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密碼：從族氏徽號位置看西周成王時期金文書法布局

族氏徽號習見於商周青銅器上，用以標識作器者所出之族氏[35]。

商代晚期，一些青銅器上既鑄族氏徽號，又鑄長篇金文，兩者的相對位置大致序次如下：

（1）

例《二祀其卣》，器身外底鑄銘7行38字，記述商王命其賞賜作器者；而器蓋與器內底鑄銘「亞獏父丁」。「亞獏」，即作器者所出之族氏徽號，「父丁」意為作父丁祭器。綜考兩則銘文，是知此器乃作器者紀事而作，並祀於父丁。此兩則銘文雖內容相關，但辭意無聯，且分置於不同的視讀空間。

《二祀其卣》器身外底銘文

《二祀其卣》器蓋與器內底銘文

（2）

例《小臣缶鼎》，器內壁鑄銘4 行22 字：「王賜小臣缶渪積五年。缶用乍[ 作] 享太子乙家祀尊。，父乙。」記述作器者小臣缶得到商王賞賜，小臣缶遂作此器以紀此事，並祀於父乙。其中，器銘第4 行文末為「父乙」三字，「」即作器者小臣缶所出之族氏徽號，「父乙」意為小臣缶作父丁祭器，亦即銘文中句「缶用乍[ 作] 享太子乙家祀」語意。「父乙」，無疑與上舉第（1）類例《二祀其卣》器蓋與器內底鑄銘「亞獏父丁」為同類用語。如此，類似《小臣缶鼎》是將此前同器所分鑄之兩則銘文拼合，納入同一視讀空間。但是，此類金文前後句以族氏徽號隔斷，拼合痕迹明顯，且語義重複，辭意欠缺通暢。

《小臣缶鼎》器內壁銘文

（3）

例《戍鼎》，器內壁鑄銘3行27字：「亞卬。丁卯，王令宜子?西方於省。唯返，王賞戍貝二朋。用乍[ 作] 父乙。」銘文中首字「亞卬」，系作器者「戍」所出之族氏徽號，其下無繫上舉第（1）類、第（2）類金文中「父丁」、「父乙」之類廟號，而其下諸字辭意通暢，記述作器者戍受到商王賞賜，遂作器紀事，並祀於父乙。又例《者?罍》蓋銘2行8字：「亞。諸?與太子尊彝。」[36] 亦屬於此類用語。與上舉第（2）類金文相比，此類金文已將此前繫於族氏徽號之下「父丁」、「父乙」之類的祭祀對象融入句中，辭意順達，無有隔閡；而族氏徽號則被從句中抽離，置於銘文首字。

《戍鼎》器內壁銘文

《者?罍》蓋銘

（4）

例《者?罍》器銘4 行8 字：「亞。諸?與太子尊彝。」[37]「亞」系作器者所出之族氏徽號，獨佔首行，與其下語句義不相涉。

《者?罍》器銘

（5）

例《六祀其卣》，器蓋、器分鑄同銘4行27字：「乙亥，其賜作冊、，用作祖癸尊彝。在六月，唯王六祀，翌日。亞獏。」記述作器者作冊得到其賞賜，因此作器紀事，並祀於祖癸。銘中記有祭祀對象，且辭意通達，此與上舉第（3）類金文行文格式相同。作器者「作冊」所出之族氏徽號「亞獏」，同樣從句中抽離，置於銘文第2、3行之下。

《六祀其卣》銘文

（6）

例《戍嗣子鼎》，器內壁鑄銘3行30字：「丙午，王賞戍嗣子貝廿朋，在宗。用作父癸寶[餗]。唯王太室，才[ 在] 九月。犬魚。」又例《作父己》，器蓋、器內底分鑄同銘3 行15 字：「己亥，王賜貝，在。用作父己尊彝。亞古。」[38] 兩例器銘中均記有祭祀對象，且辭意通暢，此與上舉第（3）類、第（5）類金文行文格式相同。而作器者所出之族氏徽號「犬魚」、「亞古」，亦同樣被抽離，在此類金文中置於文末。

《戍嗣子鼎》器內壁銘文

《作父己》銘文

上舉6 類金文，大體可概括商代晚期一些青銅器上族氏徽號與同器所鑄長篇金文兩者的相對位置；同時，此6 類金文出現的先後序次也大體如上所列。其中，第（3）類、第（4）類、第（5）類與第（6）類金文，同為商代末年之作，皆上承第（2）類金文，並加以完善；而第（1）類金文則是第（2）類金文演化之源。

