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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大壩背後的政治經濟學

修建大壩背後的政治經濟學

梁捷

835

2017-08-28

1933年,美國仍處於史無前例的「經濟大蕭條」之中,股市已經崩盤,數以千計的銀行倒閉,數以萬計的企業破產,失業人數超過勞動力的四分之一。美國經濟一夜之間倒退至二十年前的水平。大蕭條自1929年爆發以來,數年過去,蕭條態勢未見好轉,反而在向其他國家蔓延。新當選總統羅斯福決定做些什麼,主動干預一下經濟,這些舉措後來被人稱為「新政」。羅斯福很快就想到貧困衰敗的田納西河流域,決定以此作為試點。

從長度看,田納西河在美國只能排到第八。但是它的上遊河谷狹窄,流速快,水利資源豐富;下遊河面開闊,通航便利。田納西河流域降水豐沛,水位在不同季節變化很大,極易發生水災。饑荒、瘟疫、瘧疾等又常常與水災聯繫在一起。這一切使得田納西河流域的人們每年都要與之鬥爭,苦不堪言。在上世紀30年代,田納西河流域是美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1933年,在羅斯福的呼籲下,美國國會通過「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法」,成立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ValleyAuthority,簡稱TVA)。該機構有權對流域內自然資源進行綜合利用和開發,促進地區發展。TVA領導機構是三人組成的董事會,經總統提名、國會通過後任命。TVA的董事長由總統指定,每位董事任期9年,3年更換一名董事。董事會行使TVA的一切權力,直接向總統和國會負責。

所以TVA是聯邦政府部一級的機構,又是一個經濟實體,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權,這在美國歷史上還從未有過。TVA成立的目的就是綜合統籌開發田納西河流域,綜合利用水利、電力、農業、工業和自然資源,有權在這片流域內大刀闊斧做很多事。直至今日,除了田納西河領域以外,美國大多數大壩仍然由所在的州直接管轄。

河流與大壩的開發註定是一個複雜工程,涉及從上游到下游大片地區的利益,橫跨幾州是很平常的事。以印度為例,它在政治上採用聯邦制,每個邦有很強的獨立性,在開發大型河流水利時,上下游的邦經常發生衝突,械鬥不斷,許多利益糾葛甚至經歷百年都無法解決。還有一些大河是國際河流,如東南亞的湄公河、中亞的錫爾河等,這些河流的水利開發更是與國際關係、歷史問題糾纏在一起,極為困難,成為國際難題。

1928年,國際大壩委員會(Inter-nationalCommission on LargeDams)在法國巴黎成立。這是一個國際民間組織,目前由81個國家委員會組成,包括了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等水利大國。委員會的宗旨是通過相互信息交流,推動技術、經濟、財務、環境和社會問題研究,促進大壩及其有關工程的規劃、設計、施工、運行和維護的技術進步。但它主要是一個學術性機構。而每個國家在發展水利、興修大壩時,必然要考慮更多的自然、經濟、社會問題,不僅是技術問題。大壩的投資規模和長期影響太大,很容易受到政治干預,無論哪個國家都是如此。民間組織對此影響太小,建壩與否主要還得看一個國家的決策機制。TVA就是這個背景下成立的機關。它雖是國有機構,但兼具私營企業靈活性和主動性,可以在較長時段里作出有連續性、一致性的決策,也一直得到聯邦政府的許多政策支持。

TVA的基本工作模式就是總體性統籌決策,既包括區域整合,也包括不同部門、不同領域之間的信息整合。例如田納西河落差較大,不可能築一個大壩來調節,而需要在不同流域築十幾個大壩,分級利用水資源;又比如田納西河流域經濟比較落後,但自然資源豐富。在水利開發的背景下,既可以發展能源產業,也可以發展環保旅遊業。TVA在這些問題上一直靈活決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運營得極為成功。

利連索爾一開始就是TVA的三人領導小組成員,1941年起擔任TVA的主席。在初始年份里,TVA沒有辜負羅斯福的希望,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利益,成為羅斯福「新政」的成績之一。1944年,利連索爾出版了《民主與大壩》,介紹了TVA的組織形式,贏得一片好評。從經濟蕭條的背景來看,從凱恩斯主義的方法論來看,從民族主義的精神訴求看,TVA確實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但是,即使TVA成員智慧過人,又能通過民主方式協調管理田納西河流域的一切矛盾分歧,它也不可能全知全能。TVA的諸多決策,從長期看,必定會引發一些矛盾。2001年,美國網民在網上評選最著名的十大環保案件,1978年TVA訴希爾案以絕對優勢被評為第一。這件事發生在《民主與大壩》這本書出版的三十年後,再一次引起眾多學者對TVA的關注。

