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畫直官考——兼論唐中央官署的空間布局與畫直任用的關係（三）

四、唐代畫直官的選任、敘遷與俸祿

直官在唐初多是王府記室參軍或王府學士，太宗即位後，直官結構發生變化，中央諸官署也開始設直官。貞觀年間的直官，多由富於文采和謀略的學士擔任。玄宗即位以後，直官地位下降，改為以伎術官為主。當時，包括直官制度在內的官僚制度，在玄宗的調整下日臻成熟，畫直官的選任、敘遷、俸祿乃至服飾亦逐漸趨於規範。

1.選任

唐代中央諸官署畫直的選任在典志中沒有專文記載，分散在秘書省、開元館、史館和集賢院的畫直，因職事性質有差異，選任辦法可能有所不同，如史館畫直應該是調任，開元館畫直大概屬於徵召，秘書省和集賢院的畫直，因為都已納入正式的職官體系，會服從吏部的統一管理。

據《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職掌條載：「凡諸司置直，皆有定製。（……外官直考者，選同京官。其前官及常選人，每年任選。若散官、三衛、勛官直諸司者，每年與折一番。）」《唐六典》關於直官選任的說明，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直官選拔鬚經考核，京、外官一視同仁。

其次，中央諸司根據需要每年在現任職事官（即「前官」）和具有選任資格的待選人（即「常選人」）中選拔直官，故曰「任選」。其中，散官、三衛官或勛官充任直官，可以代替來京或在諸州的「番上」（即輪番擔任宿衛），每年折番數一番，故曰「與折一番」。這一制度在玄宗開元以後得到了較為嚴格的執行，畫直選任也不例外，如寶曆二年（826年），程修己應明經及第，守選滿五年，獲「任選」資格成為「常選人」，經丞相陳夷行推薦，入集賢院任畫直。

唐代畫直選任除登第擢拔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多種途徑。《唐六典》「書直及寫御書一百人」條下注云：「開元五年十二月，敕於秘書省、昭文館兼廣召諸色能書者充，皆親經御簡。後又取前資、常選、三衛、散官五品已上子、孫，各有年限，依資甄敘。」可見書直最初是從諸色能書者中選任，後來專取五品以上官員子孫。集賢院畫直可能同書直一樣，亦遵門蔭制從上層官僚的善畫子弟中選任。秘書省畫直則有可能不限出身，是從繪製州縣圖經的畫家中選任。

2.敘遷

唐代畫直屬於伎術官。「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謂秘書、殿中、太常、左春坊、太僕等伎術之官，唯得本司選轉，不得外敘。」所以，秘書省畫直只能在省內敘遷，不能到其他官署任職，且敘遷由本省決定，報吏部備案即可。

伎術官的升遷亦有限制，「凡醫術，不過尚葯奉御。陰陽、卜筮、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李錦繡認為，「不過本色局、署令」，意思是「最高只能擔任本局、本署的令」。但問題是，唐代不少官署如秘書省、集賢院，都未設本色局、署，所以「不過本色局、署令」應該是指品階「不過本色局、署令」。依此，在秘書省唯有太史局設「令二人」（從五品下）的情況下，秘書省畫直大概可以升到與「太史令」平級的「從五品下」；少府監左尚署畫作中的畫工最高可以升到「從七品下」。至於集賢院畫直的敘遷，據現有資料，並沒有「唯得本司選轉，不得外敘」和「不過本色局、署令」的限制，可以升任品階更高的翰林畫待詔。

唐代畫直官的敘遷較為複雜，涉及蔭任、敘階、考課等制度，大體都是嚴格遵循的。最具代表性的敘遷個案是程修己。在吏部下達的《張幼彰、程修己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等制》中有「審以武進」的表述，說明程修己的敘階放在武散官系。這是因為程修己的曾祖父程仁福官至「左金吾衛將軍」，從三品。唐代蔭任制規定，三品以上高官可蔭及曾孫。所以，程修己作為曾孫，恰好可以以門蔭結品而依出身例授武散官並在武散官系敘階。宣宗大中五年，程修己經吏部任命，擢升翰林畫待詔，授武散官「昭武校尉」，定階「正六品上」。

這說明集賢院畫直官的敘遷階限可能是到「正六品上」為止，當然也有可能與秘書省畫直一樣，升到「從五品下」，之後可以轉任翰林畫待詔繼續升遷。在唐代，畫直自「從九品下」升至「正六品上」殊為不易，程修己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他「謹良綰務」「詳練守職」，表現優秀，二十年共歷五秩吏部考課，總進十五階，升翰林畫待詔，最終官至「榮王府長史」，從四品上。

