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害死皇帝的「補藥」：中國古代宮廷政治與醫術

中醫里，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入葯。由人體排泄物、分泌物製成的藥物，在中醫傳統中曾被廣泛使用。這裡要談的，是明代極為流行的兩味補藥：用人尿製成的「秋石」與用少女經血做的「紅鉛」。這兩種藥物的故事，不僅讓我們看到古代宮廷政治最詭異的一面；它們表明，中國傳統醫學理論，一旦與士大夫文化結合，會催生出一個人人都可以當醫生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本來就有些模糊的中醫理論會變得更加模糊，充滿各種解釋的可能性。在模稜兩可之時，醫學理論便淪為政治鬥爭的奴僕。

秋石與士大夫

「秋石」 可以算是古代中國本土研製出的強效「偉哥」。與現代的「偉哥」不同，我國的土偉哥是有機純天然材料製成：由人尿熬制出的鹽狀結晶體，富含尿酸鈣和磷酸鈣。英國學者李約瑟認為，秋石混合了純凈的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治療性功能衰弱，效果相當好，所以算是中國古代科技的重大發明之一。從漢代的《周易參同契》到唐代的白居易，都曾經給這款土製偉哥做過廣告。宋元時代的筆記：包括王鞏《隨手雜錄》，曾慥《類說》、《道樞》，孔平仲《孔氏雜說》，蘇軾《東坡志林》，周煇《清波雜誌》，黃休復《茅亭客話》，葉夢得著《水雲錄》，沈括的《良方》，以及李道純《中和集》等，都曾為這款補藥站台宣傳。

秋石在明代廣受歡迎，是居家旅遊，探親訪友的必備佳品，是有錢人送禮的高檔貨。小說《野叟曝言》報告了當時的社會風氣，說「當今富貴之家，多有服秋石紅鉛者，並以為賄通饋送之物」。

明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記錄了秋石的「陽煉」和「陰煉」兩個方法。陽煉是指用火熬尿液，蒸發水分，取結晶鹽狀物。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這是「仿海水煎鹽之義」。陰煉，是在尿液中加井水，明礬，白朮，松柏葉，然後用棍子攪拌，取多次加水攪拌後的沉澱物。再漓去水分，在陽光下晒乾。這是不用火的提取法。陰陽二法製作出的秋石，據說都有「補心生精，養血之至」的效果。

明代無錫人黃仁卿，家住南京。據顧起元《客座贅語》記載：他「年九十猶健飲啖，對客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 如此性福而長壽，據說是因為他烹煉食用秋石。他用的秋石，有個極雅緻的名字，稱作「龍虎霞雪丹」。

明代嘉靖皇帝任用道士，修鍊房中術求長生。很有些官員通過進獻秋石得到皇帝的欣賞和提拔。明代人沈德符在《敝帚軒剩語》和《野獲編》中記錄了另一位無錫人顧可學。顧可學是上面說的黃仁卿的姻親，也是一位煉秋石的專家。他本是個低級官員（浙江參議），因為貪污被迫退休；後來他向皇帝進獻秋石，聲稱可以長生。皇帝「餌之而驗」，於是顧可學被召到北京，竟然被提拔為禮部尚書，從此專職為皇帝煉秋石。一時傳為笑談。江南一帶的士人編了不少段子嘲笑此人：說「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因為吳方言中「尿」和「書」二字同音，笑話很押韻。這個段子流傳很廣，到了清代，還被編入流行的笑話集《笑笑錄》中。據呂毖《明朝小史》記載，顧尚書走在大路上，大家都爭著叫他「嘗尿官」。可見這樣拍馬屁得來的官，在明代總要忍受士大夫輿論的羞辱。

紅鉛與宮廷

另一位明代流行的補藥加春藥，紅鉛，乃是用少女經血製成。「紅鉛」之名，早先出於道家養生煉丹的傳統。宋代的張君房在其著《雲笈七籤》中記錄了一首《紅鉛火龍訣》，說要用三年時間煉成藥丸，經常服用的可以長壽。但是沒有提到煉丹的具體原料，大概這時的「紅鉛」還是用礦物原料製作的。

