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鑰匙——德意志黑森林裡的人和事

郭爽，1984年出生於貴州。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供職於南方都市報。出版故事集《親愛的米亞》（2013）。小說、隨筆見於《作家》、《山花》、《上海文學》等刊物。獲第七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獲德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無界行者」創作獎學金（2015）。現居廣州，自由寫作。

七歲那年，嘎瑪上學了。孩子從牧區上來，拉羊一樣被車拉到鎮上。蘇聯式樣的排房改造成教室，嘎瑪混在羊群中，進入屋檐底下的世界。腳下「嘎吱嘎吱」響，他們管這個叫「木地板」。他們——大一些的孩子，老師，或者更多的陌生人。嘎瑪穿著小蒙古袍子、腳上套著小蒙古靴子，每走一步木地板就回應他「嘎吱」一聲。他很不自在，不自在得幾乎就邁不開步子來。在這之前，他的頭頂上是天，雲，星星。鑽進蒙古包里，腳下踩著的是折斷的草莖與泥土混合的地，有濕潤的腥氣。跟蒙古包外面的地，一樣一樣的。木地板跟嘎瑪，嘎瑪跟木地板，格格不入。後來——很多年後，嘎瑪在回憶往事時發現，就是在這一天，踏上木地板的這一天，他開始了另一種生活。被木地板隔開的不止是土地，也不止是草原，而是他不需要鑰匙也能進入的世界。

1980年代初的內蒙牧民，跟全中國的人民一樣，在大集體中生活。勞作需分配，糧食靠供給。

嘎瑪的父親母親都是牧民，一家三口住在蒙古包里。

小時候，家裡很窮，唯一來錢的辦法就是賣羊。羊也不是很好賣，就是用羊和羊皮，和人換東西。換點鹽，換點米。一家人養五十隻羊的話，其中二十五隻或者三十隻是給集體代養的。羊集體屠宰後供給北京、供給上海，總之，是供給牧區之外需要羊肉的地方。

說起童年、吃、喝這些最初的切膚記憶時，嘎瑪吐出的語句是這樣的——

「沒菜，糧少，總吃肉。」

「一張糧票兩個饅頭。」

「中央領導需要羊肉。」

口吻里是孩子被大人告知某種現實時，被動、模糊的轉述與模仿。

至於為何父母只誕下了自己一個孩子，嘎瑪也不明白。至於如何變成了一個牧區長大的獨生子，這對他來說，一直是個謎。1977年，嘎瑪出生的這一年，中國大部分的城鎮孩子成了獨生子女。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從此都持守著一個被孤獨、沉默和過度的注意力所光照的童年。實驗品般的切割感與某種神秘。嘎瑪意外地成為擁有這種體驗的孩子之一。

父親沉默固執，母親勤勞慈愛。他們的獨子嘎瑪成績很好，被視為可以考上大學走出牧區吃城裡飯的孩子。一種盼望。

嘎瑪也確實爭氣。爭氣，一個大人口中常見的辭彙。潛台詞是，男人就該有男人的樣子，丈夫就該有丈夫的樣子，而孩子，最好也該有一個聽話的孩子該有的樣子。什麼樣子呢，大概就是學習自覺上進，身體健康別生什麼病，在父母的訓誡面前能低眉順耳。這樣，大人們不僅會評價這孩子「爭氣」，還會由衷地讚揚他「懂事」。幾乎就是最高的讚美了。

多年以後，嘎瑪也為人父。他陪兒子畫畫，自己畫得太快太好，兒子倍感壓力，「爸爸討厭，我不喜歡畫畫了」。嘎瑪覺得有些自責。他的童年裡沒有這種來自父親的陪伴，以至於也不知道該表現到什麼程度才是合適。

他花時間給兩個兒子講故事，故事的主角往往是自己繪畫世界裡創造出來的角色。講著講著孩子會反駁，「不對，這個人不是壞人。」或者說：「他上次出現在另一個地方。」孩子毫不費力就能進入嘎瑪幻想的世界，那些跟他的童年經歷牽絆不清，時不時浮現，甚至可以直接從他的畫中辨認出來的一個世界。

他以這樣的方式留存和更新著自己的童年。

從內蒙走到德國，走的路太遠，讓嘎瑪不僅卸掉了一身鎧甲，還長出了自己也不明白的軟肋。他畫畫，愛，養育，成了一個與自己的父親截然不同的父親。

在嘎瑪的畫室里，我們談到童年所見之物會印在視網膜上，成為潛意識裡的風景和色彩，成為創作者終生的命題。

我告訴他，孩子相信稻草可以紡成金線。只要你掌握了神秘的咒語。金線就會從紡車裡汩汩而出，堆積成山，人會嗔目結舌，只有小精靈飛舞著，安之若素。因為它知道，不過是源於一個咒語。

那是些怎樣的小精靈呢，在嘎瑪的世界裡。他們穿行於草原、房間、雪山、天空與秘境之間，守護著誕生之初的原色。蹁躚飛舞。

嘎瑪說，大兒子出生後，眼睛藍得像天空像海水一樣。那藍純粹鮮亮，連身為畫家的他也只能驚嘆並凝望。慢慢，也許是越來越多的光線進入了眼睛裡，兒子的眼睛不復當初的藍色。他仍漂亮，是會讓路人駐足的可愛寶寶，但那誕生之初的藍再也沒有回來過。

誕生之藍是純色之一。嘎瑪指點著畫布上飽和度極高的色彩，說，蒙古袍——湛藍。哈達——雪白。敖包上的彩旗——大紅大紫大綠大黃。草原——綠，真綠。「自然里的顏色就是這樣的，沒有加過任何變過的顏色。」

高飽和度的色彩流淌在畫布上，編織出一個個夢境。守護神、薩滿、蘑菇、木地板、雪山、白樺樹，這些可分解的現實物件與符號，融匯在一個個交疊、扭曲的空間里，是嘎瑪隨手採擷再造而出的，只屬於他的世界。

