當屬「跨國史」及「共有的歷史」範疇。因為這部歷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參與（無論是正面抑或負面）的歷史，深受國際和國內各種綜合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儘管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遍觀國內外近現代中外關係史著作，似乎很少有人從科學角度通過「跨國史」及「共有的歷史」的視野來研究。

幾年前我曾先後就方法論問題發表過文章，呼籲史學界重視兩個方法的重要性。近來通過進一步研究和思考，我又有些新想法和見解，本文就「跨國史」及「共有的歷史」作為史學研究的最新方法及視野作進一步綜合梳理，並以個人最新學術研究作為參照，檢視作為新方法和新敘事的「跨國史」及「共有的歷史」的功用和可能帶來的挑戰。

一、作為方法的「跨國史」

「跨國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地區或世界史的研究，或外交史甚至國別史的「全球史」研究，這裡的所謂「世界史」「外交史」「全球史」，偏重指研究的範圍而並非方法。

跨國史雖然仍在起步階段，但它已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徹底打破現今歷史研究中的「民族一國家」約束跨國史以整個國際體系甚至文化背景為參照系；第二，強調非政治、非「民族一國家」因素之作用及影響，如非政府機構（NGO）、競技體育、瘟疫等在人類進步及歷史進程的作用；第三，強調多國檔案研究，全球視野的一個基本要素是多國檔案及多種資料的應用；第四，跨國史強調「自下而上」的方法，而非如傳統的外交史、政治史側重重大人物、政府層面的決策，「文化」因素、「弱勢群體」、人類共同的追求等，常成為跨國史研究的突破口。

跨國史的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學科、跨國別，兼容並包，融會貫通。其特點也是跨學科、跨國別，兼容並包，融會貫通。跨國史研究方法既可以運用於國別史如中國史、美國史或世界史的研究，也可以用於微觀研究。個人認為，如果中國近現代外交史的研究要有所突破，跨國史研究方法應該成為不二法寶。

為解釋方便，特以個人近十來年的研究作為案例。自2005年到2011年我分別以國際史方法研究廣義上的中外關係史，用英文發表了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國際史研究三部曲（分別是，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1895-2008；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三部專著分別通過跨國史方法重新解讀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華工、競技體育這三個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扮演極其重要角色但又長期被忽視或誤解的題目，並得出與傳統視野完全不同的結論。

2014年為「一戰」開始一百周年。研究「一戰」的著作卷帙浩繁，但長期以來，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國人對這場所謂「大戰爭」或「文明之戰」的貢獻，以及這場戰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巨大影響。

拙著《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通過對多種國內外檔案解讀和跨國史方法，得出以下與現行觀點截然相反的結論：本書認為，中國與「一戰」的互動，標誌著中國人真正意義上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同的開始；通過國際史視野，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戰」的雙重意義：一是因為中國的積極參戰介入，古老的中國讓所謂的「大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二是因為「大戰」的爆發，大戰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的影響。

因為中國的參戰，中國得以參加巴黎和會，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中國的平等訴求，表達中國作為平等一員加入國際社會的願望，國際聯盟的憲章里有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人所共知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的里程碑。

奇怪的是，多年來很少有人把五四運動同「一戰」聯繫起來。但從國際史角度，我們甚至可以大膽質問：「沒有一戰，何來五四？」質言之，我們可以得出中外史學界迄今無人提出的革命性結論：中國與「一戰」關係意義非凡！中國與「一戰」的互動，標誌著中國人真正意義上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同的開始。「一戰」讓中國人大踏步走向世界，同時也把世界帶到中國。

如果上述論點是從全球視野、多國檔案來透視中國與「一戰」關係得出的結論的話，那麼，通過「一戰」華工角度，自下而上透視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則可以描述更為明晰的中國與世界接軌及參與重建西方文明的精彩歷史，並可進一步解釋中國精英和西方列強如何利用華工來實現各自的宏偉大業。

拙著《華工與大戰》就是通過跨國史視野來解讀一戰華工的精彩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4萬華工在英法兩國政府的徵召和中國政府的安排下，遠涉重洋，作為苦力來到戰火紛飛的歐洲，為協約國集團的所謂「文明之戰」貢獻「苦」與「力」。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東西方交流的重要章節，但長期以來，中外學術界對他們的「旅程」不甚了了。