西周之初，長篇金文的數量及字數急劇增加，族氏徽號，雖然在一些金文中依然存在，如《康侯》、《獻侯鼎》、《鳴士卿尊》[39]、《公》[40] 及《侯亞盉》[41] 等篇；但是，大多數記載當時重大歷史事件的金文，如《利》、《天亡》、《何尊》、《作冊疐鼎》[42]、《小臣單觶》、《禽》、《犅刧尊》、《鼎》、《大保》、《保卣》[43] 及《德方鼎》[44] 等篇，不見族氏徽號，此乃入周之後金文發生的顯著變化之一。族氏徽號於長篇金文的位置，多數如《康侯》之「」、《獻侯鼎》之「天黽」，均置於銘文之末；少數如《侯亞盉》之「侯亞」，居銘文首字。此兩類金文的書寫格式當分別源於上舉商代末年金文第（3）類與第（6）類[45]。上舉商代末年第（4）類金文中，族氏徽號獨佔首行，與其他諸字毫無牽連；而在第（5）類金文中，族氏徽號置於器銘第2、3 行之下，整體猶如一倒置「凸」字。此兩種布局不僅破壞了空間的完整之美，而且也有礙視讀的連續，入周之後，即被廢棄。

《鳴士卿尊》

《公》

《侯亞盉》

觀上述第（3）類、第（4）類、第（5）類與第（6）類，商代末年金文，族氏徽號於篇中所佔空間大大超越其他諸字，在通篇之中分外突兀，有損整體用字之勻稱。似乎暗示商人對於族氏徽號的異常重視，而將整體用字的協調一致置於其次。反觀西周成王時期的同類金文，雖然多數如《康侯》、《獻侯鼎》、《鳴士卿尊》等篇，族氏徽號置於文末，上承商代末年之風；但是，其中變化亦較為鮮明。這些族氏徽號在通篇中所佔空間無異於其他用字；而且，如《鳴士卿尊》「子魚」之「魚」呈縱列，順勢上文，而商代末年《戍嗣子鼎》「犬魚」則橫置，逆勢上文。

族氏徽號的象形程度明顯高於其他用於記事的金文，而在西周成王時期長篇金文中，族氏徽號於其中出現的上述明顯變化，既使這一時期的金文用字在整體視覺上較此前更為勻稱、協調，又有利於發揮書寫時勢能的上下承接，保證通篇文字氣息的連貫。

《方鼎》內腹壁銘文

在商代末年的長篇金文中，還有一例，如《方鼎》，器內腹壁鑄銘凡4 行24 字：「丁亥，賞又正貝在穆朋二百。賞，用作母己尊。」文中「」被置於銘文第2行、第3 行之下，通篇布局猶如一倒置「凸」字，與上舉商代末年第（5）類金文相同。而西周成王時期的金文通篇呈長方形、方形，布局規整，無類此「」字出局之例，於視覺上再無拼合之感。

綜上所述，至遲於商代晚期出現的書寫章法，即從右至左、自上而下的行文縱勢，且兼顧文字之間錯落的規整布局，經商代末年，以至西周成王時期，得以完善，更加註重視覺之美。這種章法為此後歷代所沿襲，直至今日，仍為書法創作所遵循[46]。漢字的結構與筆順至遲在商代已經確立[47] ；而且，在漢字書寫中，收筆多為右下；加之右手書寫與視覺的生理機制，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或許是此種章法數千年來亘古不變的內在原因[48]。

[35] 關於商周青銅器的族氏徽號，詳見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齊魯書社，2009 年；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第624 頁。

[3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15.9818.1。

[37] 同[36]，15.9818.2。

[38] 同[36]，7.3861。

[39] 同[36]，11.5985。

[40] 朱鳳瀚：《公簋與唐伯侯於晉》，《考古》2007 年第3 期。

[41] 同[36]，15.9439。

[42] 同[36]，4.2504。

[43] 同[36]，10.5415。

[44] 同[36]，5.2661。

[45] 康侯作器者司土又作有它器，如司土卣（《殷周金文集成》， 10.5363），此器銘中，族氏徽號「?」居銘文首字。由此，自商代末年以降，族氏徽號於器銘中位置相對自由，系出於書寫者之把握。

[46] 張鐵民云：「漢字書寫絕大多數採用直行式，特殊需要才用的橫行式只用於單行書寫，如匾額、橫披等。直行式的行序，從右至左，無一例外，只有多行式的長對聯書法才採用從右到左為上聯與從左到右為下聯的對稱或行序。這些章法形態都已在甲骨文中存在。」見張鐵民：《中國書法書體的演變》，金開誠、王岳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第5頁。

[47] 宋鎮豪云：「中國法書傳統的結構筆順習慣，早在商代已確立。」 見宋鎮豪：《先秦秦漢時期的墨跡書法》，《中國書法全集·先秦秦漢》，第10 頁。

[48] 張鐵民云：「很可能是右手書寫運動的生理機制、眼睛視覺運動的生理機制、方塊漢字結構的筆順運動機制這三種機制的綜合作用。」同[46]，第5-6頁。

（本文摘自《從康侯器銘談西周成王時期的金文書法要素》，原刊載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年第4期，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于成龍博士。此處為轉載，有改動。）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