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致信楊尚昆薄一波，為西路軍討公道

作者：李慶英

來源：《文史精華

原題：《西路軍歷史遺案澄清始末》

導語：

綿延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里，湮沒著半個多世紀以前一段慘烈悲壯的紅軍西路軍歷史。很長一個時期里，西路軍問題一度是黨史和軍史研究中的一個「禁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由於事件參與者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干預，並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堅定支持，使得研究這段歷史的環境逐漸改善，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並漸為學界和公眾所接受。

一、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西路軍問題的「論定」：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最後的破產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2.18萬人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經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進。對於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追「兜剿」。西路軍廣大幹部、戰士不怕犧牲，浴血奮戰。而由於無根據地作依託，又無兵員、物資的補充，孤軍作戰，雖然斃傷俘敵2.5萬餘人，但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的情況下最終失敗。就在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之際，延安的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中共中央準備著手清算時任中革軍委主席團成員、紅軍總政委、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錯誤。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深入揭發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並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澤東在1937年12月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註定要失敗的。」

其實，毛澤東的這種觀點，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西路軍問題所持基本的看法：其一，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最後破產的產物。其二，組織西路軍渡黃河西進，是「張國燾命令」的。由於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對西路軍作了如此權威的「論定」，所以，此後至20世紀80年代初一段時間裡，幾乎所有涉及西路軍問題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調子和說法，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是來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及其中的一條注釋。

二、20世紀80年代初，毛澤東電文的發現揭開了西路軍問題的蓋子

歷史事實本是客觀存在的。然而，當西路軍因兵力懸殊寡不敵眾而兵敗河西走廊之後，真相就被模糊和湮沒了起來，歷史被改變了模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事情出現了轉機。20世紀80年代初，朱玉奉組織之命，幫助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他從文獻史料中驚異地發現了毛澤東下令四方面軍人馬西渡黃河和成立西路軍的電文，以及其他一些人們所不知曉的情況。毛澤東電文的發現，說明部隊西進是領受了黨中央的命令肩負打通國際路線重大使命，以接應共產國際給予黨和紅軍的物資接濟，並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戰略行動而向西進的。根據新發現的檔案資料，朱玉在史學界首次提出了西路軍問題的現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筆名寫成了《「西路軍」疑》一文，就西路軍西渡黃河、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拒絕東返等問題提出疑問，向傳統觀點發起了挑戰。不久，這篇文章被報送到鄧小平那裡。小平同志對西路軍問題極為重視，他將此文批給李先念研究。

隨後，朱玉於1981年3月寫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西路軍問題初探》一文，用當年大量的事實和電報論證：紅四方面軍的渡河，完全是根據中央的要求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他把這篇文章寄給了中央黨史研究室，希望在黨史研究室內部文稿上刊載，以引起專職部門的專家學者們研討思考。由於受西路軍問題的傳統說法年深日久的影響，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研審任務的人員寫出長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觀點的反駁回答，即仍然堅持原傳統觀點的基本說法。於是，朱玉又寫出了觀點鮮明的論文《被否定的歷史和被歷史的否定》，進一步詳談了自己的論點和論據，來捍衛自己的觀點。

這樣，在李先念組織研究西路軍問題同時，史學界的一些學者也開始撰寫向傳統觀點提出挑戰的文章。西路軍問題的蓋子被悄然地揭開了。

三、西路軍問題歷史真相的澄清：中央對西路軍問題的重視，為澄清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邁出了不可逆轉的第一步

在解決西路軍這個歷史遺案的過程中，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徐向前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史學界也開始關注西路軍問題，並進行了深入研究。

李先念是西路軍的親歷者，當年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三十軍政治委員，西路軍最後分散游擊時負責軍事指揮。20世紀80年代初，按照鄧小平的批示，李先念開始組織研究西路軍問題。在此過程中，作為西路軍事件的參與者和當事人，陳雲對西路軍問題的解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據近年出版的《陳雲年譜》記載：1981年11月22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三個月後，陳雲再次同李先念談論西路軍問題。李先念提到鄧小平上年批給他看的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陳雲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七十七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陳雲建議李先念準備一份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材料。

