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諾獎頒給契約理論看經濟學發展的困境

（原標題：從諾獎頒給契約理論看經濟學發展的困境）

南都記者 陳建利

10月10日，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教授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成為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典皇家科學院給出的理由是「兩位獲獎者創建的新契約理論工具對於理解現實生活中的契約與制度，以及契約設計中的潛在缺陷具有重要價值」。

「遺憾」的是，兩位從事「契約研究」(契約，即「contract」，下文以更習慣的「合約」稱之)的諾獎得主對交易費用的理解，恰恰偏離了由科斯和張五常開創的合約理論的正途，拋開真實世界，以方程式堆砌的研究成果，既無法觀察，也無法證偽，對整個人類知識累積的貢獻近似於零。

實際上，這種「遺憾」僅是冰山之一角。近年來，隨著數學的入侵和博弈論的盛行，僅具有科學形式而無科學內容的經濟學研究大行其道，在歧途上越陷越深，日益失去了對世事的解釋力和推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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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理論的來龍去脈

合約理論肇始於羅納德·哈里·科斯1937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1931年，科斯遊學美國，因緣際會，旁聽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奈特教授幾節課，若有所悟，寫下此文。但生性謹慎的科斯5年後才拿出來發表。儘管30多年後影響力才得以展現，但該文石破天驚，徹底改變了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配置資源、促進財富增長上的威力成為常識。既然市場機制如此有效，為何還有公司存在，有工人跑到公司「自甘為奴」，接受經理的行政指令？科斯的答案是市場雖好，但使用市場是有代價的，合作中員工的產出很難一一算價成交。以行政之手取代市價，雖然要付出另一種管理監督的費用，但相比於節省的算價費用，還是划算的。即是說，市價機制並不是萬能的，在某些交易費用約束下，公司有時比市價機制更「便宜」。「交易費用」概念由此首次被引入經濟學，意義在於讓人認識到原來使用市場、市價機制運作本身是有「成本」的。

張五常是以《佃農理論》一文踏入交易費用和合約研究的。1966年，張五常在加州大學讀經濟學，尋找博士論文題材時，偶然發現一些台灣農業的資料。1949年到1951年，由陳誠主導的土改將原來台灣地主享有的農產品分成56 .8%，以法條形式強制降低到37.5%，政府價格管制之下，台灣的農業產量反而急升，如何解釋這一看似「反常」的現象？

在同樣的競爭約束下，土地合約的效率無差別。土地的使用合約卻有多種，有地主自己耕種的自耕農合約，有僱傭僱工的工資合約，有租給農民的固定租金合約，也有約定分成率的分成合約。既然效率相同，是什麼決定了合約種類的差異呢？對土地整個產出而言，有多種影響因素，包括土地的肥力、農民的勞動時間、土地的其他投入、作物種類的選擇、不可控制的氣候變化等，不同的合約對應著不同交易費用的高低。分成合約之所以存在，張五常的解釋是佃農和地主分擔風險之所需(後來有變)。也就是說，合約種類由交易費用決定，與效率無關。張五常以讓人信服的實證研究，打開了另一扇窗，促人關注真實世界的合約種類及背後的交易費用。

張五常是經濟學大師阿爾欽的入室弟子。他在阿爾欽「產權、稀缺、競爭」是一回事的基礎上，再往深處看，交易不是物的交換，而是權利的界定和交換，而合約的本質是為了約束競爭。科斯說的公司替代市場，本質上是一種合約替代另一種合約。由於公司的生產可以外包或發放，各要素可買斷可租賃，雖然從法律註冊或財務數據看，公司有明確的權利界限，但從商品和服務的產出整體看，公司又是「無界」的。

而社會上各種組織，包括企業、宗教、風俗、政府、家庭、宗族等，本質上都是合約。這些合約的長期存在，恰是對應為達到某些產出目標而交易費用較低的選項。人類世界正是通過這些不同的合約種類，相互交織在一起。至此，人類行為選擇的學問有了一個統一的交易費用和合約解釋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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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責」的不幸影響