在遠離故土的德意志，他用顏料與畫布塗抹出了一個理想國。

那些顏色的純度，看久了讓人眼睛發脹，想流眼淚。像遠山的呼喚，或者鹿群奔跑的鼓噪。是我們所見的世界裡沒有的景象聲音。

這些，對嘎瑪來說，是在破裂與衝撞中銘記下來的。

在沒有見過另一個世界的灰色前，他並未真正懂得原色之美。

1980年代的牧區，人分兩種，放羊的、上班的。放羊的住在草原，上班的住在城裡。跟那時候的中國其他地區里，人分成上班的、種地的相同又不同。上學前，嘎瑪只見過放羊的。放羊的人穿戴鮮亮，蒙古袍與哈達，敖包與彩旗，顏色爭先恐後要跟天空和草原唱和。等他到了城裡讀書，發現城裡人穿的都是灰色，或者軍綠色。只有胸口的領袖像章或袖管上的臂章帶一點鮮紅。牧區偏遠，閉塞，一切大事發生與傳遞的節奏都落後於城市。當那時青年人的狂熱已經在大城市偃旗息鼓時，這裡還遲緩地重複著過時的口令與號召。如熱天午後樹枝上一隻蟬般對時間和空間顯出漠然來。支援邊疆的知青們尚未離開。胸口別著毛主席像章去照相館留影，仍是榮耀的事。對嘎瑪來說，紅衛兵、大字報就是童年的一部分。領袖像章就別在他的蒙古袍子上，滾燙的光榮灼燒著他胸口幼嫩的皮膚。

或許因為過早地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視覺世界，讓嘎瑪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倖存者。他的畫里，會出現床幔低垂的意象。紅色的床幔、床單，你看到就想躺上去。很軟，軟得讓你忘了一切，只有睜眼閉眼的紅色。但他到此戛然而止，不再多言語。因為，「從那個房間出來後，會發現根本不是紅色的，床也沒有那麼軟。」

他的畫里，在山巒、樺樹、麋鹿、精靈守護的房間里，會突然出現懸崖峭壁，把空間破開，漏風進來。而在峭壁與風之間的土地，是一格一格的木地板。彩色的世界和灰色的世界在這裡交融，說蒙語的，說漢語的，還有說德語的說英語的，都湧進房間來。眾聲喧嘩。把風帶來的那個空間及它的更遠處則鴉雀無聲。每個觀眾，都能對著畫面聽到屬於自己文化基因里的聲音，像冬夜裡的一記又一記的鼓聲。

嘎瑪說，有時候，他會看著兒子塗鴉。孩子畫的是他們想要的世界。孩子想蓋房子、想開車、想去太空，他畫出來。

對嘎瑪來說也是如此，繪畫是自由。人類現實中做不到的東西，無法表達的東西，讓繪畫來做。

穿行在繪畫王國的平行世界裡時，嘎瑪手中握著一把把鑰匙。要講述鑰匙，必須先講述薩滿與守護神的傳說。

嘎瑪有一幅畫，白楊樹圍成一圈，一個穿彩條裙子的人正騰空一躍。

「我姑婆她是薩滿，現在還在，八十多了。」嘎瑪說，姑婆是薩滿，而薩滿手裡握著鑰匙。

如果我們的肉體生病了，薩滿法師說，其實是你的靈魂生病了。我們的靈魂要是好了，肉體自然而然就好了。但是你的靈魂需要有個人去和他聊，需要告訴他——你的肉體那邊出了事情，你自己要看一下。

這個人就是薩滿法師。

他有鑰匙，可以去到另一個世界。這個鑰匙不是漢語所說的開門的那個鑰匙。這鑰匙可能是一個口令，可能是一個地方，也可能是一個眼神。「薩滿他有鑰匙，可以在我們這個世界和另一個世界來回穿梭。」

嘎瑪畫了「守護神」系列。藍鞋子紅禮帽的小人站在雄鹿的頭頂，守護著一個世界的入口。紅衫子藍褲子齊劉海的媚態女人，騎坐在棕熊頭頂，也守護著一個世界的入口。還有其他守護神——白襯衫黑褲子馬丁靴裝扮的朋克青年，穿紅色斗篷款大衣的雙胞胎少女，赤裸上身鬼魅蒼白的精靈。或坐或站在動物巨大的頭頂上。看似靜寂無聲的畫面里，守護神和動物，兩雙眼睛同時看向畫面外的你，突然耳邊就有風聲。

「你的鑰匙在哪裡？」

你得問這些守護神。

你會問什麼？

在嘎瑪小時候，全世界他最怕的人，就是薩滿姑婆。家裡人一提她名字，嘎瑪身上會起雞皮疙瘩。這名字也被用來當作喝止嘎瑪哭鬧的法寶，只要家人一報這名字，他就不哭了。不敢哭了。

在牧區，那年頭嬰兒的成活率不高。嘎瑪身體不好，被父母寄養在薩滿姑婆家。那是個特殊的蒙古包，每天人來人往。除了像嘎瑪這樣體弱多病的小孩，大人病了牲口病了都要抱給薩滿姑婆看。看一看，摸一摸，尋求一點人所不能的解決方案。

寄住在那裡時，嘎瑪時不時就要看姑婆做法。

姑婆只有一米四一米五的個頭，小老太太，很黑很瘦。但嘎瑪感覺她是三米高的一個龐然大物。一個巨人。一個不可知不能知的存在。姑婆很疼愛嘎瑪，但嘎瑪就是怕。他覺得在姑婆旁邊有一種力量，有一種形容不出來的氣場。

