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冤案」的起源與平反

作者：雷頤

來源：愛思想

《文史參考》2010年第8期發表了瞿秋白女兒瞿獨伊的口述回憶「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在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屬後來遭遇等以往人們知之不詳的細節，頗有意義。不過，她說「『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不顧事實，硬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卻不甚準確。因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說認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時「文革」尚未開始，「四人幫」遠未形成。

對於「瞿案」，「文革」後參與複查、平反工作的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孫克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員陳鐵健，都有回憶文章公開發表。筆者謹以這些文章為基礎，對「瞿秋白冤案」的起源與平反略作概述。由於事情重大，而且孫、陳的文章早就公開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卻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故筆者將在多處直接引用這些資料，一為慎重，二為使這些珍貴史料為更多人所知。

一

1979年3月，《歷史研究》第三期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陳鐵健的《重評〈多餘的話〉》一文，公開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轟動，因為此時雖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一些冤案開始平反、昭雪，但劉少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對此文進行有人在報刊上著文「大批判」，東北一家省報，用整版刊出批瞿長文。這些「文章」，仍堅持「文革」時的「欽定」標準，口氣嚴厲。陳要求著文反駁，卻被拒絕。1979年6月，他到福建才溪參加學術討論會，主持者執意要他在全體會上講瞿秋白，然後對他進行事先準備好的「圍攻」。

但就在被「圍攻」兩天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轉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通知，要陳鐵健即日趕赴上海，與瞿秋白案複查組人員會合，參加複查工作，這時會議的「論調」突然一變。7月1日，陳趕到上海，住東湖招待所，見到中紀委瞿秋白案複查組負責人、時任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孫克悠，她向陳詳細介紹了情況。

瞿秋白的親人在粉碎「四人幫」後多次給中央寫信要求為瞿恢複名譽。中紀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組」，準備複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時已79歲的瞿軼群從居住地杭州寫信給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雲，再次要求為瞿秋白恢複名譽，並要求修復「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陳雲同志於1979年5月20日對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請你閱批』。同年5月22日耀邦同志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請現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決。請陳野蘋同志辦』。陳野蘋同志於同年5月29日對該件批示：『請鶴壽同志閱後再轉中紀委第八組』。」（孫克悠：《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問題複查工作的回憶片斷》，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三，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頁）陳野蘋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這樣，中紀委臨時機構「第八組」就於1979年6月開始瞿案複查工作。「第八組」由五人組成，先已借調了中央調查部常凡、中央黨校李玲玉參加工作，中紀委則由孫和軍隊團政委出身的老王參加，孫讀過陳鐵健的《重評》，於是要求陳也參加。孫克悠任「第八組」組長，具體負責此案複查工作，中紀委常委曹瑛則代表中紀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紀委書記王鶴壽、秘書長魏文伯首次約見了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希望她相信黨中央會作出正確結論。

二

「中紀委第八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開始了緊張的調查工作，與瞿的多位親人見面訪談，訪問知情者，舉行座談會……

他們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國民黨殺害後一直被視為烈士，所以他的家鄉江蘇常州從1953年開始籌建瞿秋白烈士紀念陳列展覽，於1959年開始陳列展出；而後，又準備瞿秋白故居陳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陳列展開始接納內部參觀。不久，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在南京傳達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評，瞿秋白陳列於8月停辦。」（陳鐵健：《導讀：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瞿秋白：《多餘的話》，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原來，1962年香港自聯出版社出版的司馬璐寫的《瞿秋白傳》，書後附錄《多餘的話》全文。1963年，《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為叛徒。戚文刊出後，學術界和文藝界反映強烈，意見反映到國務院。在周恩來總理過問下，中共中央宣傳部約集二十多位歷史學家開會，討論此文，與會者嚴厲批評此文歪曲歷史。中宣部表示贊同與會者的觀點，認為戚文在事實上站不住腳、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但是，1962年後重提「階級鬥爭」的毛澤東「先後在《瞿秋白傳》附錄上看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在《歷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並且急切地把兩者與他想要解決的『黨內叛徒問題』緊密聯繫起來，做出異乎尋常的重大政治判斷。」（上引書第23頁）以下三條重要材料，說明此點。（此三條材料引自上引書第23－26頁）

