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偉：國產八卦和它的製造者
在不要被邀請的狀態下，把鏡頭對向明星們，真正的八卦就此誕生。這當然是娛樂業有機構成的一部分，只是，這些被稱為「狗仔隊」的記者，能夠堅持，並不容易。
有一天，有個人要在北京廠橋、新街口、平安里和後海一帶方圓幾平方公里居住著幾十萬人的地區找一個人，要找的人是李連杰的前妻，滿大街打聽李連杰前妻的人叫卓偉。他只知道李連杰的前妻居住在這個區域，具體在哪個位置他並不知道。最終，這次大海撈針式的尋找沒有讓卓偉找到他想找的人。這也是他少有的幾次出手無果的行動。
提起卓偉，娛樂圈的人都知道他，他可能是現今中國唯一一個讓娛樂圈的人士忌憚的人，因為卓偉神出鬼沒，總能在明星們認為別人最不該出現的時候出現在現場，然後把這些爆炸性八卦新聞通過媒體公開出來。
卓偉
十幾年來，雖然曾經有過不少人加入過狗仔隊的行列，但是都退出了，目前卓偉仍是唯一的狗仔隊，與過去不同的是，他不再像尋找李連杰前妻那樣大海撈針了，他早已把明星們的行蹤摸得清清楚楚，只要他願意，他可以隨時出現在明星的面前。另外，他的狗仔隊生涯在2010年有了質的變化，從個人單打獨鬥變成了一個團隊，進而變成公司化經營，這也讓卓偉在追逐明星的道路上更加得心應手。
卓偉之所以一直能堅持下來，倒不是因為他總能第一眼看到明星不為人知的一面給他帶來的樂趣，而是他喜歡這個職業，他喜歡做記者，喜歡把新聞真相告訴讀者，這是他堅持下來的動力。卓偉說：「我們總說知情權，這知情權也包括我們對一個公眾人物的知情權。我們不能只看到他好的一面，也應該看到他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可能另一面更能反映出一個人的品德、品質。咱們中國人有一個認識的誤區，總認為那些公眾人物、名人在事業上那麼成功，他們在道德上也應該是完美的。但實際上，在中國這個社會裡恰恰是相反的。在這些你看到的光環背後，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醜惡、骯髒的交易。中國充滿潛規則，可能一個人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潛規則來獲得的。當他獲得成功以後，他肯定告訴人家，他不是靠潛規則獲得成功的，他依靠的都是那些正能量。可是他們依靠正能量在社會上真的能獲得成功嗎？實際上，像經歷過人世浮沉坎坷的人，他都會明白，這個正能量到底真正在一個人的事業和成功的道路上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一篇新聞改變了他人生方向
卓偉出生在天津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用他自己的話講，他小時候生活的環境就像一個貧民窟，放眼望去，在他生活的區域內，基本上沒有幾個有文化的人。就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里，卓偉萌發了一個夢想，長大後做記者。在做記者之前，他在工廠做過文秘，由於他喜歡電影，後來輾轉去了電影院做服務員，同時也給報紙寫影評。
2000年，他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天津《每日新報》成立了娛樂新聞部，招聘記者，卓偉幸運地當上了記者。
卓偉做了記者，在他身邊的人看來，這才叫有出息，社會地位也比過去高了。卓偉很珍惜這份工作，也很努力想把採訪報道做好。卓偉說：「剛開始的時候任何經驗、關係、人脈都沒有，也是靠自己一點點去拓展關係，提高自己，去發現新聞。很多時候我是從網路上發現新聞線索。還有一些是跟圈裡人接觸、聊天，看會不會發現一些新的線索。」當時卓偉寫的一篇《長影廠賣搖籃織風景》第一次讓他意識到做娛樂記者也會引起麻煩。報道出來後，長影廠找到報社，要起訴報社，說是假新聞。當然，最終長影廠還是把地給賣了。「那是我第一次覺得這個工作還真是挺危險的。當時我剛剛入職四五個月，就嚇一跳，報社差點就把我給開了，幸虧我們領導保我，叫我改了一個名字，接著干。」
但卓偉註定是一個要惹麻煩的人。他在採訪一個劇組的時候，聽說張藝謀可能當電影局局長，也沒有核實，就把報道寫出來了，結果又引來一些麻煩。但直接導致卓偉被報社開除是因為他寫了一篇《姜文參觀靖國神社》的報道。他說：「我在《朝日新聞》的網站上看到《鬼子來了》在東京上映，我覺得這個新聞還有點意思，就把那個列印下來，讓人翻譯，才知道《朝日新聞》駐北京的記者採訪了姜文。姜文就在這個報道中提到他去過靖國神社，後來我去採訪了《朝日新聞》駐北京的這個記者，證實了這件事，但是他也是說是去參觀，不是去參拜。但是報道出來後影響很大，大家覺得畢竟姜文是公眾人物，雖然只是去參觀，不是參拜，但可能也是不合適的。」因為這篇報道，卓偉被報社開除。卓偉說：「當時我肯定對新聞記者這個行業的認識是很膚淺的，我只是覺得想改變自己的命運。第一，我喜歡看書，喜歡寫東西，然後把自己的愛好跟自己的工作聯繫起來；第二，干記者好像社會地位還比較高，是一個比較體面的工作。但是，對於記者這個工作怎麼去干，我還是很模糊的。」
卓偉