集賢院畫直的升遷，韓剛認為存在一個從畫工（含畫像工人）到無品畫直，再到有品畫直，再直院，最後到主管官吏的晉陞路徑。他推測出身西亞末祿國的「商胡」穆聿是無品畫直，李錦繡也有相同的觀點。但集賢院是否存在由「畫工」到「主管官吏」的晉陞路徑，卻沒有資料能夠加以證明，更沒有史料顯示穆聿是畫直，《歷代名畫記》中的人物簡注僅言：「（穆聿）別識圖書，遂直集賢，告訐搜求。至德中，白身受金吾長史。」

該注中的「告訐搜求」，已說明穆聿並不在集賢院辦公，只是一名博訪圖書使，「直集賢」和「白身受金吾長史」屬於他「告訐搜求」的獎賞，不屬於吏部銓選與考課制度下的正常選任和升遷，與從事圖繪工作的畫直截然不同。因此，以穆聿為例，推斷集賢院有一類「無品畫直」，並存在從「無品」到「有品」的敘遷路徑是難以成立的。

3.俸祿

唐代俸祿發放以職事官為準。畫直屬於差遣官，無品秩，需要帶有職事官以寄俸祿。如張萱官曆「太府」，此官即為他任畫直或升任更高職務期間，為寄俸祿而加領的一個虛銜。大和五年，程修己「直集賢殿」，授「浮梁尉」，同樣也是寄祿官。唐代除縣尉之外，充作釋褐起家之官的虛銜還有參軍和主簿。《新唐書·宗室世系》記「小李將軍」李昭道：「太原府倉曹，直集賢院。」「倉曹」即其釋褐起家之官，全稱「州府倉曹參軍」，正七品下。李昭道任集賢院直官的類別不詳，因集賢院直官只有文學直、書直、畫直、裝書直和造筆直五類，以畫名世的李昭道進入集賢院任直官，按照集賢院量才授任的原則，其職別當為畫直。

畫直的俸祿支給標準與京官一致，包括俸錢、祿米和職田。貞元以前，朝廷官員的俸錢發放依職事官品，之後依職事官的閑劇輕重計發，閑職月俸被削減，職事品較低但責任重大的職位其月俸則大幅增加。所以，玄宗開元至德宗貞元之間，在中央諸官署擔任畫直者月俸較低，貞元之後大為改善。比如程修己，初入集賢院雖然官帶「浮梁尉」，「從九品下」，但月領俸錢卻有20貫。照以往執行的開元制，「從九品下」的職事官所領月俸僅1.917貫。至於祿米的支給標準，貞元以前大體一致，畫直「從九品下」起領52石（天寶年間的祿米據《天寶祿令》為50石），升至受到階限的「從五品下」，最高可以領160石。貞元以後的祿制不詳，可能與月俸一道做了相應調整，也是按職事官的閑劇輕重計發。最後一項是職田，史學界的看法是，基本維持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規定的原有基數，前後變化不大。依照武德制，畫直作為京官，自九品升到五品，分別受田200畝、250畝、350畝、400畝和600畝。

4.服飾

唐代百官服色定製於高宗上元元年（674年），當時規定：「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深緋，五品淺緋，並金帶；六品深綠，七品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輸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依此，八至九品畫直服青，飾輸石腰帶；六至七品畫直服綠，飾銀腰帶。《唐會要·輿服》云：「直司依出身品，仍聽佩刀礪、紛蛻。」說明包括畫直在內的直官服色是由「出身品」即蔭任制下的散官品決定的，如程修己進入集賢院任畫直，以門蔭結品，所帶武散官為「陪戎副尉」（從九品下），故服色當為淺青，佩刀礪、紛蛻，飾輸石腰帶。

開元九年（721年），朝廷在百官服色的基礎上又規定，服色須配魚袋（魚袋是裝魚符的小袋配飾，魚符是官員出入宮禁的憑證，用以明貴賤、辨尊卑、嚴內外），謂之「章服」。

玄宗以後，為和諧君臣關係，章服逐漸成為勛爵之外的另一類賞賜品，由此產生賜服制度。通常，官階不夠三品而賜三品章服，謂之「賜服紫佩金魚袋」，簡稱「賜紫金魚袋」；不夠五品而賜五品章服，謂之「賜服緋佩銀魚袋」，簡稱「賜緋魚袋」。據「程修己墓誌」記，大和五年，程氏任集賢院畫直伊始，即授浮梁尉，「賜緋魚袋」，說明程修己並沒有服青，而是直接服緋並佩銀魚袋。這一超越實際品階的章服賞賜，與集賢院畫直的御用職能有關，表明集賢院畫直在雜色伎術直中擁有較高的地位。不具有御用性質的秘書省畫直是否亦有類似賞賜，不得而知。