自然，姑婆也曾是個小女孩，並不是生來就是薩滿。聽家裡人說，她身體很差，從小一直病，死去活來那種病，從來沒好過。直到有一天，一個白鬍子老頭出現。那個老頭在姑婆家的蒙古包里待了很久很久，十天半個月。自那以後，姑婆再也沒病過，但變得神神癲癲的。說很多從前從沒說過的事，說很多其他人理解不了的事。也被認為從此具備了某種其他人所沒有的能力。

後來，知青下鄉，把姑婆揪起來打。她的神神癲癲加劇了，人們說，估計是給打瘋了。然而，幸運或不幸地，她也因此在人禍之中沒再受更多的苦。誰會跟一個瘋子較勁呢。他們要找的都是些正常人。雖然在1949年之後，薩滿就破除了，但民間的崇拜並沒有立馬消失。即使在牧民們都認為姑婆已經被打瘋了後，還是有很多人去找她。把牲口和孩子抱在懷裡，去找這個瘋瘋癲癲的薩滿，尋求解脫，尋求醫治。

人的願望一旦說給薩滿聽，就要尋求出口。

姑婆拿著鼓，穿著大袍子，戴著用彩色布條做成的頭飾。這就是作法了。作法之前，她會把草啊毛啊這些不知從哪尋來的東西燃起來。煙熏火燎，姑婆跳跳跳跳很久。嘎瑪偷偷看著。姑婆會突然「巴嚓」一下倒在地上，然後「唰」一下就能坐起來。這些肢體外在的動作，只是神秘未明，並沒有讓嘎瑪恐懼。恐懼的是他試圖去尋找姑婆的眼睛，卻在那張被小彩條遮蓋的臉上，看到一雙只有眼白的眼睛，或者一對流血的眼睛。他不知道姑婆是不是要死了，她看起來確實像是要死了。就在這種時候，姑婆會突然叫起來，叫聲像鷹一樣，或者像鹿一樣。嘎瑪嚇得哭起來。那不是人類能發出的聲音。

在清醒的時候，姑婆曾告訴嘎瑪，這些時刻，就是她用鑰匙在問守護者了。如果問得對了，通過了，她就可以去那個世界了。

那個世界。

「薩滿這個形式有點笨拙。薩滿我覺得他不是信仰，他是醫生。」三十多年後，嘎瑪這麼對我說。

在嘎瑪的畫里，穿彩條裙子的薩滿形象常常可見，但那股神秘力量狂飆的極點往往是守護神不在場的一刻。

有一幅畫，主體是一個巨大的房間，有五十個你我疊起來那麼高。一大片樺樹林突然衝破了房間牆壁，千軍萬馬奔騰咆哮著闖進來。薩滿雙手扯住一塊藍布，幾乎就要被這陣颶風颳走。他一隻腳高高蹺起，跳躍起來，要撲向那個世界。這是個兩手空空的薩滿，沒有鼓，沒有袍子，赤裸著身體只抓著一塊被風鼓起來的藍布。

嘎瑪說，他相信有那個世界存在。而那個世界的入口，從他的潛意識流淌至畫布上定型時，通常是在一個鋪著木地板的房間里。

泥土與草被阻隔開，鋪上木地板，走上去「嘎吱嘎吱」響的一個房間。

我告訴嘎瑪，關於鑰匙，我們腳下的土地有著最古老的傳說，故事的男主角也是一個窮人家的小夥子。

冬天裡，有一次落了大雪，一個貧窮的小夥子到外面去，用雪橇運木柴。他把柴檢在一起，放到車子上，因為冷得厲害，他不肯回家，要先燒火烤烤。他先把雪撥開，掃除地面，發現了一把小金鑰匙。他覺得，有鑰匙的地方，一定也有鎖。他就在地下挖，發現了一隻小鐵箱。小夥子想：「但願這把鑰匙是開這口箱子的！箱子里一定有值錢的東西。」他找鑰匙孔，但半天沒找到。最後他看見了一個小洞，但是小得幾乎看不見。他把鑰匙插進去試了試，運氣很好，正合適。他就轉動了一下。

「然後呢？」嘎瑪問。

「故事的最後一句是——現在，我們應該等著他把鎖完全打開，掀起箱蓋，然後我們就知道，箱子里到底有什麼稀奇玩意了。」

「就完了？」

「也可以說，故事才剛開始。」我說。

作為鑰匙的隱喻，薩滿總需要尋找下一個薩滿，嘎瑪說。他們需要把手中的鑰匙交出去。如果哪一天，薩滿預感自己將要離開這個世界了，就會上路去尋找下一個薩滿。

新薩滿在遇見老薩滿前可能是一個普通人。老薩滿會幫助他把世界打開。如此傳承，在西伯利亞，在蒙古草原，在北亞廣袤遼闊的土地上，代代更迭。

鑰匙是危險的。而你一旦開始了尋找鑰匙的旅程，就無法停止。

離開草原前，沒有任何一個老薩滿找上嘎瑪。雖然他也許渴望過那種能力。後來，讓他去往另一個世界的鑰匙，不是咒語，而是把物事畫在紙上的能力。

事情從嘎瑪意外摔斷腿開始。

中考每天考兩門，得考好幾天。第一天考完，嘎瑪跟人借了輛摩托車想趕回家。那時候，城裡回牧區的路根本沒有燈。迎面開來一輛卡車，車頭燈壞了一盞，遠遠看起來以為是輛摩托車。卡車拉著一車磚，撞上了嘎瑪。腿一下就斷了。斷成好幾截的腿讓嘎瑪住了三個月醫院。最後，沒有考試成績的結果是，要麼復讀，要麼失學。

一個小學同學、好哥們的媽媽是位能人，幫嘎瑪找了關係去職高讀書。職高只有三種專業，電腦、室內裝修、美容美髮。嘎瑪此前都沒有學過畫畫，但他天生就會畫，而且畫得好，就選了室內裝修。