我們不知道他們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也不明白他們對那場大戰所做的貢獻，他們在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又是如何。無人解釋這些華工雖然來自中國，但他們的歷史卻屬於整個世界。在許多人眼裡，「一戰」中抵達歐洲的14萬華工也許是苦力，的確，在歐洲，在旅途，他們確實吃盡了苦，出盡了力，甚至犧牲了生命。也許他們去歐洲的主要動機是為了謀生，但是，從跨國史的角度，他們的旅程明顯與中國及世界的命運密切相聯。

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是中國放眼走向世界，主動加入國際社會的先行者。正因為他們的存在，正因為他們可歌可泣的旅歐經歷，中國的精英們才可以在巴黎和會上義正詞嚴地要求國際社會還中國以公道。正因為華工源源不斷地到來，英法諸國在大戰之生死關頭，才可以免去人力資源破產的後顧之憂。重要的是，這批華工是高瞻遠矚的中國志士仁人在世界格局重新洗牌的轉折關頭實施的「以工代兵」策略及國家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民族精英們殫精竭慮地思考中華民族如何走向世界的時候，這一批任勞任怨的中國農民，赴湯蹈火，擔起了挽救國運的重責大任。正是精英階層與下層大眾的有機結合，通過「一戰」華工的光榮旅程，才讓中國得以在「一戰」期間譜寫了一曲中西交流的輝煌篇章。華工們得以參與拯救中國與西方文明於水火的重要使命，使飽受戰火煎熬的歐洲得以一睹華工風采，讓世界得以第一次面對面地了解和感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堅強及智慧。

「一戰」期間中國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膽識、有目的、有遠見地加入國際社會的開端，是東方大國參與拯救西方文明的中外合作大事件。更為重要的是，14萬華工不僅僅是14萬士兵，無疑也是中國的14萬使者。

同樣，從跨國史角度，從人類競技體育角度特別是奧林匹克運動的視野，我們可以分析中國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同的另一個全新的歷史軌跡。體育屬於大眾文化範圍，國際競技體育也是人類文明相互交流及展示彼此「和而不同」的重要平台。

現代體育特別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因此成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積极參与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途徑。通過近代體育，我們可以研究幾代中國人如何利用西方體育來改善中國的命運，重塑國家認同，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近代體育的「奧林匹克之夢」，同幾代中國人利用西方體育來改善中國的命運、重塑國家認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努力密不可分。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興起與近代中國尋找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的開端幾乎同時。中國的奧運情結從一開始就是與其國際化進程相關。換句話說，中國參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歸根到底是其尋求國際化的產物。中國最早的關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介紹書籍，即用「我能比呀！」翻譯Olympiad，可謂既傳神又得體，充分反映中國人希望被外人承認及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態。

本文作者徐國琦教授

1932年中國第一次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更是與國際政治有關。中國最初本無計劃派運動員參賽，但有關日本可能借滿洲國的名義參賽來變相使滿洲國在國際社會合法化的消息，讓許多中國人義憤填膺，並最終促成劉長春1932年單刀赴會洛杉磯奧運會的壯舉。

1979年北京重返奧林匹克運動及其他主要體育家庭後，利用體育向世界展示一個開放的新中國，力圖用奧林匹克金牌數來證明中國是強國，不是東亞病夫，值得世界的尊重，並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新形象。2008年可謂中國人百年奧運夢的圓夢年，也是百年中國人追求國際化的巔峰時刻。利用跨國史的視野和競技體育這一角度，我們可以透視中國近百年來嘗試回答「什麼是中國，何謂中國人」這一命題的獨特歷程。

二、從「跨國史」到「共有的歷史」

要真正理解中國近現代外交史，僅僅靠國際史方法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共有的歷史」。作為方法的「共有的歷史」是在國際史方法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兩者可謂互補和相得益彰。

作為研究方法的「共有的歷史」主要有下述幾個特點：其一，該範式的核心是「共有」，著眼於中外人民共同的歷程及追求。其二，側重文化範疇。其三，強調個人及非政府機構的作用。為解釋方便，還是以個人研究來作說明。

