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締約談判的關鍵半小時

作者：徐敦信（時任中國駐日本大使）

原載《環球》2013年第15期

徵得領導同意後，我直接向小平同志報告。通常情況下，遇到這樣的事應該先報告，一層層審批，但是這件事情況特殊，小平同志直接掌管這件事，重要信息不能耽誤。

1978年，中日兩國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平等條約，既是兩國關係的政治總結，也是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合作的新起點。

但是，締約談判進程卻不怎麼順利，先後經歷了中國兩代領導集體和日本的三屆內閣。那時，我在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擔任副處長，參與了締約談判的全過程，並親歷了小平同志拍板的「關鍵半小時」。

事情要從1972年說起，這是中國外交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外交出現了一個重大突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

尼克松的到來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這個事件讓美國的好朋友、中國近鄰——日本倍感失落。因為美國這樣做，並沒有跟日本打招呼，日本人蒙在鼓裡不知道。對日本人來說，尼克松訪華叫「越頂外交」，因為從地理上來講，日本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美國不僅沒跟它打招呼，飛機還從它頭頂上飛了過去。

日本人覺得很尷尬，像是被人給蹬了。日本政界一些人士，都開始力主儘快恢復中日邦交，並很快取得了進展。1972年9月，尼克松訪華後的七個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在北京中日兩國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毋庸置疑，中日邦交正常化對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兩國本身產生了重要影響。之後雙方在政經方面的交流發展很快，兩國要求儘早展開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締約談判始於1975年初，由於日本新上台的三木內閣（時任日本首相為三木武夫）不願意將《中日聯合聲明》中的「反霸」條款寫進條約，談判一波三折，一度中斷。

1977年7月，中斷了兩年的談判在北京重新舉行，鄧小平同志親自領導締約談判工作，有針對性地向日方朝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對推動日本下決心起了重要作用。

在締約談判的關鍵時刻，小平同志在中央高層會議上指出，從發展中日關係和國際形勢來看，要力爭把這個條約搞成，有這樣一句話，叫「力爭談成」。

我方的做法是：原則問題要堅持，非原則問題可以靈活一點，要照顧到日方的需要。具體就是在非原則問題上，比如條約的行文、條款的設置等方面，盡量照顧日方的要求，但是反霸條款的精神實質——中日兩國不謀求霸權，也反對任何別人謀求霸權，這點一定要寫進條約。

日方明顯感受到了我方的態度，當時日本福田內閣（時任日本首相為福田赳夫）的壓力也很大，日本的媒體紛紛發表社論、聲明，敦促趕緊締約。在野黨也很積極。最後時刻，福田把在北京談判的日本外務省亞洲局長等官員召回東京，親自聽取他們的彙報。

我們對這一舉動的判斷是：福田可能要下最後決心了。

1978年8月6日晚8點45分，我在辦公室接到了一個電話，是日本駐華使館公使堂之脅打來的，他的話很簡單：「園田直外相希望訪華，舉行兩國外長會談。」日本外相要求訪華舉行外長會談，等於是把條約談判由副外長向上提了一級，提到外長這個層面談。接受不接受，則展現了中方對締約的態度。

放下電話，我跟各級領導報告了這個情況，徵得領導同意後，直接向小平同志報告。通常情況下，遇到這樣的事應該先報告，一層層審批，但是這件事情況特殊，小平同志直接掌管這件事，重要信息不能耽誤，所以直接報告。

我用保密電話給小平辦公室打了電話，小平同志的秘書接了電話。他很敏銳，知道事關重大，他讓我別掛電話，然後就去向小平同志彙報。

我等了一會兒，秘書在電話里回話說：「歡迎訪華。」就這幾個字，大家心裡都明白，這件事定下來了。

放下電話，我撥通了日本大使館的電話，對堂之脅說：「歡迎園田外相訪華，舉行外長會談。」他聽了以後說：「這麼快啊！」

我聽得出來他很高興。通常來說，這種事至少得三四天才能決定，從堂之脅八點三刻給我打電話，到九點一刻我給他回電話，前後僅用了半個小時。這也顯示了中方對締約談判的誠意。

很快，園田直到了北京，談判隨即取得了進展，反霸條款也寫入了條約。8月12日晚上，中日雙方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我方簽字代表是時任外交部長黃華，對方是園田直。此前，小平同志會見了園田直，園田當面邀請小平同志到日本訪問，說：「請您到日本去，在您和我們首相的見證下，條約生效。」

同年10月，小平同志訪問日本，這是自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最高層領導第一次訪問日本。小平同志對條約也予以了高度評價：「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總結了我們過去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從政治上更進一步肯定了我們兩國友好關係要不斷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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