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觀點︱周慶生：民族社會語言學與語言政策研究（上）

編者按

在中國語言學界，周慶生是放眼國際的世界語言政策研究引領者和紮根田野的中國民族社會語言學開拓者。這使得周慶生先生在多年語言政策規劃實踐中，拒空談、無碎語，始終堅持系統思辨、實證求真，真正實現了以學術服務國家，以研究回報社會。

本期大家觀點特推出周慶生專輯：民族社會語言學與語言政策研究。

分上、中、下三期，和諸君一道，回顧周慶生先生厚積薄發的學術歷程，體味歷久彌新的學術精華。

「雙語教育」是指多民族國家或地區實行的少數民族語言和主體民族語言這兩種語言的教育，是指少數民族語文和主體民族語文相結合的語文教學形式。

馬克思列寧主義強調了少數民族語文教育的重要性，可概括為：1、少數民族學習主體民族的語言文字具有重要意義，但這種學習只能自覺自愿，不能勉強和強迫。2、應該贊助、扶植少數民族使用並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

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中部和南部地區，教育基礎十分薄弱，如果把「提高民族素質，培養民族人才」作為民族教育的方針，似乎更符合民族地區的現狀與實際。所謂「提高民族素質」，即不但提高文化技術素質，還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質，提高身體素質。所謂「培養民族人才」，即不但培養能升學的人才，更主要更大量的是培養適合當地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的勞動大軍，使他們在走上社會之前，能學到勞動致富的一技之長。

根據這種構想，雙語教育的目的，就不應該是片面追求升學率，造成」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競爭，而應該面向民族、面向當地、面向現實，使每個學生的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和身體素質都得到發展。

中國雙語教育的發展與問題[J].貴州民族研究,1991,02:122-128.

從研究角度來看，西方社會語言學已形成4大分支學科：1)社會方言學，亦稱狹義社會語言學。由語言學家創立。主要研究都市居民的話語，注重方言跟社會因素的共變關係，採用定量分析法，創立了語言變異的理論。2)語言社會學。由社會學家創立。擅長研究社會多語現象、雙語教育、雙語體、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等論題。3)人類語言學，亦稱語言人類學。由人類學家創立。早期注重語言與文化的研究，60年代以來在言語民族志和話語分析領域，建樹頗多。4)語言社會心理學。由社會心理學家創立。擅長研究語言態度的變體、語言與社會認同、語言與族屬和民族語文的活力。

在語用變體、語言變異、義素分析、民俗分類、語言態度、語言接觸、語言規劃等諸多領域中，我們見到了許多頗有學術價值的新概念、新材料和新方法；在語言規劃、語言與文化等方面，我們還見到了許多新觀點、新理論。所有這些都標誌著中國民族社會語言學已經啟動，即將騰飛。

民族社會語言學畢竟還很年青，研究基礎還很薄弱，研究力量還不平衡，各分支的拓展也不均等，研究者的水平參差不齊，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比較單一，要真正超越自我，實現騰飛，尚有一段艱苦的路程。

無論如何，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社會語言學，確實為有志於在該領域耕耘的中青年學者提供了肥沃的原野。這是一項跨世紀的工程，既需要學科巨人，同時又為造就學科巨人提供了機遇和可能。一切有志氣、有抱負的中青年語言學家和民族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都不會白白錯過這個歷史時機。

當代社會語言學鳥瞰──中國、西方、亞洲和前蘇聯[J].滿語研究，1995，02：40-50+23.

周慶生（1992）提出建立以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民族社會語言學」分支學科，並勾畫出該學科的研究框架。

Aspects of Chinese ethno-sociolinguistic studies：a report on the literatu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92，97(1)：59-74.

中國滿通古斯諸語社會語言學研究六十年[J].滿語研究,1994,01:43-55.

人類學家早已認識到，語言在人類各種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他們不光是把語言當作田野調查的有效工具來使用，而且還把語言看成文化結構的重要因素來研究。

語言不僅僅是社會的交際工具，一定的語言形式還可以反映出特定的社會經濟、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文化內涵。描述民族語言對民族文化的反映，換句話說，就是通過某種語言材料，來看一定的自然生態環境、一定的制度文化、一定的行為文化或一定的觀念文化對該語言的制約和影響。

熟語和諺語是人民大眾廣為使用的一種比較固定的語言形式。它來自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但又高於世俗用語，因為它能言簡意賅地反映出人們的生活態度和處世哲理。通過熟語和諺語，人們能夠透視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風土人情、思維方式和經濟生活等文化全景。我國新疆少數民族語言中的熟語和諺語，大量使用本民族最熟悉、最了解、最感親切的牲畜來設喻，從而表現出濃郁的畜牧文化特徵。