丟掉了熱愛的記者工作，卓偉到廣告公司，在廣告公司這段時間，卓偉幾乎是度日如年，他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再回到媒體，繼續做記者。終於他又等來了一個機會，光線傳媒當時接手了一份報紙《明星周刊》，卓偉成了這份報紙的記者。當時《明星周刊》跑電影的記者已經到位，卓偉不能再去跑電影口了，報社領導給他分配一個工作：跑重點新聞。卓偉想，去劇組探班或者跑新聞發布會，肯定不算重點新聞，那到底什麼叫重點新聞呢？他還在《每日新報》的時候，有一次去香港採訪《尖峰時刻2》劇組，第一次看到香港狗仔隊的報道，這件事啟發了卓偉。
「我認為對這種明星八卦的娛樂消遣消費上，不管是大陸讀者，還是香港、台灣讀者，或者世界上哪裡的人，口味是一樣的。一個香港記者告訴我，那一天晚上成龍過生日，現場有一個慶祝活動。晚上我到了現場，結果看到成龍、章子怡、梅艷芳在片場旁邊的一個餐廳吃飯，外面守著一幫香港記者，我們都在外面等著。後來他們吃完飯出來，讓我們拍。最後過生日，成龍噴香檳，把章子怡給抱起來，章子怡熱吻成龍，當然我們攝影也跟著香港記者一塊拍。結果那張章子怡熱吻成龍的照片就放在《每日新報》的頭版，並且放很大。當時我就想，這個章子怡成龍片場過生日，章子怡獻香吻，就是一個八卦，跟電影也沒多大關係，但是最後也被《每日新報》放在頭版，並且是最大的照片。香港第二天的娛樂新聞頭條肯定也是用的這張照片，然後緊接著就傳出成龍跟章子怡有緋聞，章子怡又跟成龍的兒子有關係。所以覺得，不管什麼地方的媒體，對真正的新聞還是有一個標準的。雖然這個跟他們拍戲無關、工作無關，但這可能就是最吸引眼球的。」這是卓偉第一次對八卦新聞有了直接認識。「等我到了《明星周刊》之後，我就覺得既然要做重點獨家新聞，明星的八卦、感情這一塊肯定得做。」
初試狗仔
2003年5月，卓偉第一次用狗仔隊跟蹤偷拍的方式做獨家新聞，從此，中國狗仔隊正式誕生了。可是卓偉並不知道他要跟蹤的明星住在哪裡、開什麼車、車牌號是多少。尤其是，北京很大，這讓卓偉很難獲悉明星們的動態。
卓偉第一次跟拍的是劉曉慶。當時劉曉慶出獄的消息是他在採訪一個跟劉曉慶合作過的演員時知道的。「人們一年多沒見到劉曉慶了，這一年多她變成什麼樣子了？是胖了瘦了，老了還是憔悴了，這個東西是有賣點的。」在劉曉慶出獄的頭天晚上，卓偉和《明星周刊》的攝影記者馮科去了秦城監獄。
提起馮科，也許人們不知道，很多明星的八卦照片都是他拍的，卓偉負責寫文字。為此，馮科還被劇組的人打過，相機被扔進河裡。卓偉也沒有想到會和馮科成為搭檔，而且這一搭檔就是10年。卓偉說：「我們倆最初也沒有結成一個搭檔，他那時候是個攝影記者，攝影記者就是發布會你也可以拍，探班、專訪都可以拍，並沒有說讓他去當狗仔隊去偷拍。而且領導也沒有讓我去干狗仔隊，報社也沒有任何支持。只是我自己覺得要做獨家新聞，得用非常規的途徑和方式——就是偷拍和跟蹤，是我自己有這個意識。但我不是攝影，我就跟馮科聊，他還是對新聞職業有點追求的，希望能做點好新聞、大新聞。慢慢我們兩個人就一拍即合。」
卓偉和馮科在秦城監獄外面等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別的媒體也陸續來了，他們當天沒有拍到劉曉慶，也不知道她是怎麼出去的。「後來聽說她一見門口有這麼多記者，就推遲了一天，也有的人說她坐別的車蒙著面出去了，反正我們是沒有拍到。後來我們又去了劉曉慶住的別墅，進了別墅去找去問，也沒有見著。最後馮科裝成一個民工混進了別墅，他也不知道劉曉慶住的別墅門牌號，聽人說劉曉慶的別墅中間有一個噴泉，就在周圍，他就躲在正裝修的別墅裡面。馮科進去的時候也沒帶吃的喝的，從早晨一直等到晚上，最後也還沒有看見。但第二次還是拍到了，有人告訴他劉曉慶愛打羽毛球，經常去一個地方練羽毛球，然後他去那兒就拍到了。應該說用這種偷拍的方式第一個拍到的反響比較大的新聞就是劉曉慶出獄的首度曝光。」
卓偉第一次以狗仔隊的方式面對的是王菲和李亞鵬。當時他聽說王菲和李亞鵬談戀愛，因為不知道他們都住在哪裡，就四處打聽，得知他們經常去女人街星吧路的一個酒吧。「酒吧的服務員說他們是經常來這裡，我告訴他說下次他們再來馬上給我打來電話。結果當天晚上零點，服務員就給我打電話說，說王菲、李亞鵬還有趙薇、韓紅都來了，我們一聽馬上就奔過去。但是當天他們警惕性特別高，好像懷疑有人盯著，最後王菲跟李亞鵬出門的時候沒有拍好，兩個人分別坐兩輛車走的。後來我就跟著李亞鵬，到了他住的別墅。那個時候北京也沒有狗仔隊，明星也不像現在家裡有好幾輛車，那個時候家裡只有一輛車，警惕性也沒有現在高。結果跟到李亞鵬家了，接下來才展開跟蹤，然後跟了他有半個月，發現有一天李亞鵬去機場接王菲，然後就拍到了。後來又拍到李亞鵬跟王菲從別墅出來，去麗都飯店喝下午茶。」卓偉回憶說。
卓偉第一次以狗仔隊的方式拍到王菲和李亞鵬
王菲和李亞鵬的戀情第一次通過媒體曝光，引來不少爭議。卓偉說：「與現在相比，那時我們的經驗特別少，資源特別少，所以幹得也特別艱難。然後出了一篇新聞，人家還罵你，說你真無聊，為什麼不去盯盯貪官，天天跟在明星後面轉之類的話。但現在我發現有一個可喜的變化，我也經常看網上的留言跟帖，發現罵我們的人少了，不像以前，我們做一個跟拍八卦出來，很多人罵你。現在也有人會說你無聊、可恥，但是明顯地減少了。人們對這種新聞也開始一點點接受了。」
開始，卓偉並不是每次都像拍到王菲和李亞鵬那樣幸運，有很長時間他出門後不知道該到哪裡找明星，所以，最初他只能去偷拍一些電影大片的劇照。
由於當時的電影大片在宣傳推廣之前，演員的造型設計都保密，這就給卓偉提供了機會，你不是保密嗎，那我給你解密。卓偉和馮科倆人聯手去偷拍劇照。
