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理論物理學發展緩慢而日本頻獲諾獎？| 科學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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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圖片來源：pixabay.com

編者按：

     

 儘管「民科」們在理論物理領域那些顛覆級、「諾獎級「的「研究發現」令人啼笑皆非，實際上整體而言，與研製「兩彈一星」及其他高端設備所突破的物理技術相比，20世紀我國理論物理學發展的水平並不令人滿意。

       

究其原因，本文作者認為：早期出國學習理論物理的人少，留學回國的物理學家中沒有出現既富創新意識又能領袖群倫的人物，國家對理論科學研究的重視程度不夠，一些政治運動對科學理論研究產生了干擾作用，這些都導致了我國理論物理學發展緩慢。

撰文｜胡化凱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

責編｜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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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物理學在中國的建立始於20世紀初，以有留學生去西方國家學習物理學為標誌。

洋務運動開始後，清政府派出不少人出國留學，但沒有人專門學習物理。留學生中有研習物理者，自20世紀始

[1]

。20世紀上半葉，學習物理的留學生陸續回國，他們「埋首苦幹，加倍努力，使物理研究得以開始，得以擴大，使我四千餘年中華古國從此而有物理科學」

[2]

。

就研究而言，可以把物理學分為理論物理和實驗物理；就運用而言，可以將之分為理論物理和技術物理。一般認為，理論物理包含相對論與引力理論、宇宙學、量子力學、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統計物理、經典場論、非線性物理等分支學科。

理論物理立足於科學實驗和觀察結果，藉助於數學工具、邏輯推理和觀念思辨，研究物質、能量、時間和空間以及它們的相互作用和運動變化，從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理論，具有解釋已知和預言未知物理現象及其運動規律的能力

（[3]，頁12—13）

。

20世紀上半葉，物理學在中國得以初步建立；20世紀下半葉，該學科得到了很大發展。總體而言，與技術物理相比，上個世紀中國理論物理學的發展速度明顯緩慢。

1935年，為紀念《科學》雜誌創刊20周年，嚴濟慈先生應邀撰寫了《二十年來物理學之進展》一文，從人才培養、專業研究、成立學會和創辦雜誌幾個方面，全面總結了物理學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狀況。文章列出了53篇國內物理學工作者在歐美等國雜誌上發表的論文題目及作者，其中僅有燕京大學物理系英人班威廉

（William Band）

的一篇討論協和物理場的論文屬於理論物理；文章也列出了在《中國物理學報》等國內刊物上發表的55篇論文，其中除了周培源一篇介紹膨脹宇宙論和束星北一篇討論萬有引力的論文外，余者也都不屬於理論物理

[1]

。

十年後，錢臨照先生在《物理學》一文中專設「物理學在中國之發展」一節，在上述嚴文的基礎上，全面總結了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狀況。文章按分支領域列舉了當時70位在研究工作中做出成績的年輕學者，其中屬於理論物理者僅有研究相對論及宇宙論的周培源和束星北、研究統計力學的王竹溪和張宗燧

[4]

。

1950年，周培源和王竹溪聯名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中國近三十年來之理論物理》一文，對國內學者在力學、相對論、量子力學、統計力學、熱力學、電磁學等方面開展的研究工作進行了概括性總結，其中具有較大國際影響的成果極少

[5]

。

1960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中國科學院組織各學科的專家編寫了《十年來的中國科學》叢書，其中《物理學：1949—1959》分冊總結了該學科各個分支領域取得的成就。書中從基本粒子理論、原子核理論、固體理論和統計物理四個方面總結了在理論物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認為「十年來理論物理的工作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工作人員的數量較解放初期增加了三、四倍。但是由於原來的基礎太差，現在所達到的水平還不是很高，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

[6]

1966年，以朱洪元和胡寧為代表的中國粒子物理學家提出了「層子模型」，這是一項得到國際同行肯定的成就。

上個世紀末期，我國在理論物理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整體而言，與研製「兩彈一星」及其他高端設備所突破的物理技術相比，20世紀我國理論物理學發展的水平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狀況？值得我們回顧與反思。

筆者認為，造成我國理論物理學發展緩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早期出國學習理論物理者相當少

考查我國老一輩物理學家出國留學所學專業及其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所做的研究工作，可以看出學習理論物理的人相當少。

