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為什麼工業文明在中國起不來？

本期作者：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一百多年來，中國對自己歷史的認識經歷了很複雜、曲折的過程。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到1894年甲午戰爭被打敗之間，中國對自己的文明和文化還有很強的自信心：「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認為儘管我們的技術不如別人，但我們的文明程度比你高，不像你們這麼野蠻，我們的社會非常和諧、非常有序。但1894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對中國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刺激非常大：一直向中國學習的日本，學習西方不過30年，就把中國給打敗了。這個刺激非常深，中國一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認為中國不光是技術上不行，制度和文化上也不行，由此才在洋務運動基礎上，出現了戊戌變法、清末立憲、辛亥革命，真正地學習西方。

甲午戰爭中，日軍出動的松島艦

從一開始的高度自信到喪失自信，再到重新尋找替代資本主義的更高級文明社會主義，這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思想演變的軌跡。怎麼看待中國由傳統的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變這個歷史過程，很值得我們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對過去的傳統文明認識很難不受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一開始認為一切都好，後來認為一切都不好，到今天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覺得我們對過去的傳統文明應該有一個比較客觀準確的認知。

客觀來講，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傳統中華文明，到19世紀中葉達到了世界農耕文明的頂峰。中國農耕文明高度發展有幾個標誌性因素：一個是生產力，傳統農耕文明靠自然力量生產，靠自然資源創造財富，中國農業的精耕細作達到了巔峰；第二是農業產出，中國古代創造了很高的GDP，到19世紀前期儘管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已經在歐美興起，但是中國經濟的總量仍然接近世界的1/3；第三是能夠創造比較發達的小商品經濟。中國從秦漢以後，尤其到唐宋以後，生產資料高度商品化、市場化。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源，買賣也高度頻繁，過去有一句話叫「千年田八百主」。此外，僱農、佃農的大規模存在也可以看出僱傭勞動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與生產力的水平相適應的。有意思的是，中國從唐宋以後不僅租佃制盛行，且已經發展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高度分離，即「田底權」與「田面權」分離，並發展出「永佃制」，甚至還有押租制、買青苗等。中國的紙幣也出現得最早，但使用上有問題，最後沒法持續下去。這樣一種高度市場化的農耕文明，其他國家均沒有達到中國這樣高的水平，這是第一點。

農耕圖

第二點，上層建築總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在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交錯共生的地理條件下，與發達的農耕經濟相適應，古代中國在政治上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郡縣制實行了兩千多年，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到隋朝以後這種官僚政治更加成熟，其主要標誌就是科舉制，形成了通過考試而不是血緣選拔的治理國家的專業人才隊伍。這種制度相比其它農耕文明國家實行的以血緣為紐帶的貴族統治和等級制度，要先進得多：上下階層之間的人才流動性很強，底層人通過科舉制可以進入統治集團甚至能上到很高的位置，如出身低微的范仲淹一路做到了北宋宰相。這種流動性使得這種政治統治具有一定的活力和穩定性，而且形成的統治集團不僅有專業知識，還有一定的抱負和信仰在裡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在文化上，中國經過幾千年高度農耕文明發展，形成了以儒家入世思想為主體，雜以法家、道家、佛教等思想的世俗文化，這種外儒內法的統治思想和敬天法祖的道德規範，比起農耕文明時期那些政教合一的宗教為主體的文化，應該是先進的。所以孔孟思想到今天還在用，是世俗的道德規範和行為約束，社會上更多追求的是理性。這是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中國傳統文明高度發展的三個表現，而且這種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有高度的自洽性，所以不僅能夠融合同化落後的游牧民族，即使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衝擊，也有很強的抵抗性，這是我對中國文明的客觀認識。

第一次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人力和畜力為標誌。圖為瓦特發明的蒸汽機。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中國有著非常輝煌的農耕文明，但和工業文明相比還是落後的，而且農耕文明的這種經濟、政治、文化的高度自洽，也為中國向工業文明的轉化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當人對世界改造能力越弱時，就可能是對自然條件的依賴越強。中國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農耕民族始終與游牧民族交錯在一起，這之間肯定存在文明的交流、融合，但也肯定存在戰爭、殺戮。農耕民族相對於游牧民族來說，抵禦災荒的能力要強些，游牧民族更是靠天吃飯，即使養了很多牛羊，一場災荒下來就全死了，肉又不可能儲存很長時間，因此游牧民族的生活更不穩定。中國歷史上很多次游牧民族南下，都和天災有關係。所以，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定居的農耕民族始終面臨著流動的游牧民族的侵擾。

在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爭戰中，和親成為一種緩和手段，圖為昭君出塞。

由於農耕民族是分散的定居和生產，而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既流動性強又需要聚在一起，因此在冷兵器時代，區域性、小規模的農業居民很難抵禦游牧民族的侵擾，這就使得農耕民族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來提供保護。這種高度集權的政府和郡縣制下的官僚集團統治，必然高高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權力沒有制約，使得它容易因腐敗和效率低下陷入周期性的統治危機——其表現就是朝代興衰和周期性的更替。而且，歷史上，秦、漢、唐、宋、明、清等朝代的大部分財富都拿去西北打仗和維持統一了，加上周期性政府腐敗和社會動亂，民間很難有長久的財富積累，這也給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思享閑談現場，武力老師正在發言（右）。

在談論古代中國的經濟輝煌時，我們應該看到經濟發展除了總量，還有質的問題，即產業結構的問題。農耕文明雖然創造了非常高的產量和財富，但畢竟是建立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和高度分散的手工和畜力小生產上，這與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創造的以現代能源、動力和材料為基礎的機器大生產是完全不同的。科技的進步需要兩個因素，一是人類對它有非常強烈的社會需求，才能刺激社會資源和社會人才往那方面集中，二是科技發展從理論、實驗到應用、推廣，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科技進步沒有積累到這個科學革命的臨界點，就不會爆發工業革命。

中國從漢代以後，在天文、曆法、農業生產技術、甚至航海上都有很大進步，但自宋以後，中國文化發展是追求倫理道德的修養，而不是想征服自然，朱熹就說中國真正的學問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我很同意這樣一句話：當人類征服不了自然時，更多地是想辦法適應它。中國直至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經濟和科技的發展都還沒有達到產業革命的臨界點。

（作者：武力；編輯：鬍子華、張寧。此文為思享閑談系列「中華文明之經濟開拓」活動發言實錄。文中圖片皆系編輯所加，圖片皆來自網路。思享閑談系列活動由騰訊思享會主辦，清華大學教授任劍濤擔任總策劃，每月一期。）

作者簡介

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曾編輯多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主要代表作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主編)、《意氣風發－1956年的中國》（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大事輯要》(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卷（合著）、《解決「三農」問題之路——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主編）、《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合著）、《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研究》（獨著）、《從蘇南模式到科學發展——江蘇無錫玉祁鎮調查報告》（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簡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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