2014年我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2016年年底我又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亞洲與大戰：一個共有的歷史》英文專著。目前我正全力撰寫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約稿。我的歷史三部曲的第三部，暫定書名為《The Idea of China》。限於篇幅，僅以中美關係史為例，揭示共有的歷史視野的不同解讀。

中外學術界在研究中美關係史時，一直強調中美兩國文化的差異，歷史背景的不同。側重中美之間的衝突、對抗以及分歧。誠然，這些差別和分歧是歷史事實，我並不否認其存在。拙著《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則通過「共有的歷史」方法，揭示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共同的歷史經歷和旅程。

試圖從中美兩國人民「共享的歷史」角度，解讀出一種全新的中美關係史，並找到一種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的新範式及視野。在本書中，我試圖通過分析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鯤化、古德諾、杜威等案例來展示不同的中美關係史及「共有的歷史」方法的應用。中國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動是1868年出使的所謂蒲安臣使團。

蒲氏是美國人，出任1861—1867年美國駐華公使，在任期間不僅為美國國家利益儘力，同時也為中國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許多力所能及的幫助。美國人惠頓的《萬國公法》被引入中國就是蒲安臣一手促成在中國翻譯出版的，這是中國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

1868年年初，蒲安臣儘管對中國皇帝任命書的每一個字都不認識，他卻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外交使團的負責人，開啟了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不凡之旅。在中國任職期間，蒲安臣通過《蒲安臣條約》為中國爭取到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此一條約在相當大程度上推遲了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十幾年，在開啟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的浪潮中起到重要作用，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國學子到美國學習的權利。

19世紀的美國並非先進大國，論國力不如英國，論高等教育更遠遠落後歐洲及英國的大學，但中國的第一個官方留學生團卻派往美國。這一悖論只能從共有歷史才能解釋。留美幼童僅120人，但幾乎人人成為棟樑之材。中國著名鐵路工程師和京張鐵路的設計者詹天佑和民國第一位總理唐紹儀，即為當年的留美幼童。後來有兩位擔任外交部長，多位成為中國駐外資深外交官。

清華學校校長唐國安、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香港華人領袖周壽臣、海軍上將蔡廷干以及成為駐美公使成功說服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梁誠，都是留美幼童出身。

此外，1879年成為美國哈佛大學中文教師的中國人戈鯤化在美國的傳奇人生；1913年經哈佛大學前校長Charles W.Eliot的努力、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推薦、哥倫比亞大學的支持來到剛剛走向共和的中華民國的美國人古德諾；美國哲學家杜威在中國的五四運動期間從1919年5月初到1921年7月，在中國逗留兩年多，親身力行和直接參与及影響近代中國的發展歷程，成為五四時代在中國的「科學」和「民主」兩大「先生」的具體化身及中美兩國之間的文化使者。

凡此種種，唯有從「共有的歷史方法」方可得到更好的解讀，也能夠說明中美兩國人民交往中「共同的旅程」的重要意義。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拙著《中國人和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中文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當然，除中美關係史外，共有的歷史視角可以用在許多中外關係史領域及各種重要題目。如亞洲和「一戰」關係、何為中國的課題、教會和教會學校的影響、乒乓外交的發生、聯合國人權宣言的中國因素等等。

本文作為引玉之磚，說明「跨國史」和「共有的歷史」對中外關係史的不同凡響和不拘一格的新穎解讀。雙重視角無疑可以幫助我們全方位解讀中外關係史。當然，兩種方法用起來顯然相當困難，極具挑戰性。

兩個視角都具有下述特質：其一是國際視野；其二是跨越「民族一國家」的分析框架；其三是側重小人物、文化層次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其四是要求對中外歷史都要有很深造詣；其五，能夠熟練掌握外語。所以，除了要具有深厚的學術根底，利用兩種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成功保證是多國檔案、多種資料的應用。

在目前中國國力全面提高之際，如何提高中國學術研究水平特別是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水平，是中國學者必須面對的一個迫在眉睫的挑戰。但在中外同仁們的共同努力下，並在時代大潮的逼迫下，本人認為「跨國史」和「共有的歷史」作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外關係史領域得到應用和推廣，應該是遲早的事。

END

作者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7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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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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