在科斯和張五常之後，合約開始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比較重要的研究者有阿爾欽、德姆塞斯、威廉姆斯、法馬、詹森、克萊因等人，當然還包括哈特和霍姆斯特羅姆兩位。但遺憾的是，後來參與的研究者對交易費用的理解無人能超越兩位開創者，且研究的方向也偏離了科學本質，淪為科斯晚期一直悲嘆的「黑板經濟學」。這一局面與《佃農理論》第四章「交易的費用、風險的避免與合約的選擇」息息。

張五常曾多次遺憾地談及這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此章主要即是探討交易費用與合約種類的關係，但在解釋分成合約中，引入了不可量度的「風險」概念(後來才捨棄掉，轉而以不知產量的訊息費用替代，才解決了這個問題)；二是在腳註中引入「卸責」這一概念。工資合約下，僱農有卸責、較少勤奮勞作的意向，而在固定租金下，地主則有將土地保養推給佃農的「卸責」意向。而實際上，所謂的「卸責」不過是表明在有交易費用的局限下，自私的個體爭取利益最大化的應有之義。若知道真實世界的局限，就不用再談「卸責」了，重要的是調查真實世界的局限。不幸的是，這一概念在1972年被阿爾欽和德姆塞斯重視，在《生產、訊息費用和經濟組織》一文中引入，從而改變了合約研究的方向。

威廉姆斯此後又引入「機會主義」等類似的概念，轉而認為公司的產生是為了避免合作產出中「偷懶」、「敲竹杠」的行為，才要進行「縱向一體化」。由「卸責」、「偷懶」、「敲竹杠」的概念出發，公司內合作產出的關係就變成了博弈策略的選擇了，尋找各參與者帕累托最優下的納什均衡解，就可以離開對真實世界局限的辛苦考察，而成為一個坐在家中就能演繹分析的數學遊戲。

哈特和霍姆斯特羅姆皆是學數學出身。他們的合約研究論文，通篇都是數理模型和均衡分析。像霍姆斯特羅姆常用的概念有「預算平衡」、「顯性激勵機制」、「隱性激勵機制」、「靜態契約」、「動態契約」、「風險厭惡」、「聲譽」等。這些概念在真實世界根本無法度量，推出的命題也無法證偽，繞來繞去，不過是自說自話，玩一場智力拚圖的遊戲。

而為何說他們對交易費用的理解「淺薄」，入歧途而不知呢？這裡以哈特比較有代表性的《不完全合同與再談判》一文來「解剖麻雀」。交易雙方自由簽訂的合約不可能窮盡所有條款而成「不完全合約」。合約是當事人就某些資產的轉讓、使用和收益等進行的約定。真實世界中，交易一般非「一價一量」的「斷權交易」，因此合約往往是結構性的，包括價格條款、使用條款、數量質量等方面的要求等。哈特說無法預知未來的訊息費用的存在以及難以描述各種可能而出現「不完全合約」是片面的。

實際上，「不完全合約」的存在是因為把可能的條款都列出，是要支付成本的。不完全列出是交易雙方「故意為之」，是在邊際上比較列出成本和收益後的結果。而一些沒有列出的條款，往往由一些「不言自明」的習俗來協助。比如，一般租房合約只需一兩張紙，列出租期、租價和房屋的主要財物清單即可。租客可以在牆上掛照片，但塗鴉是不允許的；租客可以使用電視洗衣機等電器，但不得人為損壞；諸如此類的使用條款對雙方都是不言自明的，無需特別列出。

而一旦某些資產的租值發生大的波動，或某些交易費用發生了變化，導致修改合約(或毀約)的收益減去修改成本能帶來比維持原合約更高的收入，修改就會發生。這時考察具體局限條件的變化即可。離開具體合約的局限條件，而妄圖以博弈模型來構建所謂的「最優合約」，無疑是紙上談兵，痴人說夢。

而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合約研究的重點是探究不同合約種類背後的局限條件，從而改變局限，以降低交易費用，促進財富增長，提高社會個體的福利水平。「不完全合約」不應是合約研究的重點，它對經濟效率本身也不構成重大影響。這樣的研究，恰恰是合約研究的歧路，更不會「對理解現實生活中的契約和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3