一，周揚1979年8月28日在萬壽路住所對中紀委第八組談話時說：

戚本禹評李秀成的文章（指《李秀成自述》一文）發表當時，我不知道，沒有看。有一天看戲，總理問我看過看戚的文章沒有，我說還沒有。總理說你要看看，過問一下。現在台灣也在反對太平天國，這麼樣一個歷史人和物翻案，怎麼也不和中宣部打個招呼？弄得陽翰笙的戲（指《李秀成之死》，寫李秀成征戰，太平天國滅亡）也不演了，博物館也停了（英國送來一把劍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發表引起全國反響，劍也收起來了）。

我看過戚文後，在中宣部召開一個會，意思是戲還要演，文章也作為學術討論大家發表意見。范文瀾、郭老、劉大年都對戚文章有不同意見。劉大年根據我的意見寫一篇文章，尚未發表。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劉大年、周揚為叛徒李秀成辯護……

我問陳伯達，對李秀成怎麼看。他說李秀成還不是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陳是為李辯護的。陳伯達又說，瞿秋白不是也寫過一個自述嗎？陳說是黃敬告他的，因為黃敬被捕後也寫過這種東西。

我見到江青，向她說起黃敬說瞿秋白寫過自述的事。江青說：什麼自述，他（黃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離開的。

我見到了（毛）主席時，把對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彙報了，主席一言不發。

以後江青見到我，說：主席認為李秀成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晚節不終？），不足為訓」！主席關照不要告你，但我還是告你了。

我又見主席時，主席第一次對我那麼生氣地批評了我（他從來總是表揚我，沒有批評過）。他說：范文瀾、郭老，還有你，你們都為李秀成辯護。你這個人沒辦法，你是大地主階級出身，本性難改……。我當時聽了很難受。總理在一旁承擔責任說他有錯誤（因為是總理要我過問的）。我說還是我的責任。這時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問主席看《多餘的話》沒有，主席說：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誌敏而宣傳瞿秋白？

江青不同意羅爾綱的觀點（羅認為李秀成是偽降），她會經常向主席講的。

二，陸定一1979年4月16日在北京醫院對中紀委第八組等談話時說：

三年困難時期，有一股很大的為彭德懷翻案的力量。我給總理寫信說：彭德懷反對毛主席是錯誤的。總理告訴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傳閱了。這時有人提出彭德懷有功，軍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為彭德懷翻案的。我認為這是攻擊主席，我應起來作戰。

1964年，香港的國民黨雜誌，又把《多餘的話》登出來了。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有毛主席，有總理，還有我，三個人，怎麼談起的我不記得了。我向他們報告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在香港那裡又登出來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給他了，請他看。……後來，毛主席看了以後，就對我講，就是以後少紀念瞿秋白，多紀念方誌敏……他的話是那麼講的，此外就沒有多的話了。周總理想把《多餘的話》的原稿找到，據我所知，沒有找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1966年總理派了兩個人來問過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況再一次報告了他。

三，戚本禹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監獄的交代材料：

1963年，我寫了《評李秀成自述》。寫的目的是說對人的評價應看到功勞，也要看到晚節，晚年反對毛主席也不行。這是決定我對《海瑞罷官》的態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錯誤，都不是偶然的，是有歷史根源折。我的文章發表後，全國都知道，鬥爭是尖銳的。當時周揚批評我，他罵我很厲害，翦伯贊也反對我。這時我與江青就有接觸了，她批了一個材料給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贊成我，還是反對我。那時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說你要去，她是中南海的首長。我去了，江一開口就說你給黨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揚了你，他很滿意你寫的文章，你可別驕傲。又說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本給你，叫你繼續作戰。我說現在還開會圍攻我，她聽了大發其火，說她給主席彙報。這次接見是決定我以後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難時，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她叫我再寫文章，要快寫。這是1963年底的事。