據不完全統計，從1900至1952年，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者至少有168人

（[7]，頁1243—1252）

。從這些人的博士論文可以看出，其中僅有周培源、吳大猷、張宗燧、胡寧、彭桓武、馬仕俊、朱洪元、黃昆、程開甲、王竹溪、王明貞等10餘人在留學期間從事的是理論研究，余者所做的基本上都屬於應用物理或實驗物理研究。

赴歐美先進國家留學是20世紀上半葉我國高端科技人才培養的主要方式，後來在各個領域做出成就的科學家，基本上都是國外回來的留學生。庚款留美計劃為國家培養的人才最多。《派遣美國留學生章程草案》規定，派出的學生中，「百分之八十專修工業技術、農學、機械工程、採礦、物理及化學、鐵路工程、建築、銀行、鐵路管理以及類似學科，百分之二十專修法律及政治學」。由此可見，當時有計劃地派出去學習科學理論的人很少。

1909—1929年，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共向美國派遣留學生1279人，另外還有庚款津貼留美自費生467人。這些留學生中，學習理論科學的人極少。1933—1943年，全國舉行了六屆庚款留美考試，共錄取132人赴美留學，其中有15人規定的學習學科屬於物理學，但都是應用物理，幾乎無理論物理。庚款留英學生所規定的專業，與留美的情況大致類似。此外還有各省的官費留學及自費留學，其中也有一些人學習的是物理學，但基本上都不是理論物理。這些情況正說明了獲得博士學位人員中從事理論物理研究者少的原因。 

吳大猷先生在總結中國物理學發展的歷史時說：

「為什麼中國的物理研究發展得這麼慢？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大多數出國念物理的人，都是作實驗的物理研究」；「在國外念理論物理的中國學生比較少，這個也是我們物理髮展得比較慢的原因之一」

（[8]，頁88—89）

。吳大猷認為，做實驗研究，有好處，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好處在於，國外有實驗設備，有現成的研究計劃和主題，學生比較容易完成學業。不好之處在於，實驗研究需要一定的設備，在歐美國家實驗室里可以做的研究，回到國內即沒有條件繼續開展工作了。

胡剛復、顏任光、饒毓泰、李書華、丁西林、葉企孫、吳有訓、嚴濟慈、趙忠堯、王淦昌、張文裕、陸學善、葛庭燧、錢三強、錢臨照等等，這些對中國物理學的建立和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老一輩物理學家，在國外留學期間做的都是實驗研究工作。他們利用國外的實驗設備完成了一些當時屬於物理學前沿的重要工作，如葉企孫於1921年對普朗克常數的測量、吳有訓於1924年驗證康普頓散射理論的實驗、趙忠堯於1930年發現正負電子對產生和湮滅現象的實驗、錢三強與何澤慧於1946年發現鈾核三分裂現象的實驗、張文裕於1949年發現μ原子的實驗等等。這些工作，在國內都無法再繼續開展研究，所以吳大猷說：

「就是因為我們學物理的絕大多數的人回國後，沒有機會繼續做實驗工作，所以中國的物理髮展得很慢」

。

雖然物理學的理論研究和實驗研究是密切相關的，但就研究方法以及對研究者的業務素質要求而言，二者是有區別的。做理論研究，需要具備紮實的物理理論功底，掌握專門的數學工具，具有比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物理模型提煉能力等，需要經過專門的訓練。做實驗研究的人一般不太容易做好理論研究。

留學生中學習理論物理的人少，即造成國內專業人才不足，自然不利於研究工作的開展和深入。

缺少富有創新意識的領軍人物

究竟具備什麼素質的物理學家才可以被稱為大師，很難給出一個標準的說法。一般來說，作為一位科學大師，應具有紮實的專業知識、深厚的學術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在本領域做出開創性成果，同時具有組織研究團隊、引領研究方向、營造學術氛圍和培養學術傳統的能力。也就是說，

真正的科學大師，不僅自己做出了學術貢獻，而且能夠引領一個團隊做出成績。

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的盧瑟福、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的玻爾、哥廷根大學物理系的玻恩應是物理學大師的典型代表。就個人成就而言，愛因斯坦是當之無愧的一流大師，但他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成績不大。