到了明代，紅鉛才成為了由經血製作的藥丸的名稱，流行於宮廷和士大夫群體中。高濂的《遵生八箋》詳細記載了紅鉛的製作過程：

選擇十三四歲的漂亮女孩子，稱做「美鼎」。最好是「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肌膚細膩，三停相等」。等月經初潮快來的時候，讓她坐著。準備好絹帛，系在身下，和現在的衛生巾差不多。等月經來吸滿絹帛，不斷更換絹帛，放在「金銀打的偃月器式」裡面。取下的紅鉛，先用烏梅煎的水、再用井水稀釋攪拌。取多次攪拌後留下的沉澱物，鋪在紙和絹布上，在太陽下晒乾，去掉腥味，就做成了。這個製作方法類似上述秋石的「陰煉」法。據說，紅鉛的功效是「專主助血，其功甚大」。少女初潮的月經最珍貴，叫做「初鉛」，第三次月經以後的都是「後天紅鉛」，藥用價值降低。「只宜配合葯，不宜單服食」。做好的紅鉛，加入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材料，用火煉，就做成了紅鉛丸，便於服用。（見謝肇淛的《五雜俎》）

經血入葯，大概是明代人的發明。焦閎的《獻徵錄》中記錄明代初年的駙馬都尉趙輝，家養姬妾百餘人，還能活到九十多歲。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傳說這位高壽而性福的趙公輝喜歡用糕點沾著女人經血吃，據說能延年益壽。沈徳符的《野獲編》也記載：這位趙輝「生平嗜飲女子月經，寒暑不輟，壽百餘歲」。

紅鉛在明代的流行，主要是因為朝廷的表率作用。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代的皇帝服用丹藥求長生、練采戰，有悠久的傳統。近來的研究表明，從成祖遷都北京開始，元代遺留在故宮中的密宗修鍊法門就在明廷中流行。從憲宗到武宗，都喜好任用西番僧，修鍊喜金剛。漢人文士把密宗的男女雙修和道家的「房中術」混為一談，在他們眼裡，這些宗教行為是不折不扣的淫亂。明代宮廷的密宗傳統，直到嘉靖朝才改變。武宗駕崩後，因為沒有子嗣，只好請他的堂弟從湖北來北京做皇帝，是為明世宗嘉靖。嘉靖不曾在北京宮廷長大，對於密宗傳統很不感冒。他見到後宮裡呈現雙修體態的喜金剛佛像很吃驚，下令打碎銷毀。取而代之是，漢地本土的道家房中術。這是明代皇家身體修鍊傳統的重大轉折。

嘉靖除了服用上面說過的秋石，也很喜歡吃紅鉛。嘉靖服用的紅鉛，據沈徳符的《野獲編》，似乎和河南南陽禹州一帶的道家修鍊傳統有關。明代的親王徽王朱載埨，任用一位南陽的方士，叫做梁高輔（又名梁指甲），修練房中術，製作紅鉛梅子。「配以生兒未啼時口中血，名為「含真餅」者，服之而效。」 朱載埨通過嘉靖身邊的當紅道士陶仲文，將這位方士梁高輔製作的紅鉛，送給嘉靖皇帝。

與秋石相仿，紅鉛大概也富含性激素，很可以促進性功能。皇帝用的紅鉛都是經過道士提煉的，純度很高的紅鉛丸。雖然說起來主要是用來養生，但是似乎更多是作為「偉哥」被皇帝使用。「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據說，吃了紅鉛和秋石的嘉靖皇帝，果然優生優育。他的兒子，後來的隆慶皇帝，身體很棒，長大後和他老子一樣喜歡服用紅鉛。不過，這款土「偉哥」不能吃多。據說，隆慶服藥過量，以至於整天陰莖持續勃起，像撐了帳篷，不能上朝，成了士大夫喜聞樂見的段子。（「陽物晝不仆，遂不能視朝。」 《野獲編》）