用蟲獸偏旁書寫的少數民族名稱，當然還不足以證明，我國封建文人多把少數民族看作蟲獸民族，但是，至少可以反映出他們確確實實存在著貴華夏、賤夷狄，鄙薄、歧視少數民族的心理。

20世紀中葉，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央政府就組織開展大規模的民族調查和民族識別工作，有史以來第一次確定了全國55個少數民族的合法地位，徹底廢除了一切含有民族歧視或民族偏見的族稱及其書寫形式.真正實現了全國範圍內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

顏色詞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使用時，往往引起特殊的聯想，產生特殊的含義，激起特殊的情感，引發特別的反應，這些聯想、含義、情感和反應，就是顏色詞的聯想意義或象徵意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相同的顏色詞可以引起不同的心理聯想，產生不同的社會文化意義。

在少數民族的神話中，奇數詞的使用，在總體上，是多於偶數詞的。「尚七」觀念不僅僅存在於中國少數民族神話傳說和民間信仰之中，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屢見不鮮。

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J].滿語研究,1997,02:45-59.

在我國，第二語言學習（課堂學習）多指漢族學生學習外語、少數民族學生學習漢語和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這3種基本類型。由此還可以衍生出來漢族學生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另外一種少數民族語言以及外國留學生學習少數民族語言等等小類。少數民族兒童家長支持子女上學的傾向跟該民族傳統文化變遷的程度存在著正相關關係，民族傳統文化變化越大，兒童家長支持子女上學的傾向就越大；民族傳統文化變化越小，兒童家長支持子女上學的傾向也越小。該項假說尚有待運用新的田野調查的數據來檢驗。

民族兒童第二語言學習動機比較分析[J].民族語文,1997,02:8-17.

傣語親屬稱謂的等級差異是在傣族等級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們具有顯示尊卑身分、表明等級認同和維護等級秩序的勸能。20世紀50年代中期，一西雙版納傣族社會、實行民主改革，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徹底廢除了，等級制度也隨之解體了，傣語親屬稱謂的等級差異也相應發生了變化。最高領主使用的巴利語親屬稱謂，只能在老傣文的經書或典籍中見到，現實口語中，早己無人使用。貴族「翁」級親屬稱謂的等級變體，也隨著等級內婚的廢棄而漸漸失去其固有的等級特徵。

傣族等級社會與等級親屬稱謂[J].貴州民族研究,1997,02:148-151.

傣族成員一生當中，人名的多次更換是跟人生各個重要生活階段的變化相適應的，幼年時期多用乳名，青少年時期多用從佛名和還俗名，成年時期多用父母名或官名。人名隨著生活階段的變化而變化，但等級卻始終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之中。人名已成為社會等級的一個標誌，通過人名，即可判明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因此，傣族的人名制度對於鞏固傣族封建領主制的社會秩序，具有重要的意義。等級命名已成為傣族人名制度中的一個本質特徵。

傣族人名的等級結構與社會功能[J].民族語文,1998,02:18-29.

不同民族之間的語言衝突往往是政治衝突、經濟利益衝突或文化衝突的表現形式。採用語言立法的方式來解決或緩和語言衝突，業已成為世界上多數國家或地區語言政策的重要內容。

魁北克的《法語憲章》(101號法案)是西方世界第一部旨在提高地區主體民族語言地位的語言大法，正如該憲章序言中所說，該法旨在確保「法語成為政府和法律部門的用語，同時，又是工作、教育、傳媒、商業和各行各業的標準日常用語」，確保法語在跟英語的競爭中，能夠處於支配或優勢的地位。《法語憲章》的實施滿足了法裔民族主義者在語言衝突方面提出的要求，從根本上解決了法語作為魁北克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的地位問題，對魁北克黨的分離主義運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愛沙尼亞《語言法》的真正目的，並不僅僅在於變更主體民族語言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的劣勢地位，還在於依據民族或民族語言的屬性來變更上層社會中的政治權力。一言以蔽之，該法的深層目的是要為建立獨立的主權國家作準備。由於愛沙尼亞的《語言法》在愛沙尼亞分離主義運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該法一經產生，前蘇聯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塔吉克、摩爾達維亞、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烏克蘭、白俄羅斯、土庫曼和俄羅斯計11個加盟共和國，緊步愛沙尼亞的後塵，在兩年內相繼出台了各自共和國的語言法，這些語言法均受到愛沙尼亞《語言法》的較大影響。