電影《十面埋伏》在北影廠拍攝內景時，卓偉有了機會去「探班」。頭一天，他和馮科去攝影棚里把地形勘察了一遍。「他們在攝影棚里搭了一個妓院，攝影棚有幾層樓高，但有鐵的扶梯，上面有各種管道。如果要在攝影棚裡面拍，只能在上面的管道中埋伏下來，居高臨下地拍。馮科跟香港的狗仔約好第二天一起過來。但第二天早晨，他給香港記者打電話怎麼打也打不通，就自己去了。他換了一身衣服，像個劇組人員，晃晃悠悠，當時現場正忙弄燈光搬道具，也沒有人注意他，他就混進去爬上管道，在上面他看到了那個香港的狗仔隊。章子怡和劉德華的造型都給拍到了。」
接著，卓偉和馮科如法炮製去橫店拍《無極》現場。在拍攝王在城樓上被射死的那場戲，劇組搭了一個王城，並且把王城封了起來。如果想拍到現場演員，必須翻過城牆，從高處拍攝。「因為皇宮的城牆非常高，我們弄個梯子，每天凌晨四五點鐘爬上城牆，上面有個角樓，爬到角樓上能看到他們搭的王城，然後拍下來。後來《無極》上映宣傳的時候，陳凱歌說他們看到偷拍的照片了，出來以後就想這個是怎麼拍的呢？看角度應該就是在那個角樓上。結果工作人員上去發現有易拉罐、丟棄的軍大衣。陳凱歌說不知道是可氣還是可敬，他說了這麼一句話，說得馮科還挺感動。」
最初，卓偉只是想做一個記者，卻誤打誤撞做上了狗仔隊。當他成了狗仔隊，別人這樣稱呼他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和別的記者有些不同了。他寫的新聞通過媒體發表後，讓他很有成就感，他說：「不管別人怎麼看，我自己很有成就感。我就是覺得，那麼多報紙千方百計想做做不到，但我們能拍到、做到。」
在絕望時自己安慰自己
《明星周刊》並沒有存在多久，很快停刊了。馮科去了新浪，卓偉去了《新京報》。在《新京報》工作，第一次讓卓偉感覺到疲憊。在報社他也沒有固定要跑的口，領導就是告訴他去做調查新聞，做獨家新聞。用狗仔隊的手段做日報新聞，而且還沒有專門跟他的攝影記者，這讓卓偉有些吃不消。那時，卓偉在跟蹤的時候有些絕望。他說：「記得有一次，有人傳言陳建斌對蔣勤勤家暴，後來又說蔣勤勤懷孕了。我打聽到蔣勤勤家住址，就來到蔣勤勤家小區門口。我也進不去，就在門口等著，覺得非常不靠譜。但是我心裡有那麼一線希望，出來進去的車我就看，看車裡的人是不是蔣勤勤和陳建斌。我當時那種心理是特別無助，只知道人家可能在裡面住，但你也不知道人家開什麼車，不知道人家住的哪一棟樓，別墅你又進不去，你只能靠進出的車在那裡看。後來我給馮科打電話，讓他過來接著盯，我當時覺得特別無助。實際上，我這個人有點拗脾氣，越是有人罵我，我就越要去干。很多人覺得我這個事情無聊，沒意思，那我也要去干。別的記者舒舒服服去跑會拿紅包，我就做這個新聞。我覺得我的新聞比他們的有價值，我培養出來的能力經驗是我自己的，我就不相信他們會跑一輩子。而且我總說，當以後回顧自己職業經歷的時候，我肯定會說哪條新聞是我做的，他們總不能跟別人說我參加了100個發布會，拿了100個紅包吧？所以我這麼多年能堅持下來，就是源於對這一份職業的熱愛和追求。」
在《新京報》，卓偉做的最轟動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一篇報道惹怒了竇唯，竇唯跑到報社樓下把編輯的車給燒了，為此竇唯受到了行政拘留處罰。談到這篇報道，卓偉說：「當時我看到竇唯接受採訪時說唐朝樂隊主唱丁武玩處女，我就採訪了丁武的太太。她說讓竇唯去精神病院看看病。那時竇唯跟高原離婚了，竇唯說高原找他要百萬贍養費。實際上，高原根本沒有找他要錢，他也沒錢，一個月就給高原500塊錢生活費，而且他們結了婚以後住的還是高原的房子。所以高原看到他的表態就特別生氣，有一個朋友找我說，高原願意接受我採訪。後來可能她還有顧慮就沒有接受採訪。我說我寫點問題通過電子郵件採訪，她後來是通過電子郵件回答了幾個問題，我登在了報紙上。我覺得把採訪對象逼急了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你是假報道把人給逼急了；另一種可能是你是真報道，但你觸動了他的痛處，把他給逼急了。」
大概是以前有過失實報道的教訓，所以卓偉在寫每一篇報道時都很慎重，要做到有圖有真相。但是關於他的非議一直沒有停止過。他說：「我發現那些名人都有一點毛病，總覺得別人好像要害他們，他們有兩種最典型的心態：一種是受迫害妄想症；還有一種是認為別人總是要借他炒作。很多照片都是我們自己現場拍的，被拍的兩個人有一方是名氣比較大的大腕，另一方可能就不太有名。實際上我們跟誰都不認識。總有人認為是一方安排我們去拍的，想借他炒作。這種事我不幹。」
辛苦奔波、不被人理解，有時甚至還要冒生命危險，這一切都是狗仔隊要面對的
辛苦，奔波，有時甚至還要冒著危險，還不被人理解，這是狗仔隊要面對的。卓偉也不例外，再熱愛這份工作，也會有疲憊的時候。「絕望、虛無、疲憊，甚至有些時候覺得自己做得沒有價值，這些肯定都有過，關鍵就是得靠自己去調節。我從書上來找一些啟示，找一些可以讓自己堅持下去的理由。我看過一篇文章叫《為時遷鳴不平》，那篇文章說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時遷排在倒數第二位，但是他說時遷的功勞比那些排在前面的人都大。三打祝家莊，時遷進入了祝家莊，把那些坑都標上了記號，才打下來。打大名府，時遷進了大名府，火燒翠雲樓，裡應外合才打下來。時遷盜甲騙徐寧上山，才破了連環馬。有些人，比如關勝之類都排在前面，但是他們有什麼戰績呢？沒有寫。要是按照戰功和戰績，時遷不應該排在最後幾名，他應該還得排在三十六天罡，而且還得是靠前的。