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水湧向「自由燈塔」：難民與荷蘭、英國、美國的霸權崛起

新聞 08-18

這是選·美的第826篇文章

本文於2017年8月16日首發於澎湃思想市場欄目。

這是一個與本地人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不被當地人所歡迎、對政權存有現實威脅、且政治忠誠備受懷疑的人群：他們是西班牙統一戰爭後的猶太人、是法國胡戈諾戰爭時期的新教徒、是逃離奧斯曼帝國的東正教徒、是英國內戰追隨王室逃亡的天主教徒......也是因內戰而湧向歐洲的利比亞敘利亞穆斯林。

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難民（Refugee）是一個法語詞，最初是指17世紀末路易十三撕毀其父頒布的宗教寬容法案《南特赦令》後逃離法國的新教徒。而隨著難民的規模和意義的延伸，1796年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將其釋義擴充為「任何在苦難時期被迫離開自己原籍國的人」。至少從字面上，這個詞從此和宗教、戰爭、政治、經濟不再有直接的關聯。只要是「被迫」，那就是難民。

和現在世界各國對難民避之不及的態度截然不同的是，即使在宗教戰爭烽火連天的最高潮，歐洲列強對於與本國官方宗教信仰一致的難民還是相對寬容甚至積極拉攏的。比如自荷蘭聯省共和國宣布從西班牙帝國獨立之日始，阿姆斯特丹就成了西班牙乃至整個天主教世界新教徒和猶太教徒心目中的自由燈塔。大量的法國、西班牙、德意志難民拖家帶口湧入荷蘭，僅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就從1600年的6萬人暴增到1650年的17萬5千，而當時荷蘭的水手和海兵60%是外國人。人口的迅猛增長既帶來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對抗西班牙帝國所急需的兵員，也帶來了當時各國最頂尖的生產製造技術和龐大的資金，讓荷蘭一躍從低洼澤國躍升為歐洲列強、海上馬車夫和最早的金融中心。

而經濟的蓬勃發展也如磁石一般繼續吸引著周邊國家的民眾冒著被處死的風險前往荷蘭謀生。僅1700年一年，來自德意志各城邦的移民就多達15000人，而這個數字在1730年上升到2萬，在18世紀末則上升到3萬。整個18世紀，荷蘭吸收了數百萬日耳曼人，這些人在荷蘭做著最辛苦的工作：搬磚、販售、碼頭工人、農業工人、運河工人......但自由的力量和經濟上的前景讓他們心甘情願地為荷蘭在18世紀的海洋爭霸事業添磚加瓦。

在那個被低人均壽命、低人口增長率、高死亡率、饑荒、戰爭、瘟疫所肆虐的歐洲，信奉重商主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各君主們將移民視為財富，甚至不惜製造宗教戰爭來催動別國的宗教少數派儘早投奔自己。為了爭奪人口，深受荷蘭黃金時代文明洗禮的「大選侯」、普魯士公爵腓烈特·威廉，仰慕西歐文明的彼得大帝，和來自德意志的葉卡捷琳娜二世，都大力支持接納移民的政策，僅南俄地區和西伯利亞就湧入了一千萬來自德意志的定居者。

不過，最早結束宗教內戰、從荷蘭迎回奧蘭治公爵夫婦共治的英國才是了這場人口爭奪戰的勝利者。安定的國內局勢、寬容的宗教環境、孤懸海外的地理位置和數一數二的海軍實力讓英國繼荷蘭之後成為眾多宗教難民的新港灣。大量湧入的歐陸難民為即將破土而出的資本主義萌芽澆上了最後一把血汗，讓原本生產力水平和法國荷蘭比利時不相伯仲的英國在十八世紀逐漸領先。因移民湧入而迅猛發展的英國棉紡織業在18世紀後期迅速橫掃歐陸各國市場，在法國等國家引起了大規模的失業，從而又一次創造了願意背井離鄉的龐大人口。以至於移民史學家認為，英國在18世紀幾次在和荷蘭法國的爭霸戰中脫穎而出的背後，是一個個渴求自由和生機的歐洲人。

18世紀末的拿破崙戰爭再度讓英國成為歐陸各國上至王室下至貧民的終點站，他們或攜帶巨資或攜帶苦力加入了方興未艾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浪潮。而維也納體系下的歐洲各國雖然沒了戰爭，但卻在共產主義這一「幽靈」的鼓動下爆發了無數的革命，為英國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政治異議群體。波蘭、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捷克、奧地利、匈牙利、義大利......反革命勢力每鎮壓一個地方，都為英國開闢一個新勞動力市場，讓倫敦在19世紀50年代成為了當時世上收容難民最多的城市。而這些流亡英國的活躍革命人士日後又繼續成為各國政府的心腹之患，留在英國的革命火種最終不僅摧毀了歐陸各國的君主制，也成了瓦特蒸汽機的動力源。