步入歧途的原

知識是對因果關係的描述。(科學)理論是系統化的知識，往往由一組可證偽的命題構成。從知識處理的內容看，可以粗分為三類，一是處理物的關係，即自然科學；二是人類行為的規律，即社會科學；三是以文字或某種材質表情達意，即文學和藝術。由於驗證費用(尤其是達成「共識」的訊息費用)的排列不同，在人類既有的知識累積中，自然科學取得的成就最大。

人類為何會孜孜於求知？原因如長沙理工大學的朱錫慶教授所言，從太古時代至今，山還是那個山，水還是那個水，自然沒變。但其間人類的生活狀況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初民時代的飲毛茹血，到如今在太空中穿梭行走。只有一樣東西發生了變化，即人類所擁有的知識量。在任何時段，人類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就是知識增量。

既然知識可以改進社會，並增進個體的福利水平，那知識來自何處呢？初民時代像製造石器的知識，多是人類活動的「副產品」，是經驗的「盈利」，而不是有意求知的結果。17世紀關於「如何求知的知識」，即科學方法論找到後，人類的知識累積開始加速。科學史學家承認，近四個世紀累積的知識，比之前所有時代累積的總和都要多。科學方法論建基在英國經驗主義傳統上，經由洛克、牛頓、貝克萊、休謨等人發展起來。本質是以「實驗」的方式，按住一些變數，以求其他變數間的因果關係。

科學方法要求研究者提出的理論要推出可驗證的假說(命題)，並接受事實的證偽。若沒被事實推翻，就暫時認定為「真」;若被事實推翻，再另找解釋。命題本身除了要求邏輯自洽，儘可能精簡(「奧卡姆剃刀原則」)外，要求儘可能地具有一般化，適用更寬廣的時空，以容納解釋更多的事實。因為理論是節約信息的工具。更加一般性的理論以其的「簡化統一」，能降低訊息費用。狹義相對論容納了牛頓力學，並將時間納入分析。廣義相對論發表後，愛因斯坦又在統一場論上努力，力圖納入量子理論，亦是此理。

「可證偽性」是科學的本質。因為理論是以「抽象」的概念，建立起對現象間的因果，其「客觀性」依賴於研究群體的「共識」。無論是演繹或歸納出的理論，只有經過事實驗證這關，「共識」才容易達成，知識的累積才會加速。否則研究者自說自話，陷入「玄學」和「煉丹術」的爭論中，就沒有「站在巨人肩膀」之說了。

而當前的經濟學發展，恰恰偏離了科學的軌道，放棄了源自斯密的偉大的解釋傳統。數學和博弈論的橫行，實際上是被科學的外衣蠱惑。它們看上去精簡和自洽，但卻放棄了科學的本質。迄今，博弈論也沒能解釋清楚任何一個重要現象。真實世界的案例和現象是社會科學知識的唯一來源。博弈論弄出諸多莫須有的概念，既不關心概念的經濟學含義，也不關心變數取值的依據，更是脫離真實世界去憑空演繹，結果得到的只是一個「講」字。這種尷尬恰恰源自經濟學家這個群體科學和科學方法素養的不足。

不單單經濟學，整個社會科學都陷入這種尷尬，概念的可度量和理論的可證偽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理解。曾與一位高校的朋友聊天談及，現在高校搞的「通識」教育及「跨學科」研究(各校跟風般紛紛成立「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是不知所謂。既然同是研究人的行為選擇的學問，若堅持科學方法論和「一般化」的標準，歷史、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社會學科的分野，等於是自縛手腳、自斷經脈。

而實際上，這些學科在近代以來的分界並不是求知導致的分工細化的結果，而恰恰是科學方法論沒能深入理解和貫徹的「諸侯割據」。大學一年級新生入學，最先開的一門必修課應該是由波普爾集大成的「科學方法論」。當然，現在高校的科學方法論教材大部分都是錯的，要組織真正懂行的教師重新編寫。這樣做將極大地降低中國在科研領域因「無知」而造成的人力浪費。看到身邊很多天賦很好的教授和學者，由於科學方法論上的缺陷，究其一生的辛苦研究，也沒能明白知識和科研是怎麼回事，在新知識生產上添一塊磚加一片瓦，怎不令人扼腕嘆息？

責編：海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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