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變局觀」：反思中華文化的未來命運走向何方

歷史思考

作為當時士人知識分子對中國所處的國際局勢的認識，晚清的「變局」觀是有關中國與世界形勢的一種時局觀，同時也是一種文化觀。它體現出，晚清知識階層在天崩地裂的歷史環境中開始反思中華文化的現實處境及未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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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原文：《晚清「變局」觀：探索中國傳統文化近代轉型》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講師

朱葉楠

「變局」觀具有濃厚社會基礎

十九世紀下半葉，孱弱的清王朝遭到西方列強的武力侵襲，這除了造成中國逐漸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外，也打破了中國與西方世界數百年的隔絕狀態。中國歷史上儘管也曾多次出現過外族入侵，但這些外族及其文化最後不是被華夏民族征服，就是被安撫或同化，然而，從海外而來的西方列強卻改變了這種幾千年不變的局勢。一些先進的士大夫如魏源、林則徐等因此率先從麻木的狀態中覺醒。魏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不久就在《海國圖志》中指出：「何為乎紅夷東駛之舶？遇岸爭岸，遇洲據洲，立城埠，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為西洋之都會。地氣天時變，則史例亦隨世而變。」如果說魏源還只是朦朧地感覺到西方「紅夷」的東侵促使「史例」因之而「變」，那麼同時代的黃鈞宰則更早意識到「變局」的誕生：「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贐，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不過當時的士大夫普遍都還未曾真正感受到西方的威脅，變法的要求也並未顯得迫切，所以，這種想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的十餘年間影響十分有限。

魏源與《海國圖志》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洋人來華立約通商者與日俱增，中國利權與尊嚴受到越來越大的損害，日本明治維新走向現代化的成就也對中國產生了不小的刺激。一些開明的士大夫如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開始明確警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正在發生。如王韜就認為：「天心變於上，則人事變於下。天開泰西諸國之人心，而畀之以聰明智慧，器藝技巧百出不窮。航海東來，聚之於一中國之中。此固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從「天心」移轉的角度來說明泰西諸人的得天之勢與器藝技巧的層出不窮，中國面對古今以來未曾有的境況，如果不變就將為世界所淘汰。更為著名的是當時擔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他在奏稿中沉痛表示：「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凡史前之所未載，亘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扭於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身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李鴻章以西方闖入中國疆界、割據通商為千古未有之事，抨擊當時一般的士大夫仍苟安於章句之學的鑽研，沒能認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千古危機。

由於李鴻章在學界、政界的巨大影響，與「數千年來一大變局」類似的觀點在朝野上下蔓延開來，「奇變」、「奇局」、「變局」、「創局」、「奇境」、「大變」、「世變」、「運會」等辭彙也紛紛出爐。從流傳至今的各種文集、奏摺、書牘、日記與報章雜誌看，當時從官紳士人到普通民眾都常常不無憂患地談論「世變」。而在時間點上，特別集中於甲午戰爭前後。這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對於時代的共同覺醒，以及變局觀在晚清社會具有濃厚的社會基礎。

「變局」觀的深層文化內涵

變局觀作為一種時局觀與一種文化觀，其最主要的觀點是，在西風東漸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環境的變化既不同於以往，又難以藉由現有的經驗來加以認知，因此有必要對新世局採取不同的認知模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變局觀視作中國傳統文化近代轉型的初步探索。雖然晚清士人在解釋變局時，仍偏好用傳統「運會說」來應對。「運會」即時運際會，首創於宋儒邵雍，但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對其加以改造，只是強調世變出於天地之力，人只能順勢而為而無法抗拒。就時間運轉的自然規律來看，「世變」是天地的必然之勢，而人事本應順天，所以，變革就具有必要性。既然「世變」是必然的，自然應該提高警覺採取應變以避免世運之災禍。晚清一系列的西學翻譯與變革運動，很大程度上奠基於此。「運會說」可說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藉由傳統來認識新局面時所採取的一種過渡與折衷的方式，其背後有一套極為關鍵的支撐性論述，那就是以強弱論天下、論時事的思維，以及歷史發展有其方向與目的的觀念。這是作為一種文化觀的變局觀的深層內涵。