為什麼要把他排在倒數那幾名呢？就是因為時遷是一個雞鳴狗盜之徒，他採取的手段都是非常規手段，這對於時遷來講是不公正的。戰爭不在乎你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因為兵不厭詐，它在乎的是結果。在中國人傳統道德觀念裡面，肯定是帶有某些偏見的。但對於記者來講，不管是採取什麼手段，只要你的手段不違法，我做到新聞才是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梁啟超說李鴻章：『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你要是天天去跑會，天天去發會稿，沒有人會罵你。」一轉眼，卓偉的狗仔隊生涯已有十餘年。「我們也是一步一步，一路坎坷艱辛走過來的。」卓偉說。
在逆向思維中尋找疑點
在《新京報》做記者的時候，正值郭德綱躥紅。卓偉覺得很奇怪，自己是天津人，也喜歡聽相聲，怎麼從來沒聽說過郭德綱呢？於是卓偉就去天津調查，才知道郭德綱曾在天津紅橋文化館工作過。「我發現他從來不提他在天津的事情，直覺告訴我這裡面有點問題。所以我就去天津紅橋文化館，找到文化館的幹部，後來知道他曾經拜楊志剛為師。通過調查發現，他曾經在單位貪污公款。當時是九幾年，他師父是館長，單位裝修，師父給他錢去買裝修材料，他就從中拿了大概1萬塊錢，差點被紅橋文化館開除，後來是他師父和他爸爸給保下來了。後來郭德綱離開了文化館。」
還有一件事，也讓卓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本文開頭說他曾經在方圓幾公里的區域內尋找李連杰的前妻未果。當卓偉看了李連杰演的電影《霍元甲》後，他發現按電影敘述，霍元甲沒有後代了。但他知道霍元甲的後代就在天津的小南河，卓偉便去採訪霍元甲的孫子。結果霍家把李連杰給告了。後來有人把李連杰的前岳父岳母介紹給卓偉。之前卓偉想找到李連杰的前妻，是因為李連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離婚時把房子和存款留給前妻了，卓偉總覺得裡面有問題，當他找到李連杰的前岳父後，終於搞清楚李連杰在離婚時並沒有給前妻留下存款，房子是貸款買的，後來被銀行收回去了。
把傳聞變成現實
在《新京報》工作期間，卓偉發現他和報紙的風格越來越不相容，他喜歡用偷拍跟蹤的方式報道八卦新聞，所以工作不到一年，他便辭職去了《南都娛樂周刊》。在《新京報》工作期間，卓偉慢慢積累了一些經驗和資源，在他的眼裡，一幅完整的北京娛樂明星地形圖慢慢被勾勒出來。卓偉說：「娛樂圈開新聞發布會，我都會去，要是以前沒有盯過的明星，我就會跟著他回家，這個人住哪兒、車牌號是多少，一點一點就積累起來了，後來形成一個系統的資料庫，之後他們住址、車牌更新，我的資料庫也會隨著更新。」
盯什麼人、怎麼盯，是有講究的。首先，這個明星要有一定關注度，這樣拍出來的新聞才有轟動效果。其次，要時時刻刻留意他們的新聞動態，一些常規報道成了卓偉下手的參考信息。甚至一些捕風捉影的傳聞也得當回事去分析。他舉例說：「有傳言說趙薇跟王勵勤好了，但沒有人拍到過照片，我知道她家的住址和車的型號、車牌號，跟著趙薇回了她的家，但是盯了幾天沒有發現新情況，上網一看新聞，才知道王勵勤在外面打比賽，要29日才回北京，我們在29日去趙薇家盯，就拍到了他們。前段時間聽說汪峰和章子怡好上了，我們盯了20多天才拍到。」
過去，即使是靠一些公開的新聞報道分析明星的行蹤，也常常會撲空，卓偉說他有過盯了人家好幾天，後來才知道人家早就不在北京了的情況。「現在有了微博，能給我們提供很多信息，查查微博，大概能知道他們在哪裡。」
最讓卓偉感到遺憾的是他沒有拍到王菲和李亞鵬離婚。當時他在微博上看到他們倆去烏魯木齊參加一個公益活動，卓偉憑直覺判斷不像是參加公益活動，肯定有什麼事情，便準備去一趟烏魯木齊。就在這時，汪峰的經紀公司找到他，希望不要發汪峰和章子怡戀愛的稿子，這件事把卓偉絆住了。「結果汪峰13日在微博上自己爆出離婚的消息，他要不是知道我們拍到他和章子怡的事情，他能自己爆出離婚的消息嗎？他也知道壓不住了，早晚要爆出來，所以他先爆出來自己離婚。」結果，他既沒有拍到王菲和李亞鵬，也沒有提前把汪峰和章子怡戀愛的消息發出來。
2013年，汪峰離婚後傳出與章子怡的戀情
每一條爆炸性娛樂新聞的爆出，背後都有一段漫長甚至麻煩的等待。當初卓偉盯夏雨和高圓圓，前後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當時，卓偉知道高圓圓和張亞東分手了，夏雨和袁泉也分手了，恰好這時夏雨和高圓圓排演孟京輝的話劇《艷遇》，卓偉感覺這倆人會有事兒，決定先盯高圓圓，看看她有沒有新男友。他和馮科去地安門國家話劇院排練場等候，結果馮科上廁所時碰上了高圓圓。當排練結束後，倆人便跟著高圓圓離開了排練場。路上，他們發現後面有車在跟蹤他們。沒一會兒高圓圓給馮科打電話，說她現在還沒男友，別盯了。馮科臉皮兒薄，就說別盯了。卓偉說，那咱們去盯夏雨。
「當時我們不知道高圓圓住哪兒、開什麼車，也不知道夏雨住哪兒、開什麼車，都是這麼盯出來的，積累出來的。最後終於盯出結果，這個時間跨度是兩個多月。話劇《艷遇》終於在保利劇院公演了，演出結束我說再盯盯夏雨，然後就看見高圓圓上了夏雨的車，他們一塊兒開車到了簋街，後來劇組別的人也來了，大家在一起吃飯。我跟馮科說，『你說一會兒吃完飯，高圓圓會不會去夏雨家？』馮科還說，這怎麼可能呢。因為沒有任何跡象嘛。結果吃到半截兒的時候，高圓圓的助理開車來了，接上高圓圓先走了。高圓圓家在西邊，夏雨家在東邊。我說如果她的車朝西邊走，咱就不跟了，如果她的車朝東邊走，咱們就跟。結果她的車真的朝東邊走了……」
