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趙之謙的《書吳讓之印稿》談篆刻的「巧」與「拙」

1863那一年，篆刻界本來天下太平，大家你刻你的，我刻我的，不管南北、不論徽、浙，各自相安無事。

偏偏出了個魏稼孫，他是趙之謙的好朋友，這位是個印學大理論家，他本人不怎麼刻印，但是他的印學理論水平很高，這一天，他找到趙之謙說，我有個想法，想把你的最近的印稿收集整理一下出個印譜，趙之謙一邊說他這是多此一舉，一邊加緊了自己的刻印進度，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刻了接近200方（要知道趙之謙一輩子也就刻了不到400方印，所以我們還是要感謝魏稼孫的。）印讓魏稼孫給自己出印譜，就是後來的《二金蝶堂印譜》，也就是後來齊白石大師中年變法學習趙之謙視為珍寶的那個印譜。

不交流沒進步，不爭論沒學問。魏稼孫深知此理，於是，他不但集了趙之謙的印譜，還把集好的印譜專程跑到泰州給當時公認的印壇領袖吳讓之看，說，吳老啊，你看，這位趙先生的印怎麼樣？

趙之謙比吳讓之小30歲，相對於吳讓之來說，當然是晚輩，大概十年前見過吳讓之大師的印，一時驚為天印，知道自己的印譜要拿給吳老先生看，特意刻了一方印「會稽趙之謙字撝叔印」，並且在邊款里對吳讓之大為讚賞：「息心靜氣，乃得渾厚，近人能此者，揚州吳熙再（載）一人而已）。」

（趙之謙刻『會稽趙之謙字撝叔印「）

吳讓之老先生一看此印，喲喲喲，過譽過譽，不敢當不敢當，天下第一人這樣的名頭之下，吳讓之還是必須謙虛兩句的，於是，當魏稼孫讓他在印譜上題辭時，吳讓之很謙虛地寫道：

「撝叔趙君自浙中避賊閩海，介其友稼孫魏君轉海來江蘇，訪仆於泰州。一冊中有自刻名印，且題其側曰：今日能此者惟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見重若此，愧無以酬之。謹刻二方呈削正，蓋目力昏眊，久不事此，不足觀也」

其實，他是很受用的，只是「愧無以酬之」，並沒有愧不敢當，還順道刻了兩方印給趙之謙，贈送印章，一是獎掖，一是交流。

吳讓之刻「趙之謙」

（吳讓之刻「二金蝶堂」）

魏稼孫顯然並不滿足這樣的題詞，於是讓他評論兩句趙之謙的印，吳讓之一邊感嘆說：「「先生所刻已入完翁(鄧石如)室，何須更贊一詞耶？」先生刻的作品已經達到鄧石如入室的水平（吳讓之還不是鄧石如的入室弟子，他是鄧石如弟子包世臣的弟子），已經不需要我再做任何稱讚了。這種評價是很高的，如果到此為止，可能就沒有後來的事兒了。

顯然，魏稼孫真的是個「多事」的人，不行，不行，吳老還是說兩句吧。於是吳讓之做了兩件事，一是評價了整個浙派的印，一是評價了趙之謙的印。評價浙派的印還好說，評價趙之謙的印時，他說趙之謙的印「竊意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啥意思呢？

你趙之謙刻的這些印裡面，像漢官印的都是不錯的，其他類印就有點「讓頭舒足」，故作姿態，搔首弄姿，這屬於「多事」。

趙之謙雖然是後輩，但對於吳讓之這些評論，顯然是不服氣的，不僅不服氣吳讓之說自己的這些，對吳讓之對浙派的論述也不服氣。於是，當年秋天，當魏稼孫又「多事」搞了一套《吳讓之印譜》出來讓趙之謙評論時，趙之謙心緒難平，寫下了一段很長的題詞，這段題詞，基本上完整地反映了趙之謙的印學主張：