對於我們這樣的科學後發國家，在短期內難以產生一流大師，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推動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來看，科學大師的作用不僅體現在自己做出的科學貢獻，更重要的是能否卓有成效地營造學術氛圍，培養研究人才，引領一個團隊健康發展，使之不斷地取得重要成果。我國老一輩物理學家中極少有人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

而同樣也是科學後發國家的日本，則出現了仁科芳雄

（1890—1951）

這樣堪稱物理學大師的重要人物。20世紀，日本的理論物理學得到快速發展，已有5人在這方面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與仁科芳雄

（以下簡稱「仁科」）

的學術引領和人才培養有著重要關係。

1918年，仁科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電工學科，在長岡半太郎的建議下又重新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物理學。1921年，研究生畢業後，仁科被派往歐洲留學。

1921年10月至1922年8月，仁科在英國劍橋卡文迪什實驗室留學，師從實驗物理學家盧瑟福做原子物理實驗研究。

1922 年11月到1923年3月，仁科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師從數學大師希爾伯特做物理學理論研究。

1923年4月至1928年10月，仁科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玻爾理論物理研究所做訪問研究，這期間發表了9篇論文，深得玻爾的學術真傳。

1927年去法國巴黎，跟隨年輕的物理學家泡利

（W. Pauli）

做了4個月理論研究；之後又返回哥本哈根玻爾研究所，與瑞典學者奧斯卡·克萊因

（Oskar Klein）

合作提出以狄拉克方程表示康普頓散射的克萊茵－仁科公式，從而奠定了其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的地位。

1928年末，仁科滿載著在歐洲學到的物理知識返回日本。他試圖把剛剛建立的量子力學引進日本，在那裡創造適宜的研究環境，培養本國的精英人才。

1929年，仁科邀請量子力學創始人海森伯和量子力學理論家狄拉克來日本講學。在6天的時間裡，兩人分別作了6場關於量子力學的學術報告，仁科至始至終擔任翻譯工作。之後，仁科舉辦了量子力學講習班，親自給年輕學者授課。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湯川秀樹和朝永振一郎等人都是講習班學員。

1931年，仁科在東京理化研究所設立了仁科實驗室，進行原子物理研究。

1937年，他又邀請尼爾斯·玻爾來日本講學。在一個月時間內，玻爾做了十場關於量子力學的演講，仁科負責翻譯。這一系列的學術活動，激起了日本一批年輕學者對於新興的量子力學及原子物理研究的興趣。海森伯和狄拉克在二十幾歲就做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學成就，也激發了日本年輕學者的奮鬥熱情。

仁科在歐洲訪學8年，正值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迅速崛起的時代，他所跟隨的導師，都是當時在物理學前沿領域做出開創性工作的世界一流學者。這些導師使得仁科從實驗研究到理論探討，從學術思想到研究風格，都受到了全面的訓練，真正成為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物理學大師。

二次世界大戰前，

世界物理學研究主要有三大傳統，即劍橋大學盧瑟福的實驗研究傳統、德國哥廷根學派的理論研究傳統、丹麥哥本哈根學派的自由探索傳統。仁科受到了這三種傳統的熏陶，這是其他留學者難以企及的經歷。

對於仁科來說，受到影響最深的是哥本哈根傳統。仁科不僅為推動日本傳統物理學向現代物理學的轉變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且把玻爾研究所的學術風格引入了日本，使之進一步發揚光大。湯川秀樹的弟子內山龍雄曾評價說：「仁科博士將玻爾研究所那種現代的、而且是創造性的、具有探求精神的研究風格帶回了日本。這種氛圍和傳統是舊的帝國大學所沒有的。這種精神被接受過仁科博士教誨的人們傳遍了日本。」

[9]

在仁科的引領下，日本現代物理學迅速崛起，培養出一批具有國際水平的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因提出介子理論獲得194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又有朝永振一郎

（1965年）

、江崎玲於奈

（1973年）

、小柴昌俊

（2002年）

、小林誠

（2008年）

和益川敏英

（2008年）

5人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南部陽一郎，因1956年提出粒子物理學的自發對稱性破缺機制，獲得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但他的工作是在美國完成的，故未將其計入日本本土獲獎者中）

