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竟也有「文字獄」蘇軾因為一首詩進了牢房

在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中，有些人是思想守舊的既得利益者，也有些人是在中國歷史上有建樹的思想家、政治家，除司馬光、文彥博等人之外，還有大名鼎鼎的文學家蘇軾。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都是北宋有名的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中，蘇氏父子佔了三席，號稱「三蘇」。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父親帶著蘇軾和弟弟蘇轍一起來到 京城，第二年春參加了科舉考試。主考官歐陽修本擬取蘇軾為第一 名，但當時乃匿名評卷，歐陽修以為除其門生曾鞏外，開封再無如此飽學之人，故懷疑乃曾鞏之試卷，怕人說偏袒自己的學生，於是抑為第二。第二年，蘇軾、蘇轍兄弟雙雙及第，蘇洵呈所著文章22篇於歐陽修，歐陽修乃刮目相看，禮為上賓，士大夫爭相傳閱，三蘇之名轟動京師。

蘇軾在中央做了幾年小官，便趕上了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對蘇 氏兄弟頗為器重，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但蘇軾了解民間疾苦，看到了新法推行後帶來的不便，認為變法急於求成，肯定會出問題，於是告誡神宗不要操之過急。王安石對他很不滿意，外放蘇軾做了杭州通判。後來蘇軾又做過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今江蘇徐州）等地的地方官，每到一地，均有善政。

蘇軾對時政不滿，議論與牢騷很多，常常寫詩譏刺。古人遣詞造句十分講究，看似普通的詞語，卻常常隱含特別的意義，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寓意。蘇軾作《湖州謝上表》，其中有幾句牢騷話，大意是說:皇上知道我愚鈍且不合時宜，難以追隨 陪伴那些「新進」的官員，看我年老不生事，便讓我做了地方官。

他把自己和「新進」對立，說自己不「生事」，便是暗示「新進」們好「生事」 了。當初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等人變法「生事」，因此變法派很忌諱別人用這樣的字眼評價他們。那些「新進」的官員們十分氣惱，設法對蘇軾進行報復。元豐二年(1079年），幾個監察御史上書皇帝，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他們彈劾蘇軾，說他在詩文中歪曲事實，誹謗朝廷，如果放任他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會很不利。

經神宗默許，蘇軾被御史台逮捕，一關就是四個月。御史們每天逼他交代誹謗朝廷的事實，一一說出每篇詩文的寫作目的和其中典 故的出處。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把蘇軾的詩文全找了來，進行了一番認真「研究」，終於在他的《杭州紀事詩》里找到了玩弄朝廷、譏嘲政治的罪證。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一句，本來蘇軾是 說自己沒有把法律一類的書讀通，所以輔佐君主時就沒有什麼辦法， 但御史們硬說蘇軾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監督官吏。

又如「東海 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一句，御史們說，這是蘇軾指責興修水利，反對農田水利法的罪證。其實蘇軾做地方官時興修了很多水利工程，他怎會反對呢？再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一 句，被拿來當作蘇軾諷刺反對鹽法的證據。御史們從蘇軾的詩詞中找出許多字句，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對號入座，上綱上線。當然在有些詩詞中，蘇軾確實有批評新政的意思，對此他自己也坦然承認。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輯集數萬字的材料，提交了收藏蘇軾譏諷文章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 堅等二十幾位大臣名士。他們認定蘇軾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

神宗雖然討厭蘇軾，但聽說要處死他，還是難下決心，因為太祖 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士大夫。當時正直人士紛紛仗 義相救，翰林學士章惇從中調解，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為蘇軾講情。 後來太皇太后高氏出面干涉，要求神宗在大赦時放了蘇軾。最後神 宗決定，把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受到牽連的二十幾人，有的被貶官，有的受到經濟處罰。

詩案總算了結了。蘇軾出獄當天又寫了兩首詩，其中有幾句說: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 年雞。」假如御史台的新進們檢查起來，蘇軾又會遇到麻煩:最後一句中的「少年雞」是個典故，說的是賈昌年少時因鬥雞受唐玄宗寵愛，被選入宮中為寵臣。在這裡，「少年雞」是指那些不學無術、靠旁門左道受皇帝寵幸的小人，肯定也包括新進的御史們。蘇軾說，你們這幫鬥雞小兒，我再不與你們共事了！這不又在誹謗朝廷大臣么！這就是蘇軾，清高、自負，寧死也不改變自己的操守。

漢代御史府中多柏樹，常有烏鴉數千棲宿其上，從此以後，人們便稱御史府為烏府或烏台。蘇軾的這樁文字獄案，是由御史們製造出來的，所以稱之為「烏台詩案」。

王安石變法

慶曆新政雖然失敗了，但卻有更多的人認識到政治革新的重要性，不少官員提出了種種改變舊法、革除弊政的主張。熙寧二年（1069年），即位不久的宋神宗因欣賞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提出的政治主張，任其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圍繞富國強兵這一目標，王安石相繼推行了均輸法和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和方田均稅法，將兵法和保甲法等新法。

同時對科舉和教育進行了改革。變法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是，新法的推行觸犯了官僚責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新法本身也存在不少弊端，王安石等未能及時糾正；再加上用人不當，新法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危害百姓的現象。

因此，也引起了下層民眾的不滿。反對派不斷向神宗施加壓力，使得王安石兩次辭去宰相之職。由於神宗變法態度堅決，反對派大臣如司馬光、富弼、文彥博等紛紛遭到貶官等懲處，變法派一直佔據著優勢。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後，司馬光等人入朝執政，變法官員全被罷黜，新法也全部廢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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