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不知恥，越薄如紙

清人徐珂著《可言》，卷十引庄綽《雞肋編》，摘了一條宋時的時諺，說越地「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為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周作人雖來一再聲稱與紹興沒什麼感情，卻還是忍不住在《紹興少魚》中做了一番憤憤然的辯解。他先引《國語》中范蠡答王孫滿而自稱「人面禽獸」之語，而後反諷云：

「此天下之無義人也，宜為天下人所罵，然而也很偉大，古今竟無第二人，不佞畏而敬之，不敢罵也。若後世庸人們滿阬滿谷，旁人遂以罵范少伯者罵之，雖亦不能爭，然而其細已甚，則又是另一回事矣。」

這本來也不算什麼，鄉黨之念，人所難免，況且庄氏所引宋諺本就是污衊。不幸周作人又援引元人孔克齊《至正直記》為越人正名，於是連帶著讓鄞人也躺了槍，因為在孔氏書中，「鄞不知恥，越薄如紙」，兩地的名聲都是一般的狼藉。《至正直記》卷二「江南可居」條云：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為上（溧陽、句容，可田可居；鐘山、茅阜，可游可息），京口、毘陵次之（金壇風俗小淳，荊溪山水頗秀），吳興又次之（山水之秀，風俗之浮）。錢唐之華，姑蘇之澆，可游不可居，故曰蘇不如杭。越之薄，斳之鄙，溫之淫，台之狡，或可游，亦不可息，故曰『』台不如溫，溫不如鄞，斳不如越』。諺云：『明慳越薄。』凡邊江臨海之民，多狡獷悍暴難制。又曰：『溫賊台鬼，衢毒婺痞，鄞不知恥，越薄如紙。』」

浙東八府之地，在孔氏看來似乎都是糟糕之極的地方。紹興、寧波兩地，雖然較其他六府要好，但仍不屬於宜居之地。從「或可游，亦不可息」一句看來，他對幾地的山水風光倒是還有幾分認可，所不堪的顯然是人情風俗。

有趣的是，孔氏雖然堅稱鄞地不宜居，卻偏偏在寧波寄居了好些年。《至正直記》一書，事實上就是在寧波寫就的。卷端首條說：

「雜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為後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為傳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備觀省，未暇定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

孔氏原籍山東曲阜，孔子裔孫，隸屬北孔一族，因為其父官建康書掾，於是遷居溧陽，後因為元末戰亂，不得已避亂江南。就筆記可知，他在不少地方都住過，但時間較長且住址較為明確的，卻是寧波東錢湖上水村。

東錢湖

寄居期間，孔氏可能與當地人相處得很不愉快，或許還有宋元時期北方人對南方人的傳統歧視，讓他對江南的評論往往以譏嘲居多，且較為刻薄。如雲「南方不得其正」（卷一「中原雅音」條），「婦人頗不潔，蓋杭人常習也」（卷一「松雪遺事」條），浙西「夜夜防賊來」（卷二「浙西諺」）等，都是用來譏刺杭州、金華等地的。

然而，倘若與寧波相比，他對浙西杭州等地的譏刺已算口下留情。在卷三「鄞人虛詐」條，孔氏對寧波的惡感毫不掩飾，行文近乎破口大罵：

「鄞人多虛詐不實，皆江水長落不常，俗性亦由是習成。予自至鄞凡四載，若親戚鄰識，未嘗見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無恥無義，得利於己則與人往還，不得則遽變絕交。明日得之又復往還，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絕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處客也，使客乞假於土人，終歲未之聞也。

吾侄壻袁氏子，無情尤甚，若非世人類者，其妄誕譎詐，浙西未嘗見之，亦未嘗遇此等親戚也。細民多不務實，好飲啖酒肉，無一日不買魚腥酒食。吾鄉則不然，小民終歲或未嘗知魚肉味者，簡儉勤苦，又非鄞人所聞見也。鄞人寧飲啖而至於貧無衣食者有之，其不務實非類人俗則可知矣。所以湯伯溫薄其風俗，嘗云：『有男未娶寧近於半百，有女未嫁寧可為尼姑，必待承平歸浙西、江東然後為之，未為晚也。』伯溫平日多妄誕，此言最有所見，吾頗然之。」

可惜孔氏僅有此書傳世，無從考證他避居東錢湖到底受了當地人怎樣的歧視羞辱，以致於說出「未嘗見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無恥無義」的憤激之語。他與侄婿袁氏子之間的嫌隙，或許是惡感的重要由來。然而對當地的惡感，而挑剔鄞人喜魚腥肉食的習俗，進而認為其不務實，卻反倒顯出孔氏自身的狹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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