。另外，還有幾位日本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和生理醫學獎。

人才成長，學術氛圍的營造，需要學術權威的大力培養和積極引領。仁科具有把自己留學獲得的學識傳授給本國年輕人、把歐洲新興的物理學移植到日本的強烈使命感。

他不但把量子力學引入了日本，而且致力於宣傳歐洲的先進科學精神，矯正日本過去偏重虛理、不重實驗，偏於頓悟、不重分析的學術傳統，達到開啟民智、樹立新風的目的

[10]

。他在自己的研究室貫徹的是哥本哈根精神，鼓勵無拘無束的自由討論和大膽探索，提倡理論與實驗結合，開展合作研究。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玉木英彥等一批年輕學者都圍繞在仁科身邊開展工作，學生們親切地稱其為「師傅」。湯川秀樹深有感觸地說：「我能跟他順利地交談，雖然我通常是很沉默的。我也許從仁科身上看到了我在自己父親身上看不到的那種『慈父』的形象。總之，我的孤獨心，我的關閉的心，開始在仁科教授的面前打開了。」對於仁科研究室自由探討的學術氛圍，朝永振一郎曾感嘆說：「不論化學出身，還是生物出身，相互幫助的自由研究，是除了仁科研究室之外無法看到的亮麗風景。」

在仁科的努力下，仁科研究室成為日本培養科學精英的一片沃土。在這裡成長起來的不僅有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湯川秀樹和朝永振一郎，還有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福井謙一。仁科非常重視學術傳統的培育和新風氣的養成，「是一位敢於發掘年輕人才，激勵、感化，使其大成的牽線人」

[10]

，對於推動日本物理學的快速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因而被稱為「日本原子物理學之父」。

20世紀上半葉留學回國的中國物理學家中，沒有一人具有仁科的留學經歷及學術精神，更談不上培養出象湯川秀樹和朝永振一郎式的優秀物理學家。固然近代以來，日本的社會環境、科學基礎比中國更有利於科學家的成長和研究工作的開展，但中國少有像仁科芳雄一樣的大師，也是影響理論物理學發展的不利因素之一。

國家輕視理論科學研究

新中國建立後，為了快速提升國防科技水平和經濟實力，國家非常重視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此先後制訂了《十二年科學規劃》和《十年科學規劃》等政策，組織科研院所，調集各方面的力量，有計劃地開展攻關研究，在短期內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輝煌成就。在科學技術體系中，對社會產生直接推動作用的是技術，而技術的發展需要基礎理論作支撐。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把各方面的力量主要用在解決技術應用問題上，對科學理論研究重視的程度相對不足

，由此對包括理論物理學在內的整個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制約作用。

《十二年規劃》規定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方針是「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採取「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的原則。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這個方針是正確的。在科技力量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優先解決國家建設急需的技術應用問題，同時兼顧相應的理論研究和學科發展。而且，《十二年規劃》也指出：「技術上帶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必須以一定的科學理論作為基礎。因此，要想在今後逐步做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本國建設中不斷出現的科學技術問題，從根本上擺脫目前的依賴地位，就必須建立起我國自己的科學理論儲備，大力加強和充實理論研究的力量，克服忽視理論研究的近視的傾向。」

不過，在實際工作中，各個科研單位往往是忙於完成國家下達的技術研究任務，而無暇顧及相關的理論研究，結果是大量的技術任務完成了，但基礎理論研究水平一直不高，一些相關的學科也未能得到很好的發展。

「以任務帶學科」，是學科為任務服務，與任務沒有直接關係的學科或基礎理論，則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對此，許多科學家都有共識。激光物理學家王育竹說：「在客觀上，我們不夠重視基礎性研究。我們的科研政策是『以任務帶學科』。在過去的年代裡，『以任務帶學科』確實推動了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兩彈一星』的輝煌成果證明了它的正確性。雖然這一政策並沒有不支持基礎研究的含義，但在強調任務帶學科的同時忽視了與任務無直接關聯的基礎性研究。」

（[11]，頁84）

即便是與國家任務相關的學科，其基礎理論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了。我國固體物理學家黃昆「根據多年的經驗，歸納總結出一條規律：越是國家重視的學科，該學科的基礎科學研究反而越容易受到衝擊。……這是因為，對於完成國家指令性任務，物理（理論）研究往往『遠水解不了近渴』，而政治運動來了以後卻往往首當其衝，動輒就被戴上一頂『脫離實際』的帽子」