之前，家裡人一直覺得他是上大學的料，畫畫哪能當回事。他只能偷著畫。初中的時候，他個子高，坐在最後一排。看著前排同學，就用鉛筆勾勒他們的背影。鉛筆在書的空白處描出一個個人形來，胖瘦高矮。同學們圍著看，翻著看，「啊這是我」，一眼就能認出來是誰誰誰。

畫畫慢慢被確認為他的能力，也開始顯現為被鑄造成一把鑰匙的可能。

在職高學室內裝修，美工課要畫素描，三角體正方體，黑白夾燈，荷馬頭像。老師是內蒙古師範大學畢業的，這是離牧區最近、設有美術專業的一所高校。看到嘎瑪的素描，老師說，「你造型感特彆強畫得特別好，建議你每天多畫一些速寫。」

那時候，城裡最能見著不同樣子人的地方是火車站。牧民們擠在車站裡等車，有時要等一兩個月。還有好多流浪的人。火車站是蘇式建築，大廳開闊，頂特別高。候車室里擺著長條凳子，人或躺或坐。也有些殘疾人，或者販夫走卒，蝸居在這個屋檐下。他們無所事事，只是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地坐著。似乎就在等待一雙眼睛，一支畫筆。

從老師告誡嘎瑪該畫速寫的那天開始，最少有兩年，這個少年每天都去火車站畫速寫。「無論下刀子還是刮炸彈風，每天都去。最後就有八麻袋，編織袋，八大袋這種速寫。」他模糊地感受到心裡涌動的熱流，可以通過畫筆流淌出來，被固定在紙張上。而這種固定，與放羊或剪草所帶來的愉悅截然不同，它指向一個未知的方向，不是雙腳在奔跑，而是一顆熱切的心。

就這麼畫著畫著，外面世界的氣息開始吹了進來。城裡有根很高的竿子，竿子上綁著兩個大喇叭。廣播站每天「滴答滴答」從大喇叭里傳出訊息來。所謂訊息也無非是「今天打疫苗啦牲口全部來集中一下」「明天牧區主任下來視察啦，圈、牲口洗一洗弄弄乾凈」「後天……」

但突然有一天，喇叭里傳出一首歌。後來他知道，這是搖滾。嘎瑪站在大喇叭下面，聽得熱血沸騰，到處去打聽，「誰唱的！誰唱的！」要麼鄧麗君要麼《鐵窗淚》的歌聲里，居然有人能這樣說，這樣唱！嘎瑪開始知道，在首都北京，有崔健，有黑豹，有唐朝，有超載，有一個吞吐出的字句能重擊他內心的世界存在。

想像讓人澎湃，讓人有改變的一絲盼望。但通往那個世界的入口在哪裡？牧區沒有一個人去過北京，但在嘎瑪每天去畫速寫的火車站裡，總能看見過站車的車身上標著那滾燙的兩個字，終點站——北京。哐哧哐哧，鐵軌吞吐出一個夢。嘎瑪拍打著全身，想看看能不能有一把鑰匙從身體里跌落出來，拍來拍去，身體只是身體，跟牧區少年並無二致，除了手中緊緊握住的畫筆。

還有一年，嘎瑪就要從職高畢業了。美術老師說，你畢業後，不一定當美工給人家搞室內設計，還有一條路你可以選擇，你可以去呼和浩特，考內蒙古師範大學美術系。先有專業課考試，專業課過了就有文化課考試，不考數學物理，而且你語文那麼好，有可能考上。

嘎瑪跟五六個同學一起，瞞著父母去了呼和浩特。在內蒙古師範大學和內蒙古藝術學院都報名了，想摸摸路子，明年畢業了正式報考。

報名那天，內蒙古藝術學院門口排起了長龍。全內蒙的藝術考生，從很遠的地方來的都集結在了這裡。有些人穿著大皮衣、牛仔靴，甩著長頭髮，跟「唐朝」一個裝扮。把嘎瑪和他的夥伴們震撼了。「你看人家多……哇……你看咱們土成什麼……女孩子，牛仔褲（膝蓋）能這麼弄開。我們都沒穿過牛仔褲。」

在省城見了世面，專業課又都考過了，嘎瑪有了信心。在職高的最後一年，他堅持每天去火車站畫速寫，等待著畢業來臨報考美術學院。

但家裡對他這個半大小子的前途規劃開始有了矛盾。一個從小被指望著上大學的獨生子，半途意外上了個破職高，正經大學沒法上了，畫畫又不能當飯吃。父親說，給你兩千塊錢，職高畢業你開個修摩托車的鋪子。

當時，牧民不騎馬了，改騎摩托車。摩托車比馬快，比馬耐久力強，還時尚。只要有油，能跑好幾百公里。而且摩托車壞了以後很少有人會修。父親說：「修摩托車吧，能掙點錢。」嘎瑪不服從，「我說我打死我也不能想到，長這麼大了，十七八歲了，將來到老，我是修摩托車的命。」無法接受。

命運也在給出其他暗示。

一個同學的爸爸去北京提疫苗，成了牧區少年最羨慕的人。他當然帶回來了牲口要打的疫苗，更帶回了一套照片。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長城、頤和園，燕京、國貿，對少年們來說，那簡直就是天堂的模樣。

嘎瑪跑去問美術老師，北京有沒有學校可以考？老師說，北京有全中國最好的美術學校叫中央美術學院。可以考一考，但是特別地難，我估計你們都考不上。還有挺多其他學校，工藝美院、廣播學院、輕工業學院，都可以考，去吧去試試。

商量來商量去，原來一起去呼和浩特考學的夥伴都猶豫、退縮了，只有嘎瑪在內的兩個人想去。怎麼去呢，不能跟家裡人說，家裡人不給你錢。去趟北京得多少錢啊。父母一輩子都沒去過北京。嘎瑪去給人家看牲口，賺錢，攢錢。等到要去北京的日子到了，兩人就各自跟父母說，是去對方家裡住，幫忙看牲口。