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和陳雲的建議，李先念組織人員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於1983年初寫出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1983年1月5日，陳雲看過《說明》及所附幾十件電報後，委託秘書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可送小平同志。同年3月8日，陳雲又就西路軍問題致信李先念說：「你寫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可先請小平同志閱後再交中央常委一閱。」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給小平同志一信說：「送上《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陳雲同志的批語，請閱。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將竹郁同志寫的《「西路軍」疑》一文批給我看，我又送給了陳雲同志，因為陳雲同志對西路軍的問題有些了解。他看後要我寫份材料存檔。由於我對當時的全面情況了解不多，四十多年來又沒有研究過，對重要歷史事實根本不清楚。近一年來，我花了點時間回憶，又派秘書查閱一些歷史檔案，才寫出這份材料，並請（徐）向前同志看過。請您審改後，可否按陳雲同志的意見處理。請予指示。」不久，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

陳雲的建議，李先念的說明，鄧小平的批示，從根本性質上正確地解決了西路軍的歷史問題，為澄清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邁出了不可逆轉的第一步。

四、史學界對西路軍問題的研究：充滿了新舊觀點的激烈交鋒

由於李先念的《說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檔，因此，中央關於西路軍的新結論並不為史學界及公眾所廣泛知曉。20世紀80年代初，在李先念組織人員研究西路軍問題的同時，史學界也有一些研究者對西路軍問題作出了可貴的探索。這種探索的歷程中充滿了新舊觀點的激烈交鋒，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原有傳統觀點佔據主導地位的階段。

從20世紀80年代來看，史學界對於西路軍問題的研究還不夠重視，這一時期的論文和著述還比較少見。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數同志的幾篇文章，或就西路軍軍史中的爭論問題提出見解，或對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中的關於西路軍問題注釋進行質疑。但由於這些文章都是登在黨史研究室內部文稿上，印數很少，發送面很窄，一般人並不知曉，對外影響極為有限。80年代中期，曾任西路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元帥，用3年時間寫成了《歷史的回顧》一書。作為對西路軍最有發言權的親歷者，徐帥在書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全面具體地闡述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據《歷史的回顧》一書所披露的西路軍的史實，並根據其他研究者發掘的檔案資料，得出了「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並非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口號」、「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的渡河、西路軍的組成、西路軍的西行，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建立臨（澤）高（台）根據地等都是執行軍委命令的」、「西路軍的行動是黨的整個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等結論，並進一步總結了西路軍失敗的4點歷史教訓：一是「任務多變」，二是「戰場主動權的喪失」，三是「缺乏戰場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四是「對於蔣介石的輕信」。

不過，整個80年代仍是傳統觀點佔據主導地位的時期。當時，試圖突破研究「禁區」，對西路軍問題進行撥亂反正意義上的研究還是一種非常冒險的行為，因為當時有人給扣政治大帽子，說這是「為張國燾翻案」。那時，一些公開刊物連續發表用傳統觀點解說西路軍問題的文章，以昭示傳統觀點的不可動搖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認為，「西路軍的形成，從根本上講是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路線的產物，這已是歷史的定論」。還有的文章認為，「西路軍西渡黃河是繼續執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結果，西路軍的慘敗宣告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最後破產」。但是，仍有一些學者敢於向傳統觀點的堅持者和公開附和者提出挑戰。例如，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陳鐵健就撰寫了一篇揭示西路軍歷史真相的文章——《論西路軍》，此文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後，「引起了黨內高層的反應」。為此，「胡繩同志在院里召開了一個小會」，「宣讀了楊尚昆、李先念和鄧小平等同志此前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批示，然後說，研究無禁區，作者在研究中沒有犯什麼錯誤」，「這類問題中央已經有了意見，我沒有向你們傳達，責任不在你們，對學者採取了保護的態度。」由此可見，在20世紀80年代，西路軍問題史學界還是一個多麼敏感的問題。當時全國性黨史學術討論會每次開會時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會議不討論、不涉及西路軍問題。但是，私下裡研究者的興趣和議論卻越來越多。

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突破對西路軍問題的傳統論定，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逐漸為史學界所接受。

由於歷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傳統觀點，甚至對新的研究結論進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為代表的是《新華文摘》1991年第一期轉載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通過對當時一些電報稿進行了斷章取義的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央絲毫沒有讓四方面軍之三個軍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意圖」，「張國燾要對西路軍的失敗負責」，「西路軍的由來是出自河西部隊自行決定、自行發起、自行組成，在報請中央之前，由中央及軍委作了認可並更改了名稱罷了」，「組成西路軍，不是中央軍委的既定方針，而是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央及軍委作了認可罷了」等。