（[12]，頁108）

。這種狀況在「改革開放」之前是相當明顯的。黃昆說：

「在我國的一個很長時期內，形成了越有重要應用的學科，越是撇開基礎研究不搞的不正常局面。」

（[13]，頁278）

一個國家在基礎科學理論上落後，這個國家的科技發展就會缺乏後勁。對此，我國一些著名的科學家都有清醒的認識。王大珩在總結中國光學的發展歷程時指出：「開展跟蹤國際科技動態和瞄準世界先進技術的研究，利於像我們這樣科技基礎比較薄弱的國家，是十分必要的。但中國是一個大國，理應像我們的先人一樣，在各個領域應有自己的原始創新，為世界科學寶庫做出自己的貢獻，真正成為一個科技強國；因此，我們的科研院所在完成國家任務的同時，要十分注重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在光學研究的前沿和理論創新上同樣做出成績來。」

（[14]，頁44）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科技界急功近利傾向嚴重，浮躁之風盛行，缺乏科研工作應有的沉著和淡定，這同樣不利於基礎科學理論的健康發展。

中國古代長期存在注重實際應用，輕視理論思維的傳統。這種傳統在中國近現代依然存在，而同樣是從近代開始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日本則有所不同。從近代開始，日本一些科學家即具有相當強烈的重視純科學研究的傾向，養成了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傳統。面對著西方列強的侵擾，日本學者力求通過在科學研究中取得的成績，以證明日本文化是世界上優秀的文化。

山川健次郎

（1854—1931年）

、田中館愛橘

（1856—1952年）

和長岡半太郎

（1865—1950年）

是日本明治早期三位著名物理學家，為日本物理學的奠基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是在江戶時代封建儒教傳統影響下接受的啟蒙教育，然後轉向現代物理學的教育和研究。1888年6月7日，長岡半太郎在給正在歐洲留學的田中館愛橘的信中說：「在工作中，我們一定要有廣闊的視野、敏銳的判斷力和對事物的透徹理解，不能屈服，不能有一絲的鬆懈。……沒有理由讓白人在每個方面都如此超前，如你所說，我希望我們能在10或20年之內打敗那些白人。」 長岡半太郎等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在知識上擊敗「白人」。

這種心情，我國早期在國外留學的人也一樣會有。但是，日本學者具有的對於科學理論深入鑽研的精神，恐怕不是中國人所能比的。1947年，美國科學顧問團對日本考察後發現：「大學裡的很多研究，其內容都深奧晦澀。相比數學分析或者應用數學，數學家們更喜歡數論這一類的研究。造就一個文化階層，維護日本的尊嚴，證明其文化優越於世界上其它文化，這似乎是很多大學教研人員心目中最主要的動機」；「在大學畢業生和研究人員當中，至少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相比於應用科學研究，對理論科學研究的強調似乎有些過分」

[15]

。

日本科學家對科學理論研究的重視程度，讓美國人感到吃驚。其實，一部分日本人對於理論科學研究的專註從明治維新中期即已開始了。

他們視純科學研究為一種智力遊戲，任何國家的科學家都可以在其中獲得機會，通過獲勝以展示自己的才華和自己國家文化的優越性。

這種傾向即使是在二戰期間也沒有停止過。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仁科呼籲日本的物理學家不要放鬆基礎理論研究，只有這樣，等到戰爭結束時才不會落後於國外同行。無論是戰爭期間還是在戰後，日本都有許多物理學家在理論科學領域繼續著他們的「浪漫」的研究

[15]

。湯川秀樹能於1935年提出介子理論，194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創造了未去西方留學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神話，其原因之一就是在這種「智力遊戲」傾向影響下持續鑽研的精神。

這種現象是值得中國人深思的。日本已有6人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其中5人的獲獎成果都屬於理論物理研究內容。這種現象充分證明了日本物理學家長期重視理論研究的成效。

一種學術風氣的養成，既需要學術共同體的自覺踐行，也需要國家的認同與支持。尤其是當科學技術被納入一個國家的統一發展目標之後，國家的認同與支持就更為重要了。對於我國理論物理學的發展，情況也是如此。

政治運動的干擾

上個世紀50至70年代的近30年間，我國開展過一系列政治運動，其中有些運動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不利影響，有的甚至是破壞性的影響。這些運動對於理論物理學的發展，同樣產生了負面作用。