火車「哐哧哐哧」進站了。

去北京，當時得二十八個小時，票是買不起的。兩個少年「貓」上車去，跟人求情，想藏在火車座位下面。一看是牧區上來的小孩，沒錢，大人們聽了幾句好話就讓兩人鑽到下面躲起來了。查票的來問，就說下面放了書包。躲在座位下面，嘎瑪覺得一點也不累，也不渴。北京！

走出北京站，木地板之上的世界開始瘋狂擴張，龐大無序。每一口呼吸都夾帶新鮮刺激的東西進入大腦和身體。

嘎瑪生平第一次見有軌電車，汽車上面長著兩根大天線。第一次見大高樓。第一次見外國人，大個子、金頭髮、藍眼睛。第一次見到賣打口帶的，第一次聽到了國外的搖滾。第一次吃了麥當勞（很快錢用光了讓他對這個衝動的行為後悔不已）。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去了中央美院的校園。天光從畫室的頂上落下來，嘎瑪伸手摩挲著空氣，手指變得潔白、透明，畫布和顏料都在招呼著手指。嘎瑪的心跳得快極了。

然而，看牲口攢下的錢很快沒有了。雖然兩人住在地下室里，但北京的消費跟牧區相比貴了幾十倍。地下室在朝陽區的一個小區里，住的全是他們一般大的學生。外地來考試的，男孩女孩。在這裡，嘎瑪第一次聽南方人說話，「聽不懂」。中午推三輪車的大爺賣盒飯，白色的盒飯，有三塊的五塊的八塊的十塊的，有肉沒肉的。

像每一個初到北京的外省青年，嘎瑪也學北京人說話，捲舌音兒化音的京腔。但現實並不像口音那樣容易掩蓋。有幾次半夜醒來，看見很多蟑螂在地上爬，嘎瑪會想，自己是不是錯了。一意孤行，跑到北京來考學，到底結果會是什麼。但在白天，在更多的時刻，他仍然覺得，自己手裡是有一把鑰匙的。

錢用完了，兩人也不敢找活兒。在等待報名考試的期間，嘎瑪與朋友去賣血。每人各賣了兩次。在知道北京存在著一個天堂般的世界時，嘎瑪曾拍打身體想要找到一把鑰匙。時間過去了，他除了一副好身體，並沒有更多別的東西。好吧，就用這具好身體。賣血的人排著隊，沒有一個人帶著笑容，似乎等待他們的不是立刻兌現的鈔票，而是難言的屈辱。第二次賣血後，嘎瑪在地下室里躺了一下午。想著馬上就要考試了，他大聲地笑了起來。似乎，血從身體里抽出來後，恐懼也隨之汩汩流走了。

鄰居們奔走相告嘎瑪考上了北京的大學。父親說，你別去了，沒錢，供不起，你自己想辦法。嘎瑪說，不行我非要上學。父親說，我的意見是你不能去上。你在這兒還是掙點錢養這個家吧。

嘎瑪的媽媽那時候已經不是牧民了，她在一個製藥廠里干包裝的活兒。一排中年婦女坐在流水線上給人包葯。媽媽說，我每個月掙四百，我給你兩百，「你去吧，我相信你。」

離開家的那天，媽媽一人送嘎瑪到那個他曾天天去「報到」的火車站。車開了後，媽媽一個人在站台上的樣子越來越小越來越遠，最後變成了一個白色的圓點。

嘎瑪一去北京，父母就分居了。逢年過節同學全部回家，可是嘎瑪不知道該去哪，只能一個人在宿舍。

媽媽還是媽媽，爸爸當然也還是爸爸。但在客觀屬性與稱謂之下，什麼東西卻已經本質地改變了。嘎瑪自然還是這個男人與這個女人共同誕下的獨子，但也許從他賣血養活自己的那天起，這個被給予的身體，就在抽取自己的血肉去鍛造鑰匙。

不惜代價地，要到另一個世界去。

1990年代末，北京的家庭時興掛名畫仿製品。達?芬奇《蒙娜麗莎》、梵?高《向日葵》、安格爾《泉》等等。嘎瑪靠臨畫掙了些錢，畫得像，對他來說是很容易的事。這些仿畫解決了他的日常開銷，但並不能讓他獲得更多的快樂。甚至，課堂上千篇一律的寫實也讓他厭倦。如果藝術家只是負責在畫布上重現與現實別無二致的真實，那內心的洶湧該流向哪裡？

首都的各國大使館經常舉辦小型展覽，很多國外的原畫能看到了。波普正熱，安迪?沃霍爾的金寶湯罐頭展示著即將席捲中國的消費主義洪流。中國藝術家們熱衷政治波普，成了外國藏家眼裡的搶手貨。

很多年後，離開中國已很久很久的嘎瑪，在北京宋庄吃驚地發現，跟他一樣年紀甚至年輕得多的畫家們，還在畫紅衛兵或紅衛兵的變種。要麼是大胖子，要麼是小眼睛，要麼戴著紅頭巾。身姿與臉色，擰成麻繩或松樹樹榦一樣的遒勁猙獰。歷史被嘲弄被戲仿，資本被追逐被崇拜。

政治的鏡子是障眼法。一個中國藝術家從拿起畫筆、把油彩擠到調色板上的那天開始，就註定了身份的悖謬。這是誕生於歐洲的藝術語言，經曆數代巨匠的勞作與更迭。技術只是入場券。當然，可以模仿，但工夫可以練出來，藝術無法練出來。東亞與歐洲的藝術如對壘的兩壁。這些事實是殘酷的。大概也是因此，讓在這套語言里沉浮的中國藝術家，披掛起政治的符號做外衣。