儘管紅鉛如此流行，很多醫家還是持謹慎的態度，多不收錄。據說，直到晚明上海人李中梓的《本草藥性解》，紅鉛才正式被醫書收錄（見《客座贅語》）。而且其作為藥材的功效，也充滿了爭議。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批評了時人用紅鉛的習俗，他說， 「今有方士邪術，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謂之先天紅鉛。……邪術家謂之紅鉛，謬名也「。這說明，把月經做的藥丸叫做紅鉛，乃是明代方士的新發明。李時珍還記載了食用經血後的臨床癥狀，會出現咽喉腫痛和全身的紅色皮疹。他說：「愚人信之，吞咽穢滓，以為秘方，往往發出丹疹，殊可嘆惡。」不過，李時珍反對紅鉛入葯，並非完全出於現代的科學精神。他引用了晉代張華《博物志》上的傳說，說越南有一種奇術，讓人象鐵布衫一樣可以刀槍不入，但是一旦沾了女人月經，這個牛逼功夫就不靈了。（「扶南國有奇術，能令刀斫不入，惟以月水塗刀便死。」）李點評說：這是因為「穢液壞人神氣 」。這大概反映了一種原始的對於女人月經的恐懼和厭惡。

對於紅鉛效用的懷疑，也散見於明代資料中。顧起元就評論說：「(經血）尤穢濁，不知於駐顏養命之道何居也」。謝肇淛的《五雜俎》也記載了吃多了紅鉛送命的例子：「滁陽有聶道人，專市紅鉛丸。廬州龔太守廷賓時多內寵，聞之甚喜，以百金購十丸，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當時的道士，當街叫賣紅鉛丸。這位廬州太守龔廷賓家裡小妾多，所以買了很多來吃，一個月吃了十顆，結果九竅流血而死，成了牡丹花下鬼。

醫療視角下的「紅丸案」

明代用紅鉛最轟動的例子，是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的「紅丸案」。萬曆皇帝過世後，太子即位為泰昌皇帝。泰昌做太子時候不得寵，總害怕被廢掉。一旦熬出了頭，立刻縱情聲色，夜夜笙歌。結果即位不到一個月，就病倒了，身體癱軟，無法上朝。御藥房提督太監崔文升，用了含有大黃、芒硝的猛葯，讓皇帝腹瀉不止。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到了這年農曆八月二十九，泰昌將大臣們召到病榻前，開始交代後事。這時，泰昌想起以前聽說一位鴻臚寺丞李可灼有救命的「仙丹」，便向首輔（相當於宰相）方從哲問起這事。

鴻臚寺丞，是個不起眼的閑職，而這位李可灼，據說一副仙風道骨模樣，很有方士的派頭。泰昌這時宣李可灼入宮。李可灼於是進獻「紅鉛丸」。泰昌吃了後，身體發熱，食慾增加，感覺不錯。李可灼為了增加藥效，又給皇帝吃了一顆。結果幾個時辰以後泰昌便一命嗚呼。

這起著名的醫療事故，在明代的政壇掀起了腥風血雨。當時的東林派官員，曾在之前的「國本」之爭中全力支持太子，所以很得即位後的泰昌的支持。但如今隨著新皇帝暴斃，多年投資化為烏有，當然不肯善罷甘休。東林派不僅要求嚴懲崔文升、李可灼，而且要求首輔方從哲承擔連帶責任，有人甚至建議方自殺謝罪。而東林派的政敵們，也因為此事而聯合起來。這導致了後來魏忠賢的專權，反過來殘酷鎮壓東林派。明朝的黨爭，乃至後來的亡國，顯然和這起醫療事故，息息相關。