看到戚本禹這篇交待材料，陳鐵健和中紀委八組同事們感到有些事情要進一步查清，於1979年秋到秦城監獄提審戚本禹，問他寫《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說「1963年他寫批判李秀成文章，開初只是認為中國『防修反修』可從近代史上找到同類例證，影射彭德懷晚年反毛也是『晚節不終』。」「1963年底，江青找他談話，說是你給黨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揚你，很滿意你寫的文章。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你可別驕傲，要繼續寫。可以請教康生的『九評』（指與蘇共論戰的九篇評論文章）寫作班子。戚寫完第二篇文章，到釣魚台找康生。在飯桌上，康生等要戚不必跟著批評者的觀點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擊，務使對手無還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對手於死地。1964年，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歷史研究》1964年第4期）發表，明確提出叛徒問題，從李秀成、汪精衛到彭德懷，從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魯曉夫，大批特批，其勢洶洶，在全國引起更大震動。」（上引書第26頁）

「瞿案」複查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認真、仔細查閱從公安部調來的關於瞿秋白被害案審查卷宗，共二十卷，約三尺厚。公安部關於瞿秋白被害問題的調查，是1954年初根據湖南省公安廳上報的兩名參與殺害瞿秋白案犯的有關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長羅瑞卿的指示，責成湖南省公安廳追查的。同年10月，由公安部十三局組織專門力量查辦。「經過十年的嚴密調查偵審，於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證據確鑿，事實清楚，中央決策者完全可以據此做出瞿秋白在獄中對敵鬥爭堅決、從容就義的結論。而這時正是常州瞿秋白故居陳列展被下令停辦之後兩個月。又過兩個月，1964年12月30日，北京的軍事博物館、歷史博物館依據中宣部向陸定一、康生和中央的報告，『將陳列中出現瞿秋白、項英、博古、譚政、甘泗淇、袁國平、彭雪楓、陳光等人的名字和形象文物』完全除掉。歷史事件的真偽，歷史人物的沉浮，就這樣被某些人為了某種目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顛倒於股掌之中了。」（上引書第28頁）

陳鐵健認為：「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公開判定於1968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而其張網以待的秘密部署應不晚於1962－1963年間。」因為「大躍進」導致數千萬人餓死，「面對災難，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中共中央的指導方針和一系列政策舉措正誤的估量，存在著巨大差距。毛澤東始終認為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即正確占足九成，錯誤微不足道。劉少奇則認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特別是1962年召開的黨內「七千人大會」，使毛極為不滿。（上引書第22、21頁）

「文革」開始，公開批瞿。瞿母金衡玉1916年因貧債交逼自殺，葬於常州，1967年1月19日，其墓被紅衛兵砸毀。1967年2月8日，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像被紅衛兵砸毀。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紅衛兵砸毀。瞿父瞿世瑋1932年在濟南貧病交加中去世，葬於濟南南郊，文革中也被紅衛兵砸墓平墳。「1972年中發12號文件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孫克悠：《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問題複查工作的回憶片斷》，前引書第293頁）

經過大量調查研究，「瞿秋白問題複查組」在1979年底起草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準備提交給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主持會議。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中共中央通過的包括《關於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複查平反報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但遺憾的是這次全會只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對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過。全會通過了《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和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過去因劉少奇問題受株連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雖然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獲通過，但在2月29日的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當有人提到如何評價瞿秋白時，鄧小平明確指出：「歷史遺留的問題要繼續解決。比如這次會議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儘管為瞿平反的文件未獲通過，但事實上已經「平反」。1980年6月17日，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聯合舉行座談會，紀念瞿秋白就義45周年。會議由中國作協副主席賀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在會上講話，高度讚揚瞿的一生。座談會上還有許多人發言，孫克悠回憶說：「在這個會上，我記得李維漢同志曾經說過，在中國共產黨歷史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長制。」（孫克悠：《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問題複查工作的回憶片斷》，前引書第297頁）第二天，中共中央組織部老幹部局負責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負責人、中紀委八組負責人及瞿和親屬瞿獨伊等人，在八寶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殘基前，敬獻了中組部送的花圈和親友獻的鮮花。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轉發中紀委《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的通知，結束了對此案的複查工作。該「報告」明確宣布：「《多餘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客觀地全面地分析《多餘的話》，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標誌著對從1964年就開始羅織的「瞿秋白自首叛變案」的正式、徹底平反。1982年9月，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紀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報告中說：「對所謂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後『自首叛變』的問題，重新作了調查。瞿秋白同志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領導人之一，黨內外都很關心他的問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對他的被捕前後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後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陳鐵健：《導讀：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前引書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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