還是學生時，嘎瑪只是本能地不喜歡這套語言。他看到了德國表現主義的作品。看到那些原畫，就像他第一次從大喇叭里聽到搖滾樂一樣，是精神上的強刺激。

埃德施密特說：「世界就存在在這裡，僅僅再現它是毫無意思的。」「必須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圖像。」新的圖像世界把藝術家的感情轉化為幻象，背後是竭盡全力的吶喊。這份本能的衝動讓嘎瑪震撼。

就像瑪?蘇斯曼陳述的那樣，「用我們那可憐的、窒息得要死的人聲吶喊，喊的聲音蓋過正在發生的事件的可怕的喧囂聲，喊得讓人們、讓上帝聽到我們的聲音。」

全新的視覺體驗，讓嘎瑪在神魂顛倒中驚訝地張大嘴巴，也讓他確定了那是他的藝術要尋找的「他方」。一個美麗新世界。

那時的「出國潮」中，大多數人的首選是美國，但嘎瑪知道自己想去德國。當然，德國讀書不收學費也是個好消息。在網上聯繫了一個語言學校，把打工幾年掙的錢兌換成美元再兌換成馬克，熱望終究壓過了忐忑，揣著薄得不能再薄的錢，他出發了。

北京飛慕尼黑的飛機上，嘎瑪的身體慢慢冷卻。恐懼未經預告就淹沒了他，讓他失聲痛哭起來。

出國準備的過程中，固然也想過前途未卜，但飛機離開地面後，他終於意識到自己像離開草原一樣，再次從自己所屬的文化母體中剝離了。他知道，這條路非常地難，而自己只有三個月的語言簽證，不能打工，很難延簽。手中的畫筆是鑰匙也是魔咒，蠱惑著他，奴役著他，折磨著他。

他哭得厲害。

旁邊坐的德國老太太問他：「孩子，你是不是病了？」

是啊，除了止不住的疼痛，還有什麼會讓人那樣哭呢。

那時沒有「旅遊攻略」一說。嘎瑪也就不知道德國的交通樞紐是法蘭克福，只因為飛慕尼黑的機票便宜就飛到了慕尼黑。坐高速直達火車，從慕尼黑到弗萊堡只需兩小時，嘎瑪卻坐了兩天。

慕尼黑機場就可以直接上高速火車，但嘎瑪從慕尼黑機場先坐到了慕尼黑市區總火車站。他以為，火車就要從總火車站才能出發去別的地方。在中國必須這樣。他還覺得，這一路上必須要在什麼地方轉車，因為中國老要轉車。

於是，他從慕尼黑總站坐到烏爾姆，從烏爾姆坐到斯圖加特，從斯圖加特坐到曼海姆，從曼海姆坐到卡爾斯魯厄。一直坐到晚上兩點，所有車都沒了。他拎著行李在站台上，不知何處去。他用一等車的票坐了最慢的車，還帶著一大堆行李。

第一個在德國的夜晚，嘎瑪在站台上度過。那天是3月26號，春天來了，空氣特別好，綠色開始冒出來。一切新鮮，有趣，生機勃勃。新芽與春風在夜色里浮動。站台空曠，世界只剩一人。嘎瑪興奮地掏出紙和筆，畫了幾幅速寫。心與風景在紙上定型。

三個月的語言簽證最多只能再延一次語言簽證，也就是再三個月，要不然就只有大學錄取通知書可以換取繼續留在德國的權利了。六個月的語言學校，加上吃喝房租，從國內帶來的錢很快就沒了。沒有打工許可，嘎瑪只能去香港人開的餐館打黑工。兩小時洗兩百個盤子。工資是三馬克一小時。洗到最後，手指腫得跟胡蘿蔔一樣，抻都抻不開。「你來這你不是要上學嗎？你的手不是要畫畫的嗎？你這樣你的手要廢了。」

心越急，身體反而越弱，病來如山倒。真的窮途末路了。

只有考大學一條路。

他帶上來德國畫的幾幅速寫（沒錢買顏料），車站即景、風景什麼的，去弗萊堡附近的一個私立大學面試。公立大學每年的招生和入學都是固定時段，只能先試試私立大學。校長讓他繳費入讀，帶他去了教室。教授在畫室里看了他帶來的速寫，說，你不能在這兒上，你應該去卡爾斯魯厄、斯圖加特、柏林那邊上。因為你畫得已經很好，很專業。在我這上的都是業餘的，閑暇時間花點錢學學畫畫。

但為了拿到留在德國的簽證，嘎瑪還是先註冊了。

註冊之後馬上換了簽證，兩年，可以打工，大學生了。嘎瑪覺得驕傲極了。但如何生存仍是最大的問題。他的德語太差了，之前在語言學校一直在打工，沒怎麼上課。專門去上語言班又很貴，上不起。如果語言不行，就意味著不能去餐館打工，你沒法點菜端盤子。只能去就業中心找那些最臟最累德國人不願乾的活兒。

就這樣，嘎瑪在養老院打工，給老人們擦屎端尿。臟，累，都不是太大的問題。只是那些行將朽壞的肉體讓嘎瑪的精神受到了很大衝擊。「二戰」後留在德國的蘇聯老紅軍、兒女雙失的德國老太太，如果要更細緻地分類，還可以說，產業工人、大學教授、皮革商人。人最後在天堂門口排隊時，姿態並不好看。而一天天失控的肉體，則讓人除了承受屈辱之外也沒有其他。

再這樣下去自己就要崩潰了，嘎瑪知道。他不能再聽之任之。他想起蒙古包。姑婆的蒙古包外面，那些抱著孩子和牲口來尋求醫治的牧民。生命困囿於肉體，而肉體的疼痛永遠不會止息。如果他不能把手中畫筆攥得緊一點，再緊一點，他就什麼也不是，就會也這樣朽壞和消失。