這時討論的焦點，是如何認定醫療責任；即崔文升、李可灼所用的葯，是否導致了泰昌的死亡。一時間，朝中人人參與醫學討論，人人都成了醫生。關於紅丸案的爭論，處處表明士人對於當時的醫學概念、理論、療法極為熟悉。獻葯的李可灼不是專業醫生，討論醫療過程的眾多明代官員士大夫，也沒有一個是專業醫生。可這些士人，討論起病情和治療來，頭頭是道，和專業醫生不相上下。這很說明當時醫學知識的士大夫化。

余英時曾經論述晚明士人從商的風氣，說當時有一批「士商」。可以說，明代也有一大批「士醫」。這裡的「士醫」，不是指自稱「儒醫」的專業醫生（關於宋明時代的「儒醫」，見祝平一的研究），而是指並非以醫學為職業，卻號稱有醫學知識的士人。這些士人，雖然不是專業醫生，卻對於社會流行的醫學知識，有相當了解和體察。這當然是因為晚明經濟文化發展，印刷的普及，以及醫學知識在士人群體中爆炸式傳播的結果。這些士人所掌握理解的醫學知識，與他們參與的政治和學術活動，產生了重要的互動。醫學理論， 是明代士大夫政治社會活動的重要背景。

然而，醫學知識在士人中的普及，卻造成了解釋的多樣、衝突、和混亂。參與紅丸案討論的士大夫，對於泰昌的病症、以及紅鉛的藥性，莫衷一是。爭論中提出的各種病理論斷，充分體現了與士大夫文化結合後的中醫理論的模糊性。人人可為醫生的時代，醫學概念變得極有彈性，像儒家的哲學概念一樣，表現出了廣闊的解釋張力。在含糊模稜之處，醫理的闡釋便取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成為黨爭的武器。

關於泰昌的病，御藥房的太監崔文升用了大黃、芒硝這樣的葯。當時的東林派和後來的史家，大都是馬後炮，批評藥用錯了。其實，按照中醫理論，未必不對泰昌的症。因為泰昌的病既可以說是：「火動」， 也可以說是「虛怯」，看你怎麼說，看你想怎麼說了。如果說泰昌的症是「虛怯」，那麼用泄葯則讓病情變本加厲，算庸醫誤國。比如，東林派的南京御史李希孔就上疏云：「文升以洞泄之葯，療虛怯之證，其為故不為誤，又復何疑」。光祿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葯，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葯弒也。」 給事魏大中也上疏附和說：「至藏酖毒於女謁，俟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盪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先帝彌留而不起矣。」 晚明人朱國禎和後來的史家谷應泰都認為：「貞皇之病止是虛弱」（《涌幢小品》），泰昌死於「提督御藥房橫加攻泄」（《明史紀事本末》）。

但是細察皇帝的病情，卻發現並非這麼簡單。首先，泰昌的病，當時也有人認為是「火動」，而非「虛弱」。同樣是東林派的御史王安舜就上疏說「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 如果泰昌真是「滿腹火結」，用大黃這樣的泄火藥，並非全無道理。另外，明代的御醫，很有用大黃起死回生的例子。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幾名宮女半夜造反謀害皇帝。睡夢中的嘉靖被勒個半死，昏迷不醒。當時的太醫院負責人許紳，就用了帶有大黃的猛葯，讓休克了個把小時的嘉靖，蘇醒過來，一時傳為美談。給泰昌用藥的崔文升應該很熟悉這些前例。

士大夫不僅對泰昌的病症有分歧，對紅鉛的藥性也頗有爭議。上引的王安舜與其他東林同志不同。他認為，泰昌的「火」症，並非死於崔文升的泄火藥，而主要壞在李可灼的紅鉛上。因為紅鉛乃「純火之精也」，火上加火，才不可收拾。他說：「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幾何不速之逝乎。」 可是，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為何紅鉛是「陰中之陽」呢？似乎沒有經驗上的論據。同時代的李時珍認為，「女子，陰類也，以血為主。其血上應太陰，下應海潮。」 他說，女人經血是「太陰」。所以不太好理解的是，為何「太陰」的經血做成藥丸之後，就藥性反轉180度，成了「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 如果李可灼有機會自辯，似乎大可說成，紅鉛乃陰血與陽火相互調和，成了「陽中之陰」呢！第二，如果紅鉛真的是「陰中之陽」，而泰昌又確實如東林派所說是「虛弱」，那麼用它來補一補身子，從當時的醫學角度看也並非無理可循。明代的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紅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憊、羸弱諸症」，顯然是進補的好藥材。總之，對於這種明代才出現的新藥物，時人各自理解，牽強附會，難成共識。無論哪種解釋，都有點道理，也都有點勉強。