「摹印家兩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閑後流為習尚，雖極醜惡，猶得眾好。徽宗無新奇可喜狀，學似易而實難。巴（予藉）、胡（城東）既殤，薪火不滅，賴有揚州吳讓之。讓之所摹印，十年前曾見一二，為大嘆服。今年秋，魏稼孫自泰州來，始為讓之定稿。讓之復刻兩印令稼孫寄予，乃得遍觀前後所作。讓之於印，宗鄧氏而於漢人，年力久，手指皆實，謹守師法，不敢逾越，於印為能品。其論浙宗亟稱次閑，次閑學曼生而失材力，讓之以曼生為不如。曼生刻印，自知不如龍泓、秋盦，故變法自遁。讓之薄龍泓、秋盦。蔣山堂印在諸家外自辟蹊徑，神至處龍泓且不如，讓之不信山堂，人以為偏，非也。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讓之所刻，一豎一畫，必求展勢，是厭拙之入而願巧之出也。浙宗見巧莫如次閑，曼生巧七而拙三，龍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則九拙而孕一巧。讓之稱次閑，由此讓之論余印，以近漢官印者為然，而它皆非。且指以為學鄧氏是矣，而未盡然。非讓之之不能知也，其言有故，不能令讓之易，不必辨也。少日師赤沈先生，同學者有何自芸，力學詩，始學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進而晉，又進而漢、魏。其言以《三百篇》為準，窮年累月，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長吟。余時不喜為詩，數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塗抹，成數十百言，若庄，若虐，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經，若小兒語。自芸大惡之，目為癲癇，余亦侮自芸為愚蠢。爭不下，質之師。師告自芸，汝詩譬窶人子，勤儉操作，銖積寸累，以事生產，初獲十百，久而千萬，歷知艱難，深自護惜，不自暇逸。彼詩譬膏粱子弟，生長豪華，日用飲食宮室，妻妾奴婢狗馬，為所欲為，縱恣狼藉，朝慕遊俠，夕逐浪子，弦歌未終，叱詫數起，幸貨財多，非年齒與盡，酣豢揮霍，無虞中落，然其樂也，人憂之矣。自芸猶欲爭，而予駭汗竟日。今讓之摹印，誠不與自芸詩比，而餘生平所為，豈惟印與詩皆此類也。稼孫與余最善，不刻印而別秦以來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說微妙，且有讓之與余能為之不能言者。坿書質之。同治癸亥十月二十有三日會稽趙撝叔書時同客京師。」

（丁敬刻「梁啟心印」）

（黃易刻「姚立德字次功號小坡之圖書」）

（趙次閑刻「鏡花水月之廬」）

（陳曼生刻「我生之初歲在癸丑」）

篆刻界分兩大宗，一是徽宗，一是浙宗，浙宗自趙次閑以後流為習尚，極醜惡，但是卻被眾多的人喜愛。徽宗的印風看似沒有啥新奇，但是要真想學成，實際非常困難，巴慰祖、胡唐去世之後，傳徽宗薪火的還有揚州人吳讓之。吳讓之所摹印，十年之前我曾見過一二方，十分嘆服。今年秋天，魏稼孫把吳讓之前前後後的印作都帶來，我得以盡觀。吳讓之在刻印方面，宗鄧氏（鄧石如）而於漢人（其實吳讓之學漢人在前，有十年的踏實學漢印的經歷，而不是宗鄧學漢），學的時間久，手指皆實，但可惜謹守師法，沒有突破，於印為能品（既不是逸品，也不是神品，妙品，四品裡面，屬於最下面的那個能品）。吳讓之討論浙派篆刻，卻對趙次閑極為讚賞，次閑學陳曼生但卻沒有他的才華，但是讓之卻認為曼生不如次閑。陳曼生刻印，自知趕不上丁龍泓和黃秋盦，於是變法求新，讓之不喜丁龍泓、黃秋盦。蔣山堂的印則在以上這些名家之外又自求突破，神到處，丁龍泓也有不如的，讓之又不信蔣山堂，人們以為這是走偏了路徑，其實不是的。（趙之謙主張創新，這也是他最終開創和實踐「印為求印」印學思想的原因。）這一段，趙之謙認為吳讓之凡是浙派有創新的他都不認可，對吳讓之的評價也只是停在「能品」的層次，已經不復那方印款里說的天下第一了。

緊接著，趙之謙展開論述浙派和徽派的巧與拙了。

（蔣仁刻「真水無香」）

浙宗是以精巧為創作風格的，徽宗則以樸拙為創作風格的，現在讓之的作品，一筆一畫，都力求展勢，其實已經是討厭樸拙而追求精巧了，其實，浙宗裡面，精巧沒有人能超過次閑（這也是吳讓之喜歡趙次閑的原因），陳曼生巧七而拙三，丁龍泓忘拙忘巧，黃秋盦則巧拙對半，蔣山堂則九拙一巧。讓之稱賞趙次閑，因此讓他評論我的作品，他只認可那些像漢官印的，其他的都不認可，而且他認為我這些作品是學鄧石如來的，其實不全如此。不是吳讓之不能知道，他說這話是有上述原因的，我也沒有辦法讓他改變自己的看法，不必再行爭論了。

吳讓之這樣評價我的作品是你對巧拙有自己固化的看法，是有認識基礎的，多說無益。

說不說了，其實趙之謙緊接著就開始舉例子，打比方，以自己同窗作詩風格不同為喻，講述了自己與吳讓之的不同之處，顯然，他認為吳讓之是不如他的。同時，他認定，一個人的篆刻風格是跟印人的性格特色、人生經歷相關的。