卓偉常常拿一句話鼓勵自己：死死盯住，必有好處；盯住不放，必有進賬。
從單打獨鬥到公司化經營
事實上，不管卓偉供職哪一家媒體，單位都不會給他提供相應的資金或物質上的支持，某種程度上他仍像一個編外人員。因為單位的領導都知道他可以搞定一切。卓偉也沒怨言，他喜歡這份工作，只要能有平台把他的新聞傳播出去，他就很知足了。
可實際上，這種跟蹤式採訪報道，成本往往比常規採訪要高。在去了《南都娛樂周刊》後，卓偉看到，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網路媒體，八卦新聞越來越有市場，所以卓偉又找了兩個幫手，在2006年11月份成立了風行工作室，專門給媒體提供獨家新聞。卓偉說：「工作室成立之初，我們就掙一點微薄的稿費。除去租車、人員工資外，實際上所剩無幾，但是我很開心。我覺得干這行能在某種程度上實現我的一點新聞理想，我特別感興趣。我有工資和稿費可以拿，也知足了。2010年10月成立公司，拍這些新聞可以提供給自己所在的媒體，我們有工資和稿費，額外的收入也夠支付租車、攝影等等的開銷。成立公司之前一年，收入漸漸多一點了，但也就是從三四萬到五六萬元，因為我們工作室在業內也有些知名度了，找我們合作的媒體漸漸多了。收入提高了，我們的人員也增加了。」
但是卓偉認為狗仔隊的工作遠遠比常規記者辛苦，即使現在條件好些了，但還沒有發生質的改變，每周必須玩命工作才能完成工作量。他說：「現在人手比較多了，信息面也比較廣了，產量也能完成。剛開始工作室草創的時候，我們每個人一周都得工作八九十個小時。我覺得，我們中國狗仔隊起步晚，但我們的努力，我們的成長要遠遠超過外國的狗仔隊。為什麼呢？就像黛安娜王妃死了，最難過的是那些狗仔隊，因為他們的搖錢樹倒了。一個狗仔就盯這幾個人，比如盯黛安娜、盯凱特王妃，一年拍兩三條就OK了，就生活無虞了。而且人家有版權保護，高價賣給一個雜誌，誰要用就要來買版權，誰要是侵權就可以告他。在中國可能嗎？我們的照片只要雜誌一登，馬上就被掃描、翻拍。我們的視頻只要一給網站，立馬被到處轉載。我們能去告嗎？我們哪有那個精力啊，告也告不贏。所以就得要求我們玩命兒干，人家可能一年拍兩三條收入就掙夠了，我們現在一年得拍一兩千條，一個月就得拍100多條，一個人要拍很多人。很多人認為，中國狗仔隊遍地都是。實際上，加一塊兒就我們這十幾個人。我們一個人干好幾個人的活，我們有時候一天拍好幾個人，這幾百個明星就我們這十幾個人盯。」
2008年5月25日，美國洛杉磯，狗仔隊通過柵欄的洞孔拍攝名人的生日派對
2010年之後，由於風險投資的注入，視頻網站開始崛起，他們需要大量的內容。卓偉覺得機會來了。「2010年之前，我們也有過想法，就是拍照片的同時是不是應該拍點視頻，然後把視頻賣給視頻網站，但是了解之後發現，當時偷拍的視頻市場需要還很小，給的報酬也不高，後來我們就沒有花心思去做。但是從2010年開始，很多網站都做視頻了，視頻可能是我們未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是突破傳統照片形式後一個新的工作方向。從2010年四五月份我們就開始增加人手來從事視頻的拍攝和製作工作。」
現在，風行工作室有8個攝影、4個司機、2個視頻後期，再加上卓偉和馮科，雖說每個月開銷挺大，但現在基本能實現略有盈餘。卓偉說：「我特別慶幸的是，我們這個團隊比較團結。我們攝影說，我們干這個也不是完全為了錢，是對這個工作的熱愛，有時候也能得到一種成就感。」
不幹違法的事，不做交易
實際上卓偉在從事狗仔隊的過程中也有發財的機會，但都被他拒絕了。比如，前段時間有個人找到卓偉，此人專門幫人催債和查婚外戀，想跟卓偉合作。「他們覺得娛樂圈活錢比較多，進入的話以後有錢掙。他們能進入郵箱，有汽車跟蹤器，包括水軍什麼的。我們公司人員比較少，主要就是做新聞。也有人來找我們策劃和炒作一些事情，第一我們不願意這麼做，覺得沒意思，第二和我們從事這個職業的願望相違背。我們目前手頭的設備沒有違法的。我們只有一些微型攝像機和針孔攝像機，也都是在公眾場合使用，是為了不讓人發現。竊聽器和跟蹤器我們不用，使用就涉嫌違法了。我們第一就是要保證新聞的真實性，第二就是不違法。《世界新聞報》就是竊聽別人的手機通話，後來引起軒然大波，默多克的兒子都被免職了，最後還關掉了《世界新聞報》。所以我們做這個工作肯定是有底線的。我做新聞的底線就是法律和真實性的原則，我一直也是在恪守。」
2011年7月15日，默多克（中）就《世界新聞報》竊聽首次公開道歉
同時，卓偉也從來不跟明星做交易。曾經有些明星被偷拍了之後找到卓偉，希望私了，但卓偉都拒絕了。卓偉說，有一次卓偉拍到了韓庚和一個小牌藝人約會談戀愛，韓庚經紀人打電話詢問此事，卓偉說沒拍。後來照片發表了，經紀人說不是沒拍嗎，怎麼還是給登出來了？卓偉對經紀人說：「這條新聞是我們年度計劃新聞之一，我們拍一條新聞有時候得費很大的工夫和時間。我們大傢伙兒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拍到了，我要是告訴您是我們拍了，您肯定要給我點稿費，讓我們別發。」卓偉說：「我不發的話，怎麼面對下面的攝影呢？以後再說話他們還聽嗎？我不能讓下面的人覺得我是在用這個東西掙錢。如果大家要都這麼看，就喪失了對這個工作起碼的熱愛。而且也容易形成敲詐。」