他耐心地給老太太擦洗乾淨，可是，她馬上又尿了嘎瑪一身。

必須學會開口說話。不然，又怎麼說出你的祈望？

弗萊堡是個大學城，大學生想招合租很難很難，都要排長隊。嘎瑪細心看登在報紙上找合租的，特意找男生的，一起住交流會更多，能更快地學會德語。很快，發現有三個男生在找一個合租夥伴，條件很合適。去了之後，發現「應試者」大排長龍讓他們「面試」，有些「應試者」還準備了簡歷。這三個男生住在弗萊堡特別好的地段，房子還是幢別墅，而且特別便宜。

終於排到嘎瑪時，他說，我沒有簡歷，但是我會做中國飯，「只要我能住在這兒，我每天給你們做中餐。」這三個男生，一個學哲學一個學物理一個學數學，每天科研之外就是吃食堂。三人交換了一下眼神，說，行吧就你吧。

搬進去的那天，嘎瑪吃驚地發現，整個屋子裡所有的東西上都貼了黃色的便利貼。每個物件上都寫了對應的德語。盤子、桌子、叉子，窗帘、沙發、電視。嘎瑪要記住這些單詞才能把紙條撕掉。就像一個尋寶的遊戲，嘎瑪打開所有的抽屜都能看到黃色便利貼。

詞是世界的入口。看見它們，像咒語一樣反覆念誦它們，稻草就會被紡成金線，金線就會在房間里轉動起來，守護著入口的小精靈才會翩然降臨。

一年後，嘎瑪申請卡爾斯魯厄和慕尼黑兩所專業藝術院校，全通過。他揣著詞鑄成的鑰匙，奔赴卡爾斯魯厄。

在卡爾斯魯厄藝術學院上學，美術史課、解剖課、繪畫技法科目繁多。教授每兩星期來一次，做一次小組討論。學生們把自己的畫拿出來，大家邊看邊討論。嘎瑪是極度勤奮的學生，每次小組討論他都拿四五幅畫出來。平均每個星期畫兩三幅。但教授對他的作品每次都是否定。

第一個學期結束，要做學期創作。嘎瑪被否定得已經快要崩潰，他拚命想，自己畫畫到底是為了什麼。自己從草原跑到北京，從北京跑到德國，到底是為了畫出什麼。為什麼他看到顏料就會有一種慾望一種衝動，不論是油畫顏料還是丙烯顏料，只要它們從管子里擠出來，他就覺得特別美，就想用它們。哪怕在手裡捏一捏抹一抹，都會很滿足。如果把顏料塗抹在畫布上，是他抑制不了的渴望，那他要怎麼畫，才能匹配這份渴望。

顏料在畫布上被固定時，被固定住的到底是什麼。而他明明站在藝術殿堂的大門前，可手裡這幾千把鑰匙，到底哪一把才能打開門？

他畫了一幅裸體像，兩個男人赤身裸體，各高兩米寬一米，合起來這幅畫高兩米寬兩米。兩個巨人。畫叫作《亞當與夏娃》。嘎瑪用了全部的技法和熱情去畫他們。全校震驚。然而震驚是因為——德國人早已不這麼畫畫了，這麼細膩寫實的肌肉與皮膚。是早已落後的藝術手法與觀念。但被一個外國學生這樣過分認真地履行，像是一種怪異的信仰。

教授問他，你為什麼要畫這個東西？

嘎瑪說，我只是畫此前在我腦子裡被禁止的東西。如果畫畫是自由，我先要把被禁止的東西發泄出來，我才能自由。什麼是不可能畫的，我要先把它畫一通。

教授理解他。給這幅讓所有人瞠目結舌的《亞當與夏娃》頒發了年度獎學金。

但教授同時也說，這幅畫，是對你過去所學的完美句號。就把它當成一個句號，你必須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是困難的，絕大部分出去留學的人，都被自由打倒了。當你什麼都可以畫什麼都可以用的時候，反倒束手無策。

教授讓嘎瑪「畫句號」、「把所有東西全扔掉」。他學了那麼久，從在火車站畫速寫開始，那些紮實的基本功，以寫實為訴求的技巧，全扔掉的話，他還有什麼？他是誰？

從具象中出走，一個想當然的選擇就是——那就畫抽象吧。一個看似很前衛、很現代的選擇。但其實在歐洲也早已落伍。但嘎瑪沒辦法，在找到自己的語言和方式之前，只能先試試。抽象一畫就是三年，沒畫出什麼名堂，只是在他以後的畫作里留下了冷抽象的因素和痕迹。

在卡爾斯魯厄，嘎瑪繼續讀了藝術碩士。在德國的日子越久，跟德國的朋友交往越深，他越發現並確認，彼此是不同的人，被不同的文明哺育大的人。曾經，嘎瑪覺得語言就是一把鑰匙。自己語言好了，就能打工，就能暢通自如地交流。鑰匙確實也插進鎖孔了，但轉了一圈就轉不動了。他意識到，雖然可以跟德國朋友在很多觀點上達成共識，但骨子裡，審美觀念、思考路徑都不一樣。慢慢地，嘎瑪接受了這個事實——雖然他學油畫這麼多年，學西方美術史這麼多年，但他根本不了解整個西方的文明。他只能是他自己。

在命運面前，強者奮起反抗，但即使是強者，更多的時候也是在順服與思考。嘎瑪想做點新的事，想找到真正的鑰匙。但這需要時間。

尤其弔詭的是——他是誰？他厭惡中國藝術家蜂擁而上的政治波普，但也不能進入德國藝術家的新世界。從踏上木地板的那一天起，他就混雜了自己的血液。如何才能萃取出一個真正的自己？