（吳讓之刻「遲雲山館」）

吳讓之下十年死功夫學漢印，最終見鄧石如作品，盡棄所學而從之，十年的漢印功夫，漢印影響深入骨髓，想棄自然是棄不掉的，也正因為有這十年的漢印功夫，吳讓之才有最後的成就。趙之謙當然也是宗漢印的，他曾在《苦兼室論印》里說：

「刻印以漢印為大宗，胸有數百顆漢印則動手自遠凡俗。然後隨功力所至，觸類旁通，上追鐘鼎法物，下及碑額、造像，迄于山川花鳥，一時一事覺無非印中旨趣，乃為妙悟。」顯然，不宗漢印是不行的，但是也不能死宗漢印，隨功力所到，也應當觸類旁通，有所創造發展。趙之謙這種發展的、開放的印學思想，在現在看來，顯然是比吳讓之的完全死守漢印，死守鄧法是先進的。

趙之謙的學印過程是遍學浙、徽的。他的好友胡澍在《趙撝叔印譜》序中總結了趙的取法歷程。云：」吾友會稽趙撝叔同年，生有異廩，博學多能。自其兒時，即善刻印。初尊龍泓，即學完白，後乃合徽浙兩派，力追秦漢。漸益貫通鐘鼎、碑碣、鑄鏡、造像。篆隸真行，文辭騷賦，莫不觸處洞然，直奔腕底」，也正因為學得深，他充分認知到學漢印的不易，他在仿漢印式的作品「何傳洙印」的邊款里說：「漢銅印妙處不在斑駁，而在渾厚。學渾厚則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處，應手輙落。愈拙愈古，看似平淡無奇，而殊不易。」在他眼裡，這種看似平淡無奇的渾厚，是最難達成的。

（趙之謙刻「何傳洙印」及邊款）

吳讓之學漢印是出了名的，入鄧派其實也還在徽派的「拙」這個圈子裡，應是以拙樸為主的印人，因此見了趙次閑的精巧而稱賞不已，而對相對樸拙的丁敬、黃易、蔣仁的作品反倒認為不好的原因，其實是吳讓之也在樸拙的方向上挖掘較深的原因。從這一點上來說，趙之謙的分析也是精到的。

趙之謙對於書法有一個比較有名的觀點，他認為：

「書家有境界，古今二人耳。三歲稚子，能見天質；積學大儒，必具神秀。故書以不學書、不能書者為最工。夏商鼎彝，秦漢碑碣，齊魏造像，瓦當磚記，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筆，而古穆渾樸，不可磨滅，非能以臨摹規仿之，斯真第一層妙義。後世學愈精，去古愈遠。一豎曰吾顏也、柳也，一橫曰吾蘇也、米也，且未必似之。便似，亦因人成事而已。有志為逮，敢告後賢。」

（趙之謙刻「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

不學書法的小孩子，和學到深處的積學大儒，這兩種人的書法作品才能談達到極高境界。對於拙與巧的認知，與他的印學主張是一致的。也正是對拙與巧有這樣精到的認識以及其發展創新的學術指導思想，他才真正在最後到了能「為六百年來撫印家立一門戶」（「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邊款語）的地步。吳讓之的印學成就多來自後天的勤奮，踏實漢印，這是他拙的一面，他喜趙次閑，又以披削刀法形成舒展自如的刀法，這是他的巧，趙之謙的天資聰慧，這是他巧的一面，但他於漢印的沉著思考，又獲得了漢印渾厚的樸拙氣息，這是他拙的一面。兩人印學成就的大小，取決於兩人印學思想的境界，趙之謙是開放的，是可發展的。吳讓之是閉合的，是停滯的。談到這裡，我們足以跳出更小的拙與巧的區別這個層次的概念了。

1863年的那場拙與巧的爭論，對於中國篆刻史，意義太重大了。

64年之後，1927年，吳昌碩已至晚年，他在沈均初藏本《吳讓之印存》上也題了長跋，說道：

「讓翁書畫下筆謹嚴，風韻之古雋者不可度，蓋有守南昌不泥其跡，能自放而不踰其矩。論其治印亦復如是。讓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於秦漢印璽探討極深，故刀法圓轉，無纖曼之習，氣象駿邁，質而不滯。余嘗語人，學完白不若取徑於讓翁，職是故也。余癖斯者亦既有年，不究派別，不計工拙，略知其趣，稍窮其變，而愈信秦漢鑄鑿，渾穆淵雅之不易得及。證諸讓翁，吾言可信。魯盦先生所藏印存，為魏稼孫手抑，神采意態如其書，如其畫，讀竟歡喜，題句歸之。丁卯初冬，安吉吳昌碩年八十四。」

由此思之，趙之謙的說法還是有義憤的成分在內的。天資卓絕的趙之謙與質仆的吳昌碩當然不同，他太驕傲了，因此言辭刻薄，讓人不忍，吳昌碩的說法，平實多了，也中肯多了。

（【老李刻堂】之181，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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