最終，持續一個多世紀的難民潮讓英國搶先歐洲半個世紀實現了人口快速增長，181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英國十年間人口增長了15%。而逐漸為決策者所接受的《國富論》也讓英國高瞻遠矚的認識到人口流動的益處。相比於繼續固守重商主義禁止移民的法俄奧等國家，充滿自信的英國在接納大量移民的同時也放開了本國移民的流出，攜帶成熟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英國公民在歐洲各國「奪城略地」，為英國產品開闢了廣闊的市場。而限制移民流出的歐陸對手則更居下風，因為移民少、本國人口增長緩慢，法國不敢放手讓本國人前往殖民地定居，結果造成殖民地與母國經濟脫節，難以回饋母國市場，而殖民地人口稀少也讓法國難以抵禦別國的覬覦和侵擾，最終在和英國的較量中節節敗北。在這一進一出的移民政策的推動下，英國成為了為世人所熟知的「日不落帝國」，用武力、陰謀、殺戮將自由、民主、法治帶到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而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美國和難民的關係則更加千絲萬縷。就在英國內戰前夕，被斯圖亞特王朝迫害的英國清教徒開始不斷地流亡海外。這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遷往了當時的宗教難民們嚮往的國度——荷蘭，在那裡生活了十幾年之後決心去新大陸開闢人間天國。於是，他們搭乘「五月花號」前往當時的英國殖民地詹姆斯頓，但因為航向偏離抵達了如今新英格蘭地區的普利茅斯，而他們簽署的《五月花號公約》則被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象徵著人類試圖運用理性自我管理自己的信念，揭開了歷史嶄新的一頁。而《五月花號公約》所體現的自治、法治、平等、民主的精神則在日後的《獨立宣言》、《合眾國憲法》等眾多美國重要憲制文件中不斷被彰顯和重申，不僅成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也經由美國的榜樣作用逐漸成為世界各個民族國家憲法所尊崇的價值觀。

追隨著清教徒們的腳步，英國乃至全歐洲的新教各派系紛紛前來北美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並對美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比如貴格派對賓夕法尼亞殖民地、特拉華殖民地、馬里蘭殖民地的創建發展居功至偉，而他們廢除奴隸制的信念和努力則拯救了無數逃離南方的黑奴，戳破了奴隸主們虛構的美好謊言，推動了美國廢奴運動走向高潮；而長老會、浸信會則在獨立前的第一次宗教大覺醒時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無數傳道士以生命的代價喚醒了殖民地民眾的宗教熱情，塑造了美利堅民族性，讓他們認為神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在北美髮大能，某種程度上加深了北美殖民地與英國母國之間的隔閡，並催生了日後「美國例外論」的萌芽。而這股宗教熱忱打破了當時許多教會的等級制度，並形成一股「反建制」的風潮，衝擊著英國殖民地制度，並最終將矛頭指向了王權，可以說早在革命之前就已經在北美殖民地奠定好了宗教上、社會上、文化上的革命基礎。

直到1924年美國大修移民法關上大門之前，美國都是歐洲各國難民問題的終極解決方案，不管是俄羅斯的猶太難民、普魯士的波蘭難民、土耳其的亞美尼亞和希臘難民、或者奧地利的塞爾維亞難民，美國基本上照單全收。以至於歐陸各國可以大膽放難民入境，放心的看著他們奔向各國的港口踏上前往紐約的航程，而根本不用擔心他們會滯留下來成為他們需要解決的社會、治安、就業、政治問題，因為絕大多數的難民只有一個目的地，那就是美國。以俄羅斯猶太難民為例，近百萬人從德俄邊境入境德國，德國僅僅招收了其中頗具資產的7萬多人，其他人都從漢堡出發去了美國。而貫穿20世紀，美國在一戰後、二戰後、越戰後都接收了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和他們的家屬，幾乎每年都是世界上接收難民人數最多的國家。

結語

已經有許許多多的文字試圖解釋難民與霸權的關係，但這其中我認為最好的卻是一首詩：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sed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送給我，你那些疲乏的和貧困的，

擠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眾，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遺棄的可憐的人群。

把這些無家可歸飽受顛沛的人送給我，

我在金門口高舉自由的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