而史學界對於西路軍問題看法的根本轉變，可能還必須從《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說起。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但書中對西路軍只寫明是「奉命」西渡黃河，而沒有寫明是「奉誰之命」——是奉張國燾之命，還是奉中革軍委之命？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版尚未發行之際，這一問題引起了重大爭議。曾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讀過書中有關西路軍的一部分文字後，感到吃驚而憤怒。他於1991年7月8日給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寫下了這樣一封信：

尚昆、一波、喬木、胡繩、力群同志：

建國以後第一部由中央黨史部門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就要出版了，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但是有一點我鬧不明白，為什麼書中對西路軍西渡黃河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這個已經十分明確了的問題，都不肯明確說出來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陳雲同志的委託，花了近一年時間，組織人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寫了《關於西路軍幾個問題的說明》。大量史實證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對此，小平、陳雲同志都作了批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閱。以後，經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中的有關條目、四方面軍戰史，特別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後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的訃告，以及徐帥的生平，都明確指出西路軍過河和轉戰河西走廊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

我滿以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今年初我特意要來此書稿中關於西路軍的一人大常委的訃告，以及徐帥的生平，都明確指出西路軍過河和轉戰河西走廊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部分文字，胡繩同志告訴我還沒有最後定稿，我又滿以為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定會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一定會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黨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萬萬沒有想到竟寫成現在這個樣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誰的命令！？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命令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華文摘》上還刊登有類似說法的文章。現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一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

我的《關於西路軍幾個問題的說明》當時陳雲同志即批示存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幾個中央同意的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文稿，不是見諸報端，即是公開發行的書刊，難道中央黨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聞，甚或是有意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我堅決要求：最少應該加上「奉中革軍委命令」幾個字。

另外，書稿中把三十軍已經過河後中央指示重點阻擊南路敵人的來電放到前面說，而把三十軍過河放到張國燾對中央懷有二心的後面說，我實在鬧不明白是為什麼！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來自李先念的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有關內容進行修改。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關於西路軍的敘述回到了本應屬於它的軌道上：「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於24日夜渡過黃河；隨後，第九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五、西路軍的歷史真相為史學界接受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西路軍問題研究的新進展，反映西路軍悲壯歷程的史學、文學和影視作品不斷問世，西路軍的歷史真相越來越為學界和公眾所廣泛接受。這表現在：

其一，新版《毛澤東選集》註解作了的修改。1991年6月，經中央批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後注釋這樣寫道：「一九三六年七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十月到達甘肅會寧。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

其二，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黨中央為西路軍作出了公開結論。徐向前是當年紅軍最大一支方面軍的總指揮兼西路軍總指揮，是對西路軍問題最有發言權的親歷者。「幾十年來為顧全大局，他面對種種誤解、責難，甚至詆毀，或緘默不語，或不得不說違心話」。從1983年開始，徐向前用3年時間寫成《歷史的回顧》一書，其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痛切總結歷史教訓。這是一本具有權威意義的嚴謹可靠的歷史著作，全面具體地恢復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2001年11月7日是徐向前誕辰100周年，江澤民代表黨中央發表講話，指出：「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他（指徐向前——編者注）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這是繼1983年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十二屆中央常委明確表示贊同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之後，黨中央對西路軍所作的公開結論，也是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對西路軍所作的明確的公正的評價。

其三，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對西路軍作出了全面的評價和肯定。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是在胡喬木、胡繩的直接指導和領導下，經過10年砥礪寫成的一部有很大影響、具有權威性的著作。但是這樣一部權威性的著作當年卻因為西路軍問題而在出版過程中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曾受到過李先念的批評。2002年10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是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基礎之上編修而成的。關於西路軍問題，新版黨史中有這樣一段表述：「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並在艱苦鬥爭中鍛煉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鬥中，西路軍的廣大幹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鬥爭。西路軍幹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這是新世紀權威黨史中對西路軍問題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其四，2004年，由蘭州西路軍研究會編纂的西路軍歷史資料《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老一輩革命家洪學智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長時期，西路軍由於被當作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為『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這段飽含西路軍戰友的沉痛記憶的文字，既揭示了澄清這樁歷史遺案的重大意義，同時也昭示了史學界在研究西路軍問題的過程中所經受的艱辛與曲折。

從澄清西路軍的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革命走過的道路是曲折和複雜的，世間沒有任何人物或政黨是一貫正確的；即使在正確路線之下也難免會有失敗與成功的交織、正確與錯誤的並存。失敗與錯誤，既不會因人為的淡化而消失，也不會因揭示真相總結歷史教訓而令人意氣消沉；相反，它將使人們從歷史教訓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並提高其歷史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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