當然也有一些娛樂公司和明星找過卓偉，希望能合作炒作，但是基本都被卓偉拒絕了，卓偉說：「這種情況經常有，曾經在有段時間還不少，基本上我們都是拒絕的，從心底里我就比較厭惡這個，因為這樣有些愚弄讀者。現在娛樂產業發展很快，很多人都想走紅，紅了以後名利滾滾來。如果按照以前那樣靠拍戲和創作走紅實在是太難了，所以很多人就想要採取宣傳和炒作手段。曾經有人找過我們，希望通過偷拍來製造新聞話題。我對這個也並不是完全的拒絕和排斥，我主要是看這個事是不是真實存在。如果這兩個人本身就發生了戀情，或者說這個女的懷孕了，她想通過這種方式逼對方娶她，像這種真實的新聞，有時候當事人不方便自爆，想借媒體來引爆，這種策劃和偷拍我基本上還是能接受的。但是無中生有、胡編亂造，我們是拒絕的。」
卓偉說他偷拍到的照片基本上都能發表，由於種種原因不能發表的每年可能連百分之一都不到。比如他曾經偷拍到內地著名女演員和新任男友的照片，但是這個男友太有背景了，一個電話直接打到編輯部，稿子就撤下來了。也有一些經紀公司知道自己的藝人被他們偷拍了，前來公關，但卓偉能拒絕的都拒絕。卓偉說他還沒遇到過威脅恐嚇的情況，頂多是對方發簡訊很委婉地說：「差不多就行了，如果還這樣我們會採取我們的手段……」
無限接近和無限遠離藝人
在工作中，卓偉要無限接近那些藝人，但在生活中，卓偉一直與藝人們保持很遠的距離。卓偉說：「我不會跟他們成為朋友或者特別熟，我做這個工作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跟他們交朋友，我跟他們也交不上朋友。有些藝人能接受我們，他們覺得你拍沒事，在公眾場合你也不可能拍到太勁爆、太過分的照片，只要你不瞎寫，只要新聞報道是真實的，他們心裡就還能接受。他就怕你回頭照片跟文字是兩回事，他們反感的是這種。」
但是山不轉水轉，總會有不期而遇的時候。陸川在拍《南京！南京！》的時候，有傳說他跟高圓圓好了，卓偉決定去天津拍攝現場看看情況。當他從劇組入住的酒店出來時，正好碰上製片人，製片人認識卓偉，知道他是來偷拍的，就說：「你是要偷拍嗎？」後來，製片人給卓偉打電話，說陸川希望跟他聊聊。卓偉說：「其實是這麼回事，有一個女演員叫唐一菲，就是和姚晨前夫凌瀟肅一起的那個女演員。唐一菲去天津，跟陸川兩人牽手去喝咖啡，然後被網友給拍了。這事實際上是安排的，那女孩就想炒作一把，但陸川特彆氣憤，所以他找媒體要說這個事，正好我在那兒，陸川對我特熱情，帶我看他的工作間、劇照，還給我看了看電影毛片。然後給我介紹他睡覺的房子，我一看就一張床。他說：『我早就發誓了，在我拍完這個電影之前，我絕對不過性生活。』正聊著呢，高圓圓進來了。高圓圓人還挺好的，就坐那兒，瞪著無辜的大眼睛就看著我。反正我覺得還好，對我態度都還挺好的。其實我很少跟他們見面，陸川那次是趕上了。有一回在酒店，我進去一下看到黃曉明和他的經紀人黃斌。黃斌原來是《新聞晨報》的，跟我倍兒熟。他說：『卓偉你來啦，曉明在這兒，我給你介紹介紹？』我說不用了。」
多數情況下，即使狹路相逢，明星們還是對卓偉很客氣。有一次卓偉偷拍顧長衛，他從燕莎追到電影學院，又從電影學院追到阜成路。最後顧長衛只好把車停下，下車後說：「你就是卓偉啊？」卓偉點點頭。顧長衛說：「那咱倆合個影吧。」
人身安全與跟蹤成本
當然並不是所有明星都像顧長衛這樣客氣，有些人往往會放出狠話，嚇唬一下卓偉，而有時候，他們當場就會被打。卓偉說：「竇文濤和黃健翔一直耿耿於懷，竇文濤和一個女的在車上被我們拍到，聽說竇文濤那會兒都快崩潰了。黃健翔也是恨我們，說要打我們。郭德綱也是說要找人打我。反正是有人特別恨我們，要找人揍我們的。像郭德綱的別墅侵佔綠地就是我們爆出來的，北京電視台看見我們的報道後過去採訪，結果被他們打了。」
狗仔隊是一個充滿風險的職業，如果遇上一個混不吝的人，可能就會被打。但這麼多年，卓偉在現場還從未被打過，頂多是推搡，而且多數來自明星的「粉絲」。而他手下的攝影，由於目標比較明顯，倒是常常被打。卓偉回憶說：「馮科干狗仔隊以後，被人打過，進過派出所。我們好幾個攝影，有人進過派出所，有四個被人打過，有一個人還被打過兩次。還有莫少聰吸毒被抓起來了，我們記者和攝影追他，結果被他們劇組的人把我們司機和攝影也給打了。我們會報警，在行政處罰結束之後，我們也會提出賠償。莫少聰那次打人，對方答應道歉，然後進行一些賠償，在警方的調解下沒有進入訴訟程序。」
除了人身安全之外，跟蹤偷拍也有成本，在北京還好，如果離開北京，成本就高了。而一條新聞換回來的可能只是成本的零頭。在偷拍高圓圓和趙又廷時，卓偉他們一共去了3次南京才拍到。他說：「高圓圓、趙又廷也好，楊冪、劉愷威也好，章子怡、撒貝南也好，剛開始就只是一個八卦，只是一個傳聞，我們用我們工作的手段，最後讓它們變成了新聞現實。」但是這個傳聞變成現實的成本確實很高。當時高圓圓和趙又廷拍電影《搜索》，有人說這倆人好上了，但是沒有證據。當趙又廷在南京拍《致青春》時，卓偉發現高圓圓去了南京。「第一次是馮科去的，他不知道趙又廷住哪兒，就找趙薇的劇組。從一個大學生那兒了解到他們住在理工大學賓館，但趙又廷不住在那兒，只好盯劇組。終於趙又廷來拍戲了，但高圓圓又回北京了，最後一天才知道趙又廷住紫荊山莊。第二次我們去，那幾天趙又廷沒有戲，盯了5天，他跟高圓圓在房間里就是不出來。所以得想辦法確定趙又廷在幾層、哪個房間，什麼時間段把房間的後窗戶打開，會整理房間，然後我們就到那裡拍。第二次我們還只是拍到了兩個人單獨出現在房間里。第三次我去了，有前兩次打下的基礎，我們就輕車熟路了，我們5點多到，8點多鐘兩人出來散步，我們就拍到了。為這一條新聞做這一整套的工作，對於一般的人來講不可想像的，我們為了拍這條新聞花了得有1萬多塊錢。包括去廣東拍章子怡、撒貝南，來回機票、包車、追車，也花了不少錢呢。」