美國在1969年頒布《環境保護法》,又在1973年頒布《瀕危物種法》。英國生物學家、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希爾在70年代注意到,田納西河領域有一種瀕臨滅絕的鱸魚,被人們稱為蝸牛鏢(SnailDarter)。這種魚只能生活在田納西河將要修建的泰利庫大壩附近。大壩如果最終建成,將直接影響蝸牛鏢的棲息地,最終導致這種魚滅絕。1975年,蝸牛鏢被列入瀕危物種名單,受到《瀕危物種法》保護。

而TVA早在60年代經過計算已決定修建泰利庫大壩,上億美元的投資已經砸下,現在卻面臨環保組織的抗議,要求停止建壩。TVA和環保主義者都不肯退讓,官司拉鋸了好幾個回合。由於本案涉及一系列法理問題,後來出版了大量法學著作討論這個經典案例。表面來看,關鍵爭議在於經濟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的權衡,而《瀕危物種法》和聯邦憲法都沒有規定聯邦法院有權對兩者進行功利主義的比較。

最終法院做出了有利於希爾一方的判決,要求大壩停工,這也是美國環保主義歷史上的一塊里程碑。當然TVA也不算完全失敗,幾年之後在參議院的干涉下,泰利庫大壩還是建成蓄水。水庫蓄水之後,蝸牛鏢竟也僥倖地存活下來,在別處找到新的棲息地。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但很多技術問題沒有解決,無法迴避。假定蝸牛鏢在大壩建成後無法倖存,那麼這種生物滅絕的經濟代價應是多少?暫且不論環保主義者的執著理念,單純從功利角度對小魚vs大壩進行計算,這個經濟學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懸而未決。

利連索爾在1944年寫的介紹美國TVA組織管理模式的小書,當時就被中國學者注意到。1946年,《民主與大壩》由徐仲航翻譯,張申府做序,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個速度遠超一般學術著作引入中國的速度。中國人對美國大壩和TVA如此關注,必須追溯到當時的背景,即三峽工程計劃。

蔣介石在30年代成立了資源委員會,管理全國的工業建設,主要負責人是翁文灝與錢昌照。抗戰期間,資源委員會實際成為全國經濟領導部門。到了抗戰後期,錢昌照就已經開始籌劃三峽工程。中國在抗戰期間疲軟的經濟狀況與美國大蕭條有共通之處,急需一些大型工程來拉動經濟,三峽工程就成為很多人的共識。徐仲航在這種背景下翻譯出《民主與大壩》,大受歡迎,多次重版。

可是1947年時局突變。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被控貪污而辭職,與宋關係密切的錢昌照不得不從資源委員會辭職。宋子文與錢昌照一走,繼任的行政院院長張群很快下令停止一切與三峽有關的活動。三峽工程計劃從此束之高閣,直到數十年後才被重新提起。

三峽工程在論證和修建過程中經受了廣泛的討論,其中最著名的反對意見來自水利名家黃萬里。黃萬里在美國留學期間就曾在TVA實習過。黃萬里指出,最早支持中國修建三峽大壩的外國專家是美國的薩凡奇,而羅斯福在創設TVA時就曾考慮過薩凡奇,最終卻選擇了另外的具有流域規劃經驗的學者。而TVA一系列大壩的成功,恰是因為沒有聽取薩凡奇的建議。

不管怎樣,三峽大壩1994年動工興建,至2006年5月修建成功,至今已逾十年。黃萬里當年擔心的一些技術問題並沒有出現,人們可以鬆一口氣。但是三峽也引發許多事先未曾周密考慮的新問題,如下游水系影響、魚類生態影響、地質影響等,很多問題也和蝸牛鏢一樣缺乏精確的經濟考量。建壩與否似乎是個簡單的二元選擇,但背後的論證計算卻涉及太多世界難題。

田納西河與中國相隔萬里,但似乎從TVA成立開始,就與中國的水利建設形成某種聯繫。時至今日,我們重新閱讀這本《民主與大壩》,仍能感受到它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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