看得展覽越多，嘎瑪越發現，面對一幅當代油畫畫作，第一眼認不出來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畫的。但那些到達歐洲的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一眼就能被認出是中國人畫的。他想從這個抽屜里跳出來，想尋找一條新路子。但翻閱現代以來的中國油畫作品，他知道在他之前，已經有無數的先輩先驅已經試驗過了，試驗來試驗去結果失敗，回去了。一千人一萬人已經試驗過了，因為這個試驗風險太大了。東西方藝術之間隔離太大。純粹的中國人看不懂西方的油畫，西方人也看不懂中國人的東西。

但東西方畢竟在這個年代前所未有的交融了。一個個的人，從東方到西方，或者從西方到東方，開始新的生活方式、適應新的思想觀念。如果這是現實一種，那麼藝術一定也有某個交叉之處，某個點。

嘎瑪說，那個點就是他的鑰匙。他站在一座大樓前，大樓有無數的窗無數的門，大樓裡面是個藝術殿堂。他手裡有一千把鑰匙，不知道正確的是哪把。直到現在他也不能確定自己找到沒有。

慢慢地，房間出現了，風從童年開始的世界漏進來。裹挾著草的氣息，冰川的氣息，日光的氣息，牲口的氣息，薩滿的氣息。那個他誕生時就被給予的世界，鼓動著心臟貼近現在這個世界的脈搏。奇異的交融，等待已久的唱和。一種啟示。

如果藝術是藝術家個體與藝術之神之間的對話，那麼，嘎瑪的答案就是，他一切為藝術的理由，就是為了自由。德國的同學們不會說藝術是自由。他們從小就在自由當中生活長大。自由對他們來說就跟喝水一樣，但正因為這種不同，讓嘎瑪確認了自己鑰匙就在埋藏在自己身體深處對自由最強烈的渴望。

而讓他最自由，最屬於自己，不用扮演任何人的方式，來自踏上木地板之前、尚未被定義的意識與潛意識。

這是嘎瑪的鑰匙。

從來德國學藝術到領悟自己要怎麼繪畫這個過程，雖然只有三四年，但很漫長。是從面對一張鐵板到最後捅破窗戶紙的過程。

神奇的是，嘎瑪那些呼嘯著草原之風、薩滿騰空一躍的作品，迅速地得到了接受與認可。德國的藝術從業者往往一眼就能認出，那個跳躍的小人是薩滿。曾經遠去的世界捲土重來，以意想不到的洶湧喚醒了嘎瑪身體里最濃烈的情感。

嘎瑪用畫筆講述東方的故事。東方故事的講法，重意輕言。

對嘎瑪來說，就像寫一本書，書皮是西方的，但書的瓤是東方的。東方的留白、意境，都是不講滿，留出足夠的想像空間。「如果一幅畫像一本書的話，那我的畫有100頁，從1-30頁，從60頁-100頁，我把它留空，是白的，我只寫31頁-59頁，因為前邊後邊需要留給觀眾，讓他們的想像力把這幅畫可以延伸。」

至於這本「書」的封面，繪畫表面的語言，嘎瑪認為是一個邀請函。時代已經變遷到21世紀了，顏色、穿著都不一樣了。把邀請函做好以後，人才會進來。

講一個故事。雖然我們通常都忽視了它。

通常，嘎瑪的畫里只有一個人物。他說，這大概是他的縮寫。因為一直以來，他都是孤獨走過。與他同去北京考大學的夥伴，並沒有走上繪畫之路。與他一起在央美讀書的朋友，沒像他一樣不顧一切跑到德國。就算在卡爾斯魯厄一起學藝術的同學，也沒有他那麼沒有退路、孤注一擲的勤奮。大部分人一學期只畫一兩幅畫，應付課業。畢業後，繼續以藝術為職業、生存下來的同學更是鳳毛麟角。跟世上的絕大部分職業相比，藝術家這個職業，淘汰率殘酷得驚人。

而嘎瑪的處境，就像他畫面里那些飽和度極高的原色，耀眼奪目得就像孤獨本身。

他的「千里走單騎」是色彩的盛宴。地平線上，蒼穹之下，遼闊的空間里突然垂下一盞吊燈，或者長出一株頂天立地的蘑菇。在這個世界裡，色彩是唯一的主人，斑斕的長方形色塊整齊排列在空中，或者潛伏進地心深處，創造、主宰著我們的視覺世界。

在故事與故事的接力中，他試著自己的鑰匙。

我告訴嘎瑪，在我之前說給他聽的關於鑰匙的故事裡，有一個常常被忽略的細節。

鑰匙是金的，但箱子是鐵的。雖然聽眾們的注意力都會被箱子吸引，都關心箱子能不能打開、打開後有些什麼稀奇玩意，但真正重要的是，小夥子發現了一把金鑰匙。

在卡爾斯魯厄上學的時候，一天，嘎瑪跟同學一起去看電影。看完後同學突然問他——什麼是繪畫？神啟一般，嘎瑪很快地就回答他說——繪畫就是顏料在畫布上。也就是自由的縮寫。

但無論講述的是哪一個故事，嘎瑪說，他所表達的東西，所用的符號，所畫的所有植物動物和人，不是他創造出來的，而是生來就有的，來自大自然的。因為我們來自大自然。「我就像一個在海灘上散步的孩子，到處都可以撿到貝殼。」

古典的故事講述者，都會在最後一個字被說出後，合上書頁，或者吹熄蠟燭。帶著對故事世界的信仰、尊重與愛。在嘎瑪講出的故事裡，帶著自己的語氣與腔調，祭奠著來自草原深處的風。

在他那些最簡潔的畫里，你幾乎看不到什麼符號，但這些畫的邊框都非常精巧，被熒光色的包邊裹了起來。圈封起來的情感和聯想賦予了這片想像的風景以意義。而畫家隱匿於畫面之外。

在這片風景里，嘎瑪暫時地、幸福地，忘記了自己。

（原載於《天津文學》2017年第1期）

《天津文學》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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