綜上，唐代畫直是一相對固定的伎術類差遣官。在有畫直員額的秘書省和集賢院，以有限的史料判斷，畫直均為有品直，選任嚴格，重藝能。畫直同翰林畫待詔一樣，都是通過加領虛銜的方式寓俸祿和秩品階，受吏部的任免、考課、升降等制度統一管理。唐以後的歷代中央諸官署畫家的設置和任用，雖然名號各異，但基本上都是沿襲唐代畫直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

五、見於文獻記載的唐代畫直官

唐代中央諸官署畫直屬於雜色伎術官，雖然人數眾多，但因官小職卑，鮮有記載。我們能夠找到的有關中央諸官署畫直的史料很有限，並且多數記載簡略。

秘書省僅知其職官設置有畫直，具體有哪些畫家供職以及畫直的活動情況，則沒有詳細記載。有些秘書省官員，如秘書丞殷仲容、秘書少監王紹宗、正字劉整等均擅長繪畫，但與作為伎術官的秘書省畫直不同的是，他們擅長繪畫多系個人雅好。目前，較為肯定的一位畫家是殷季友，他一度「常在內庭畫人物」，後官至秘書郎（從六品上）。秘書郎在北宋是虛銜，在唐代則為實職。殷季友可能是由麗正院畫直或集賢院畫直調任秘書郎的。

唐代畫家擔任史館和開元館畫直的具體情況也難以考證，僅知楊寧任史館畫直，楊昇、張萱任開元館畫直。唯一在文獻記載方面史料比較多的是集賢院畫直，然而除了倪麟在《圖繪寶鑒·補遺》中明確記為「開元中集賢畫直」外，其餘史料大多語焉不詳，需要綜合分析才能確定其集賢院畫直的具體身份。比如《歷代名畫記》載，朱抱一「開元二十二年直集賢，善寫貌」；「任貞亮，開元中直集賢。時有畫直邵齋欽、書手吉曠，皆解畫」。

但是，文中沒有交代朱抱一、任貞亮的職別，也未說明邵齋欽所在的官署，只能依據《歷代名畫記》卷九的整體語境以及各傳記的上下文，推測朱、任、邵三人都是集賢院的畫直。又如敬宗時期在翰林院任寫真待詔的李士昉，曾奉命依道術騙子周息元的描述繪術士張果、葉靜能像。而《歷代名畫記》提到李士昉的職務變化時，僅言「在翰林、集賢」，我們只有深入了解集賢院畫直到翰林畫待詔的升遷關係之後，才能確定他任翰林院寫真待詔之前，是在集賢院任畫直。

類似無法確定具體身份的含混描述在梳理史料時會經常遇到，阻礙了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不過，鑒於絕大部分宮廷畫家是作為伎術官加以任用的，而伎術官長期任職不變，所以出入宮廷的畫家實際上要麼是集賢院畫直，要麼是翰林畫待詔。史籍記載不詳所導致的困惑在於，我們難以確定身份不明的宮廷畫家到底是集賢院畫直還是翰林畫待詔。

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歷代名畫記》記殷、殷季友、許琨和同州僧法明等「善寫貌，常在內庭畫人物」；又說：「開元十一年，敕令寫貌麗正殿諸學士，欲畫像書贊於含象亭，以車駕東幸，遂停。初，詔殷、季友、無忝等分貌之。粉本既成，遲回未上絹。張燕公以畫人手雜，圖不甚精，乃奏追法明，令獨貌諸學士。法明尤工寫貌，圖成進之，上稱善，藏其本於畫院。」「常在內庭畫人物」，表示殷等人可能是翰林畫待詔。但「張燕公以畫人手雜，圖不甚精，乃奏追法明」。「張燕公」即張說，時為麗正修書院院主，這說明殷等人是在張說的領導之下，實際身份更有可能是麗正修書院的畫直。類似這種難以確定畫家具體身份的記載還有很多。

依據現有文獻，可以確定身份且不易引起職別分歧的畫直很少，僅有12位，他們是：開元館畫直楊昇、張萱，史館畫直楊寧，集賢院畫直倪麟、朱抱一、任貞亮、邵齋欽、李士昉、張幼彰、程修己、沈居隱和王武瓊。這12位畫直，僅程修己有墓誌和加官制書見載史籍，其餘記載都極為簡約。不過，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信息反映了唐代畫直官的選任特點和職事情況。