為了使本地區主體民族語言獲得全部的社會功能，為了使該語言在當地處於支配地位，魁北克和愛沙尼亞的語言大法吸收了西方學者的一些論點作為語言立法的指導原則，這就是(1)語言功能齊全論，一種語言要得到充分發展，就必須具有全部的社會功能。(2)語言活力論，一種語言社會功能的大小，決定了該語言活力的強弱。(3)雙語有害論，社會應該傾向於單語制，雙語制或多語制往往給社會語言文化帶來負面影響。

一個地區的語言政策往往受到這個國家民族政策的制約和影響。語言立法與民族分離之間，似乎應該解釋為一種手段和目的的關係，似不應該解釋為原因和結果的關係。

魁北克的實踐經驗已經表明，語言立法是通過民主方式緩解語言衝突和民族矛盾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此，不能因為愛沙尼亞利用語言立法來達到民族獨立的目的，就一概否定語言立法的積極作用。

一種立法模式兩種政治結果——魁北克與愛沙尼亞語言立法比較[J].世界民族,1999,02:21-31.

國民黨於1927年掌握中國政權以後,提出「以黨治國」,即以「三民主義」治國,實行「黨化教育」的建國方針；逐漸形成一套所謂「三民主義的邊疆政策」；宣布要「重邊政,弘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強化了民族同化的思想;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大力灌輸三民主義和國民黨黨義。

南京國民政府確定的推進邊疆教育的總方針是,「邊疆教育應以融合大中華民族各部分之文化,並促其發展,為一定之方針」。「徹底培養國族意識,以求全國文化之統一」。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國民政府的邊疆教育語言政策循著「國語統一」的大原則,在有限的範圍之內,允許使用少數幾種民族語言文字。

中國共產黨最先提出「堅持民族平等,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這一思想的文獻,大概在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蘇維埃共和國必須特別注意落後民族共和國與自治區域內生產力的發展與文化的提高,必須為國內少數民族設立完全應用民族語言文字的學校、編輯館與印刷局。允許在一切政府的機關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盡量引進當地民族的工農幹部擔任國家的管理工作,並且堅決反對一切大漢族主義的傾向。

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系統論述了共產黨的民族平等原則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第一,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第三,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習慣,不但不應強迫他們學漢文漢語,而且應贊助他們發展用各族自己語言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糾正存在著的大漢族主義,提倡漢人用平等態度和各族接觸,使日益親善密切起來,同時禁止任何對他們帶侮辱性與輕視性的言語、文字與行動。」

將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論述跟前引1931年《決議案》中的文字相比較,顯而易見,毛澤東的論述已經取得兩大進展,第一,明確將少數民族語言政策放在民族平等政策之後進行闡述,既突出了「民族平等」的基礎性或根本性原則,又強調了使用和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保障民族平等權利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不再延用「反對大漢族主義傾向」的提法,而是強調尊重民族語言文字,提倡平等態度,禁止語言文字歧視,從而使共產黨的少數民族語言政策更具體更明確更具有可操作性。

國民政府時期國共兩黨的民族語言政策[J].民族語文,2000,01:30-37.

國內外許多實例表明：一些設計完美的文字，並沒有被社會所接納，或付諸運用；而有些存在著「語音歧義」被認為不完備的文字，也能長期在社會上通行。一種新創製的文字系統的內部是否存在語音歧義或不一致的現象，固然會對一個社會能否接受該文字系統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不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社會接受一種新文字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不是新文字本身完備與否，而是該文字之外的社會諸因素。

中蘇建國初期少數民族文字創製比較[J].民族語文,2002,06:47-57.

薩米語屬於烏拉爾語系芬蘭烏戈爾語族的西部語支。屬於該語支的還有芬蘭語、愛沙尼亞語、立沃尼亞語、維普斯語、摩爾多瓦語、馬里語和彼爾姆語等。1992 年正式實施的挪威《薩米語言法》 , 是北歐諸國中第一部旨在保護和發展薩米人語言權利和文化權利的國家級行政法令。該法的頒布,徹底結束了挪威當局歧視薩米語言和薩米文化的舊時代, 開闢了一個保護並發展薩米語言和薩米文化的新紀元。

保護一種語言的最好方式就是真正使用這種語言。這將從根本上提高薩米語的地位。目前,《薩米語言法》的執行情況離充分實現該法令的目標還很遙遠。儘管《薩米語言法》還有一些缺陷,但是, 當人們試圖在語言立法跟實際可能採取的行動之間進行平衡時, 完全可以推斷,該法作出的新規定跟現已取得的實際結果是非常接近的。

挪威的薩米語言立法[J].世界民族,2001,02:59-66.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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