中國近代早期的強弱意識是在激烈的中西衝突下所形成的，一些知識分子往往把近代中國的「變局」與戰國時代諸侯爭霸的局面相提並論。在這樣的比較中，中國已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世界上眾多國家之一。這意味著以華夏為中心的大一統觀念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已產生動搖，中國逐漸淪落為列強爭相競逐、瓜分的「弱者」。雖然伴隨國際社會觀念的開啟，中國近代早期的知識分子也逐漸接觸到國際秩序中的「平等」與「公正」概念，但是面對西方列強在中國侵吞的事實，他們也無不感受到公法的不可靠以及「勢」與「力」的必要性。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當時開明的士人一般都是通過中國的「弱勢」與西方「強勢」的強烈對比，警告國人以求覺醒和自強。

新的歷史進步意識啟蒙

在知變而應變的情勢下，那一時期的士人們普遍相信，通過對西方高度發展的「格致之學」（西用）的學習，中國可以重回富強之林。於是，在士人們的理想中，傳統的道德、倫理必須居於「中體」的核心位置。但是在現實的層面上，代表著人類世界發展到更高程度的格致之學反倒是眼前的當務之急。這也就是所謂「立國之本」與「強國之路」的悖離，以及「啟蒙」與「救亡」的矛盾。強調格致之學以為競爭的工具，也就是重視外部知識，強調形而下的「器」的力量。

晚清時期軍隊的變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格致之學與闡明國際局勢的過程中，開始出現這樣一種現象：一些士人在對西學有所了解後，注意到西方社會發展的進程，並試圖通過歷史階段性進步的概念來指明中國理應變革、前進的方向。鄭觀應的一段話可以代表這樣的論述模式：「夫以上古遊獵之時，耕牧之世，猶尚教養，況於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滿，弋獵固無以為糧，而耕牧猶虞不給，教養詎可廢乎？故西人廣求格致，以為教養之方。蓋世界由弋獵變而為耕牧，耕牧變而為格致，此固世運之遷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顧格致為何？窮天地之化機，闡萬物之元理，以人事補天工，役天工於人事。」在這裡，鄭觀應將格致之學視為近代西方社會發展的關鍵，並且通過歷史變遷的模式，表明了一種歷史進步論的想法。在這樣的論斷中我們可以看見，一種類似於西方啟蒙時代的歷史階段論的歷史意識，通過西學的翻譯、傳述以及現實中強弱對比的衝擊，開始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萌芽。

當時士人們還沒有完全擺脫儒家的「古勝於今」或「一治一亂」的理念，但這種歷史意識已經開始動搖，一種新的進化與進步意識和史觀正在醞釀。王韜在一篇文章中明白地指出，中國必須富強、變法，並循著一種世界史的方向前進：「今日歐洲諸國日臻強盛，智慧之士造火輪舟車以通同洲異洲諸國，東、西兩半球足跡無不遍，窮島異民幾無不至，合一之機將兆於此。……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聖人，早已燭照而券操之。」王韜以效法西洋為入手門徑，說明中國不能不適應這種局勢，他甚至樂觀地設想地球萬國將日趨於混同為一。

梁啟超

這種歷史發展方向與目的的樂觀預測，不管其內涵是否符合西方啟蒙時期的樂觀進步主義，都已在說明：在王韜、鄭觀應等一代人的眼中，儘管仍存在著變革上的矛盾之處，但歷史已不再僅是服膺於時間上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這種在危亡變局下所形成的新的歷史進步意識，成了後來嚴復、康有為、梁啟超歷史進化論與大同烏托邦的先聲。有「變局」觀作為思想背景和先導，進化論思潮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迅速傳布與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改革和文化運動密切相聯，徹底轉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內核和外在形態。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轉化創新研究」（批准號為16JJD720004）階段性成果]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1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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