卓偉在拍到這些八卦後，也一樣感到滿足，他說：「我們去廣東拍章子怡和撒貝南，在山裡面追了5個小時的車，最後終於拍到了，當時的感覺就是欣喜若狂。但我最大的快感是拍到的新聞被廣泛的傳播，這個快感、榮譽感、成就感是遠遠超過我在第一現場捕捉到拍攝對象的那種快感。」
我一定要把你拍到
卓偉身上有股執拗的韌勁兒，這股韌勁兒讓他面對明星，不管是咫尺還是天涯他都會跟蹤到底。董潔和王大治就是被卓偉他們盯出來的。卓偉說：「我們之前就知道董潔和王大治好上了，我們攝影拍到過董潔和王大治一起吃飯、離京的照片。但是照片的說服力不足。實際上這時候董潔和潘粵明已經徹底撕破臉了，雙方在網上展開罵戰。董潔還發了一個聲明，說潘粵明雇狗仔隊盯了她一個多月，什麼都沒拍到。當時我就特彆氣憤，我們盯董潔，並不是潘粵明雇的，我們只是聽說他們鬧離婚，董潔跟王大治好了。這是一個新聞，我們去跟蹤，我們沒有受任何人的指使。而且我們也沒有盯一個多月，我覺得這是對我們的工作一個極大的污衊，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拍到。」
就是為了爭這口氣，卓偉決定緊緊盯住董潔，後來他發現這倆人都去了海口。「但我們的攝影跟他們到了一個市場就跟丟了。我們從下午到晚上在海口到處找，市場里每一個飯館每一個單間都去看，海口的所有高檔酒店都去看了一遍，也沒有發現他們。後來發現那個市場的最裡面有個公寓，我說會不會就把他們送到那個小區里了？結果第二天就在那個小區門口發現了接他們的那輛車，這兩人就在這個小區，下午看見王大治出來買煙。我們的攝影跟進去，知道他們住在9樓。晚上，攝影師爬到對面的水塔上，一個人抱住另外一個人的腿，攝影懸空拿相機把他們倆拍了下來。當時董潔認為我們什麼都沒有拍到，只拍到機場的那些東西。她第一天跟王大治回了家，第二天她一天沒有出門。第二天晚上，我們拍到她跟王大治在那個房間里親熱。第三天一早，她就坐飛機走了。她認為三天跟王大治都沒在公開場合出現過，你們怎麼能夠拍到呢？何況是住在在9樓。但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是爬到水塔上拍的。」
卓偉是一個脾氣隨和的人，但是工作的時候就沒那麼隨和了，他說：「我不否認，可能我身上有一些攻擊性，在跟他們的博弈中，我也確實體驗到這種樂趣。」
我們將很多美好的事情
撕碎了再給他們看
卓偉平時也能聽到娛樂圈對他的議論，那些被他偷拍跟蹤過的藝人，除了感覺可氣、可恨、可怕，更多只能是無奈。一些藝人發現偷拍也是迅速吸引眼球的方式，就自己偷拍。卓偉對此很不屑：「他們自己拍自己，能拍出什麼好新聞？只不過就是通過這種偷拍方式，吸引一下眼球。比如最近有什麼戲要上或者有什麼新聞，他們自己搞一個偷拍，然後找那些關係好的網站發出來。他也認為被偷拍是一種宣傳炒作的有效手段，但是天天有人在身邊盯著他，他肯定還是覺得自己的個人生活和自由受到了限制。」
很多明星被卓偉偷拍過之後，事業和生活也隨之受到很大影響，從負面影響來看，他們偷拍郭德綱別墅佔地，後來北京電視台記者採訪被打，引起不小的風波，對他個人形象和品牌都帶來不少影響。夏雨和高圓圓的地下情被卓偉拍到後，高圓圓有段時間很崩潰。卓偉說：「曾經有記者採訪高圓圓，問她從一個玉女明星變成了一個緋聞女星，怎麼看這個形象的轉變？高圓圓一聽就急了。董潔和王大治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條新聞是今年2月份爆出來的，從2月份到現在，董潔沒有接拍任何戲，就出來參加過幾次商業活動，露了幾回臉。後來，董潔的朋友託人跟我說她特別崩潰，整個形象都完了，她希望這個陰影能夠趕緊過去，如果大家總在談論這個事情，她就不敢出來工作了，問我們能不能不再拍她。我說那我答應不了，我們就靠這個吃飯的。」
卓偉
卓偉也聽到有人跟他講，因為有他們狗仔隊的存在，很多藝人現在都很收斂了，很少再去外面找女孩了。卓偉說：「實際上我們無形中對娛樂圈也起到一種凈化和監督的作用。作為一個藝人，當他取得了一定名望和地位以後，公眾形象對他來講肯定也是一個無形的法寶，他也得愛惜羽毛。但靠他自己監督自己、要求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也不要把我們這個工作想的怎麼樣，實際上我們也只是拍點私生活方面的小細節，更多的背後的東西可能還是拍不到的。密室裡面那些東西，我們拍不到。」
卓偉並不覺得因為偷拍給當事人帶來傷害而感到不安，他說：「他們如果沒事兒，我怎麼拍也拍不到，所以這不是我的問題。」在卓偉眼裡，他看到的明星從來都不是光鮮的，只能說是真實的，相對大多數公眾來說他更接近明星的真實，然後他把這種真實傳播給公眾，讓公眾去做出判斷。他說：「我也不是把自己擺在一個道德判官的高度上。實際上，我覺得中國人在傳統認識上有偏差，他總是把事業上成功的人跟道德偶像畫等號。對於一個名人來說，我們推崇他，只是推崇他在自己的專業、事業上的成就。但是實際上這個人做人到底怎麼樣、品德怎麼樣，跟咱們也沒關係，他也不跟我們接觸。但是我們媒體也好，公眾也好，大家不能人為地把他們捧到一種道德高度上。這些名人畢竟還能起到社會標杆的作用。如果有一天，這個人因為一個事情被戳破了，可能很多人會有幻滅感，會對人產生一種不太好的心理影響。所以大家不如去認識一個真實的、全面的、殘缺的公眾人物。對那些『粉絲』來說，我們將很多美好的事情撕碎了再給他們看。我不是說厭惡這個娛樂圈，畢竟這也是社會大環境中的一部分。我們只是還原這些人的真面目，然後把他們並不光彩的一面爆出來，這可能會讓很多人失望或者感到幻滅。」
