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高薪養官 連瓜果都徵稅 拖垮的何止是流民

宋神宗趙頊想要富國強兵，便要從提高軍隊戰力問題入手，然而他會立馬遇到祖宗家法這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因而無法從制度上根本解決問題。但現實的壓力又沉甸甸地壓在每個宋朝統治者頭上，迫使他們不得不殫精竭慮地想法處理冗兵問題——無他，這支龐大卻無用的軍隊帶來的財政壓力實在太大了。宋仁宗皇佑年間（1050年左右），負責帝國財政大權的三司使蔡襄將當時的軍費開支和政府總開支做了一番對比，發現軍隊開支占政府年總支出30%的錢、102%的絹帛、76%的糧、84%的草料，而且這個數據還沒有將「月銀」「郊祀」所額外頒發的津貼計算進去。按蔡襄的估算，以禁軍人均年花費50貫、廂軍花費30貫算，那麼北宋政府每年軍費開銷佔了其總收入的5/6，同為宋人的張載、朱熹也認為至少在7/10到8/10之間。

冗官

除了冗兵之外，宋朝的官僚系統的冗官問題也給統治者帶來了極大的困擾。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為了限制軍隊權力，北宋政府不惜大費周章地拆分事權，不僅把軍隊指揮權和調動權拆分開，還把禁軍指揮權一拆為三。很顯然，這種拆分事權制度絕不會僅僅限于軍事部門，整個行政官僚體系都被皇帝動過手腳：就中央而言，吏部之外又設立審官院和流內銓；戶部之外又設立三司；刑部之外設審刑院；兵部之外設樞密院，基本上是怎麼複雜怎麼來，「事即依舊公事，人即加倍添人」。「疊床架屋」好處姑且不提，但直接的後果就是隨著機構的增多，官僚人員不可避免地惡性膨脹。在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年到1007年），大宋的整個官僚隊伍的人員已經達1萬多，而僅僅過30多年的宋仁宗皇佑年間（1049年到1053年）這個數目就翻了一番，達到2萬多人。

赤字

軍隊要錢養，官僚隊伍更要優待，由此產生的巨大財政壓力，無論擱在誰身上都承受不住。事實上，從宋仁宗慶曆年間開始，宋朝中央政府財政就已經出現赤字，差額大約是每年300萬緡左右，到了趙頊父親在位的治平二年，赤字額就已激增到每年1500萬緡。此時中央政府的兩稅正賦早已經不可能應付如此龐大的開支了，早在宋仁宗的皇佑年間，蔡襄就發現全國能徵收上來的兩稅正賦和財政支出之間出現的缺口就已經相當可觀，錢有21,855,550貫、絹帛達4,981,943匹，而糧食則達8,870,481石。如果僅僅是依靠正賦，北宋政府早就破產了。

顯然，北宋政府此時財政沒有崩潰，就是因為其一方面想出了諸如和糴、和買和折變的變相田賦，拚命壓榨底層人民；另一方面則擴大各種專利稅收，以至弄到連瓜果都徵稅的地步。從景德到慶曆年間，雖然只有僅僅幾十年，但各種稅賦都在火箭式地躥升，商稅從450萬貫猛增到1975萬貫；酒稅從428萬貫猛增到1710萬貫，鹽稅則翻了一番，從355萬貫增加到715萬貫，40年間各項稅收總額暴增了8.8倍，但考察真宗到仁宗年間戶口，僅增加了差不多25%約200萬不到，這種不成正比的稅賦收入增長幅度顯然不能用正常的人口經濟發展來加以解釋，根本不可能是什麼宋朝商業發達的證明，唯一能證明的，就是在宋朝的統治下，人民要承受多大的壓榨，政府的苛捐雜稅又是多麼可怕。

增稅

可想而知，無論是正賦還是雜稅，最終承受的都是普通的勞動人民。這種殘酷的日朘月削，使得宋代一般納稅人民處於極為不公平的狀態：一方面由於政府的高稅收，使得他們常常身陷貧困，在經濟上毫無抗風險能力，一旦有風吹草動，破產成為流民幾乎就是分分鐘的事情，而政府唯一的對策就是將這些人招募入軍，為此又不得不增加政府開支；另一方面，為了應付這種日益增長的龐大開支，朝廷又不得不想方設法提高稅收，盤剝剩下的那些納稅人。

這麼一來，趙頊就不得不苦惱地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財政怪圈：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政府習慣性地將流民募軍；但為了養活這支日益龐大的軍隊，朝廷又不得不提高稅收擴大收入；但壓榨百姓的結果就是更容易讓他們變成流民，最終可以納稅的人越來越少，但需要養活的軍隊和官僚卻越變越多。簡而言之就是冗官、冗兵造成了朝廷財政困難，但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採取的擴大賦斂手段，又必然製造出更大的財政困難。在這種怪圈之下，無論趙頊或者其他北宋皇帝自己再怎麼節省，朝廷再怎麼儉約，終究也只能如王安石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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