上表12位畫直，有2位有家世出身記載，一位是李士昉，一位是程修己。李士昉的祖父是天寶中人物肖像畫家李果奴，他可能是玄宗朝翰林畫待詔。程修己的父親程儀，任蘇州醫博士，曾拜著名畫家周昉為師，學畫20年；祖父程鳳，官至婺州文學；曾祖程仁福，官至左金吾衛將軍。還有一位張幼彰，雖然沒有家世記載，但據《張幼彰、程修己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等制》中的「審以武進」四字，可知張幼彰的祖上也是軍中高官，他同程修己一樣都是以門蔭結品。

另外，倘若「小李將軍」李昭道「直集賢院」所任直官是畫直，那麼就目前了解到的畫直出身情況而言，幾乎都是繼承家學的衣冠子弟。這一現象雖然不能說明唐代畫直官的選任重家世出身，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助於發掘繪畫天賦，培養藝術人才。

據唐宋文獻記載，上表12位畫直中有9位工人物，另外3位不詳，但綜合多方面的信息可以推測，這3位畫直依然是工人物或肖像。這些畫家基本上可以確定都來自大明宮。從《歷代名畫記》《唐朝名畫錄》和《宣和畫譜》所載楊昇、張萱、楊寧和程修己等四位畫家的作品內容看，大明宮畫直主要有三大職責：一是繪帝後御容和帝王朝服像，供瞻仰、奉安和充實皇室譜系；二是繪忠奸美惡、古賢功德以存鑒戒，或繪功臣肖像、學士真容以彰勛績忠義，或繪皇帝出遊、國家盛典、君王儀仗、四方職貢和番客朝會等，以顯天子威儀；三是描繪帝王狩獵、娛樂等生活場景。

有時也會承命繪寫外國進獻的獅子、孔雀等珍禽異獸，擅長山水、花鳥的畫直還會受命裝飾宮殿。大明宮畫直在其職能上與翰林畫待詔多有重疊，兩者都擁有高超的具象再現能力，如張萱善繪「宮苑、士女，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景物，位置亭台，樹木花鳥，皆窮其妙」；李士昉「寫貌極妙」程修己「於六法特異，稟天錫，自顧、陸以來，復絕獨出，唯公一人而已」。凡此可見，以集賢院畫直為主的大明宮畫家雖然多數職卑位低，卻是當時最傑出的寫實畫家。

在上表中，畫家擔任秘書省畫直的情況因史籍乏載沒有得到反映。但因秘書省畫直分圖畫直和丹青直，圖畫直繪地圖，丹青直繪人物風俗，所以不難看出，唐代大部分畫直以繪人物和肖像為主，不同的是：以集賢院畫直為主的大明宮畫家面對的人物主要是君主和大臣，職責是圍繞皇權帝制和人君事迹承擔各種圖繪任務；而秘書省丹青直面對的是外國使者、異俗人物和國風民情，職責是維護江山安全和社稷穩定，與大明宮畫直構成互補關係。由此足見唐代畫直的設置與各轄區的行政職能相對應，具有明確的職責劃分和功能定位。

直官是唐代中央行政官僚體系之外各大專業領域中的傑出人才，有近三十種，人員龐雜，僅《唐六典》所記有品直官定額就有465名，加上不同官署依照實際需要增設的額外直，京城各類直官有五百多名，占京官的五分之一。畫直在直官中屬於雜色伎術官，法定員額較多，是唐代不可或缺的國家公務人員。唐代有畫直任用記載的中央官署，含秘書省、開元館、史館和集賢院。但終唐一代，只有秘書省和集賢院有員額設置，其餘兩館都沒有正式編製，說明這兩館畫直要麼屬於額外直，要麼由秘書省或集賢院畫直兼任。

秘書省和集賢院的畫直設置一直維持到唐末而未加以合併或裁減，可見這兩大部門的畫直職事性質並不重疊。秘書省畫直為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服務，集賢院畫直則為皇權君位服務。兩者在繪造地理圖志、寫貌帝後御容、繪製功臣肖像、圖記人君事迹等諸多方面，發揮著廣泛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認為，秘書省和集賢院畫直是因圖籍管理需要而設置的，職事範圍大體是內府法書名畫的鑒藏護理之類,這一觀點與事實並不吻合。

END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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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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