狗仔隊是我的職業，也是我的事業
卓偉對新聞的理解並不像很多新聞從業者那樣豐富，他的理解很簡單，那就是真實、獨家、轟動。談到他做記者，卓偉說這是他自己人生的最大理想。平民出身的他，有股吃苦耐勞的韌勁兒，這也是他這麼多年能一直堅持下來的原因之一。他說：「網路出現後，如果你的新聞被網路轉載，就像滾雪球一樣，輿論影響越來越大，這個時候反饋給我的成就感和興奮感就更大，這就成為我一個特別大的動力。恨無知音賞嘛，誰都希望自己做出來的一條新聞能夠越轟動越好。有了新興媒體，你的新聞不會被淹沒，它們會被廣泛地傳播，會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所以，我覺得我們更應該用百倍的努力去工作。」
對於「狗仔隊」的稱呼，卓偉也從來不覺得是個貶義詞，更何況他還能從中獲得很多樂趣，這是很多記者體會不到的。「我身邊的朋友、家人還真沒有人覺得我干這個工作是不體面、不光彩的，也沒有人說勸我要放棄。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就是個苦孩子出身，工人家庭。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大家還是認為記者是個比較體面的工作，而且是一個比較好的工作。所以，他們不認為狗仔隊和記者有什麼區別。我自己也認為，狗仔隊就是記者，是記者這個行業里特殊的一分子，只不過採取的報道方式和手段不一樣。」
但是家人也常常為他擔心，擔心他被報復。尤其是竇唯燒車那件事發生之後，卓偉的弟弟告訴他，那段時間他都不敢上網看新聞，替他擔心。卓偉說：「可能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不一樣。我父母都是工人，從我們家庭環境來說，在他們眼裡，我現在已經成功了。我原來只是想成為一個記者，我並沒有想要成為中國第一狗仔隊，甚至成立一個從事新聞報道的公司，我都沒有想過，但是現在我做到了。不管別人怎麼看，在我和我的家人眼裡，在職業上我還算是成功的。我干記者的那一天，就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個職業幹下去，因為確實是得來不易。我有兩個轉折：一個是我從工廠進入媒體，成為一個記者；一個是我從天津到北京，從文化記者轉型為一個狗仔隊，不管是對於職業還是人生，這兩個轉折對我來講，都是重生，我還是很感謝這個時代的。」
2008年5月25日，美國洛杉磯的狗仔隊在車內將拍到的圖片傳給自己所屬的機構
有一次，卓偉和一個香港狗仔隊聊天，那個人感慨人生，說倒退十年，不做狗仔隊，做別的肯定比現在混得好。卓偉說，倒退十年，如果不做狗仔隊，肯定不如現在混得好。他說：「社會給你的選擇是有限的，普通人只有唯一一次選擇權，只有更高階層的人才會有很多選擇權。還有一個就是恐懼，我很害怕回到從前。離開《每日新報》，有9個月的時間我去了廣告公司，在廣告公司簡直就是一種煎熬，有志難伸的那種煎熬，我只能咬著牙堅持下去，現在我們成立公司了，人也多了，但是這種危機感有時候更強烈。狗仔隊、偷拍、八卦，沒有人把它當作一項事業，很多人都不會把它當作一個職業。但是我先是把它當作一個職業，現在把它當作一個事業。」
卓偉做了10年狗仔隊，但從來沒有人因為隱私權和名譽權把他告到法庭。他一直在適度合法的前提下去偷拍，這或許跟他初入媒體行業因為一篇報道導致他失去工作有關，這一直在提醒卓偉，只要新聞是真實的，他就什麼都不怕，而獲取新聞的方式不能不擇手段。也正是因為卓偉太珍惜這份工作，所以他一直保持很清醒的頭腦，時刻意識到自己做事的底線在哪裡，那就是他不會闖入私人空間，不會用非法手段獲取新聞，不做違心交易，這比起很多常規記者來說他這方面確實讓人佩服。同時，他總是怕這個團隊做不好，做不好意味他的事業就完了。「新聞能夠讓人有成就感也能夠讓人有挫敗感，因為每天的新聞都是新的。如果今天我有一個新的新聞，我的成就感就來了，如果今天我沒有，挫敗感就來了。跟我們合作的媒體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們能做出他們沒有的新聞，現在我們也是如履薄冰，如果有一天我們做不出別人沒有的新聞了，我們的事業就做不下去了。」
卓偉這種時刻感到的危機感跟他的生活背景有關，但也恰恰像一種規則在約束他，讓他以正面的心態從側面去挖取新聞。
卓偉說前段時間北京大風降溫，他在北京南站坐地鐵到勁松，出了地鐵站他就開始糾結，是回家還是去北四環跟他們的攝影一起工作？當時已經晚上20點了。「我不想放鬆，因為有了第一次放鬆就會有第二次，如果讓退縮成為一種慣性，肯定是干不好這個工作的。我和馮科現在帶隊伍，我們應該以身作則，不能傳給大家這種輕言放棄的作風，能夠堅持還是堅持。」卓偉說想到這裡，他又走進了地鐵站。
（實習生夏飛、尤帆對本文亦有貢獻；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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