從新中國建立至「文革」結束，中國開展了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學中「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活動，批判的領域涉及自然科學的各個學科，其中物理學領域主要批判哥本哈根學派的量子力學詮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及其科學思想。幾十年間，這種批判活動時起時落，但從未停止過。量子力學建立後，玻爾提出了互補原理，海森伯提出了測不準原理，由此構成了關於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學派詮釋。這些理論被中國學者認為充滿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想，是為反動的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受到了反反覆復的批判

[16]

。「文革」期間，愛因斯坦被一些人看作「自然科學領域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阻礙自然科學前進的最大絆腳石」；相對論被看做是「滲透著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觀點的自然科學理論的典型代表」，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都受到了強烈的批判[17]。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理論物理學中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支撐整個現代物理學的兩大柱石。對哥本哈根學派和愛因斯坦的批判，無疑會對我國理論物理學的發展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結束後，隨即揭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運動的序幕。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插紅旗、拔白旗」運動，許多著名教授、學術權威被作為資產階級「白旗」拔掉。一些高校的學生開展了對自己的老師及其科研工作的批判活動。1958年，北京一所著名大學物理系的少數師生撰寫批判文章，對該系著名統計物理學家王竹溪的《熱力學》講義進行了批判，認為該書存在著「科學脫離生產」、「理論脫離實際」和「數學脫離物理」等錯誤傾向[18]。武漢一所著名大學物理系的師生對該系張承修教授的《統計物理學》講義和王治樑教授的《量子力學講義》進行了批判，認為「講義和教學嚴重脫離實際」，「暴露了作者的唯心主義世界觀」

[19, 20]

。這種活動，無論對於被批判的學者，還是對於參與批判的學生，都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建國以來，國家一直強調在各項工作中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這是一種優良的工作作風，也是一種優良的學風。不過，

對於自然科學理論研究而言，一味地強調理論聯繫實際，有時會對一些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產生束縛作用，因為並非所有的理論都能及時的與實際應用直接聯繫起來。

正如黃昆所言，在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反對「白專道路」的政治氛圍中，理論研究更容易招來非議，沒有生存的空間。

持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對一些科學家的打擊更大。黃昆一直從事固體物理理論研究，「文革」一開始，就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被打成「黑幫」而「靠邊站」

（[12]，頁99—101）

。1969年，著名統計物理學家王竹溪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下放到江西鄱陽湖畔鯉魚州牧牛

（[21]，頁227）

。1969年，中國四大理論粒子物理學家之一的張宗燧由於經受不住磨難，服用大量安眠藥而自殺了。「文革」期間，固體物理學家謝希德也受到衝擊，被迫停止了科研工作。

由上述即可看出一些政治運動對於我國理論物理學研究工作的干擾作用。

結  語

早期出國學習理論物理的人少，因而人才隊伍不足；留學回國的老一輩物理學家中缺少既富創新意識又能領袖群倫的人物；國家對理論科學研究的重視程度不夠，加之一些政治運動的干擾，因而社會環境不利於理論物理學研究工作的開展。在這幾種因素的共同影響下，20世紀中國理論物理學發展的速度緩慢，應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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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岡本拓司. 科學與競爭: 以日本物理學為例(1886—1949)[J]. 科學文化評論. 2006. (2).

[16]胡化凱. 20世紀50—70年代中國對於哥本哈根學派量子力學詮釋的批判[J]. 科學文化評論. 2013. (1): 20—41.

[17]胡化凱. 「文革」期間的相對論批判[J].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06. (4): 61—70.

[18]胡慧玲等. 批判王竹溪先生在《熱力學》書中的資產階級觀點[J]. 北京大學學報. 1958. (4): 461—467.

[19]武漢大學物理系一九五八年畢業班紅旗戰鬥司令部. 批判張承修先生所編的《統計物理》講義中的資產階級觀點[J]. 武漢大學自然科學學報. 1959. (2): 11—14.

[20]武漢大學物理系量子力學課程檢查小組. 初剖王治樑先生所編的《量子力學講義》第一章[J]. 武漢大學自然科學學報. 1959. (2): 15—21.

[21]王正行. 嚴謹與簡潔之美: 王竹溪一生的物理追求[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本文原載《科學文化評論》2017年14卷2期，《知識分子》獲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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