本文並非要討論對於泰昌最合理的治療，而旨在說明，在傳統醫學理論見仁見智、模稜兩可之時，政治上的考量就成了決定性因素。滲透在晚明士大夫文化中的中醫理論，正如當時同樣引起廣泛爭議的道學理論一樣，有相當廣闊的解釋空間。在模糊而有彈性之處，醫理就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說泰昌虛弱，那麼泄火就不妥當了，這可以讓東林派攻擊太監崔文升，進而批評首輔方從哲（東林的政敵）失職。而說泰昌的症是「火動」，則又可以說，同為「火」的紅鉛丸是加重了病情。最後，儘管崔文升和李可灼用的葯，一個泄火，一個助火，其實藥性正相反，但是在東林派看來，怎麼說都是吃錯了葯，怎麼解釋都有道理。畢竟皇帝死翹翹了，黑鍋總要有人背。於是，在掀動帝國政界的「紅丸」案中， 「士醫」們大顯身手，翻雲覆雨。醫藥知識在士大夫中的普及，增加了傳統醫學理論的模糊性和多樣性，讓政治變得更加波詭雲譎。

最倒霉的，還是給皇帝進葯的那兩位。之前太醫許紳用大黃讓嘉靖起死回生的往事，崔文升一定很熟悉。而陶仲文獻紅鉛讓嘉靖覺得有效的先例，李可灼自然也不陌生。只是這次，崔李二人的運氣實在差了點，在這場醫療的賭博中輸慘了。

其實，即便是早年讓嘉靖起死回生的那位太醫許紳，面對瀕死的皇帝，也完全是在賭博。他說：我覺得葯大概起不了作用，所以我已經準備先自盡了。（「吾此葯自分不效，必先自盡」 。見鄭曉《今言》）。雖然後來嘉靖奇蹟般的復甦，但是許太醫因為神經高度緊張，幾個月後還是因「驚擾」而死。可以說，是因為治病而被活活嚇死了。（「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魂不寧，百葯不效，……竟以此病卒」 《今言》 ）就算是代表了全國最高水平的太醫，對於用藥，有時也全無把握。可見，我們並不能完全以治療的成功與否來評價傳統時代的醫生。某次傳奇般的成功可能只是碰巧賭對了；而不巧治死了人，也未必由於治療的思路不正確。

無論如何，經過了明末的折騰，紅鉛的名聲是臭大街了。不僅在宮廷醫藥傳統中絕跡，而且深為清代醫家所詬病。記載了紅鉛的醫書，都被認為是瑕疵。就連《西遊記》，也順便開開紅鉛的玩笑。《西遊記》第二回中，菩提祖師問悟空要不要學 「采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臍過氣，用方炮製，燒茅打鼎，進紅鉛，煉秋石，並服婦乳之類」，悟空道「似這等也得長生么」。祖師道「此欲長生，亦如水中撈月」。悟空問：「怎麼叫做水中撈月？」 祖師道：「月在長空，水中有影，雖然看見，只是無撈摸處，到底只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學，不學」。

的確，用紅鉛來求長生是徒勞的。不過，明代士人眼中的醫學理論，卻真的好似「月在長空，水中有影」。這些陰陽虛火的道理，彷彿菩提祖師所說，「雖然看見，只是無撈摸處。」 正因為無撈摸處，才足以讓人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柔性的解釋，彈性的附會。在虛虛實實，模稜兩可之間，中國古代的宮廷政治，透過關於土製「偉哥」的爭論，顯示出了最弔詭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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