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成：論中醫思維及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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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中華文化特有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中醫的本質與面貌。那麼在世界三大古典邏輯中，哪一種邏輯能代表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呢？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譯介到中國的時代很晚，古印度的因明邏輯只在佛教高層僧侶中慣用，因而不可能代表中華文化的思維特徵。而中國先秦時代的「墨辯」邏輯，多數學者認為是中華思維方式的代表。其實不然，墨辯邏輯在秦漢以後隨著「墨學」的絕滅而逐漸湮沒失傳。從墨辯邏輯的本質看，它與形式邏輯、因明邏輯一樣是外延性邏輯，即歷概念範疇的理論上遵循同一律，同即是同，非即是非，概念外延確實清晰。這與中國文化思維特徵是不盡相符的。

能代表中華文化思維特徵的是《周易》思維方式，或言《周易》邏輯。《周易》邏輯是一種不屬於外延型的邏輯，它以觀象取類、名物取譬的方式來界定概論的含義，以主客觀相參的吉、凶、悔、吝為基本的判斷形式，以多維、發散、可能、蓋然為推理方法。《周易》邏輯從整體上、在運動過程中把握指謂對象的具體存在特質，從時空關係的角度，從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繫與主體體悟結合中產生概念範疇，這是一種對指謂對象的全方位把握，就其認識功能而言，較之以平面的靜態的卻是清晰確定的方法來界定概念的外延型邏輯，是各有千秋，甚至高出一籌的。

整體對待是《周易》思維的最大特徵，取象運數是《周易》思維的重要方法，太極象數是《周易》思維的基本模式。這種思維方式和方法深層次地影響了中醫的形成與走向。應該說中醫遵循的即是《周易》邏輯，中醫的思維模式即是《周易》的思維模式。

認識中醫思維模式的特殊性徵，對於把握中醫的本質，保持並發揚中醫優勢，彌補中醫的不足，糾正當今中醫研究的某些誤區，都將具有積極意義。

1 中醫思維方法與思維模型

取象運數是中醫思維的主要方法，太極象數模型是中醫思維所採用的理論模型。

１.１ 取象運數的思維方法

中醫採用據「象」歸類、取「象」比類的整體、動態思維方法。所謂「象」指直觀可察的形象，即客觀事物的外在表現。以《周易》為代表的取象思維方法，就是在思維過程中以「象」為工具，以認識、領悟、模擬客體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為了歸類或類比，它的理論基礎是視世界萬物為有機的整體。取象比類即將動態屬性、功能關係、行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應的「象」歸為同類，按照這個原則可以類推世界萬事萬物。

中醫即採用這種方法，又稱「唯象」的方法。中醫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結構時，將人體臟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動與外界的聲音、顏色、季節、氣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屬性分門別類地歸屬在一起。《素問五臟生成篇》：「五臟之象，可以類推。」如心臟，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脈，宇宙萬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熱、南方、苦味、七數、羊、黍、熒惑星等均可歸屬於心。五臟均以此類推。這種取象的範圍可不斷擴展，只要功能關係、動態屬性相同，就可無限地類推、類比。如果客體實體與之發生矛盾，那麼也只能讓位於功能屬性。中醫有一個「左肝右肺」的命題，歷來爭議很大。肝在人體實體中的位置應該在右邊，這什麼說「左肝」呢？其實這是從功能、動態屬性上說的，肝有上升、條達的功能，故與春天、東方等歸為一類，東方即左邊。同時這個方位又是太極象數模式的方位（詳見下文）。

中醫在對疾病的認識上，也是據象類比的。中醫重「證」不重「病」。將各種病症表現歸結為「證」。如眩暈欲撲、手足抽搐、震顫等病症，都具有動搖的特徵，與善動的風相同，故可歸為「風證」。中醫「同屬異治，異病同治」的原則，就是根據動態功能之「象」類比為「證」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癥狀相同，卻分屬不同的「證」；有些病的病因癥狀不同，卻歸為同一「證」。關鍵在於是否有相同的病機，而不是取決於癥狀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脫肛、子宮下垂這三種不同的疾病，其癥狀（象）不盡相同，發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們的病機（動態功能）都有可能屬於「中氣下陷」，故可歸為同一「證」，都可採用補中益氣湯法治療。

中醫以「象」建構了天人相合相應、人的各部分之間相合相應的理論體系，取象可以不斷擴展，沒有範圍限制。這種「象」已超出了具體的物象、事象，已經從客觀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來，而成為功能、關係、動態之「象」。由靜態之「象」到動態之「象」，使得無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體與宇宙的關係有序化。

所謂運數思維，就是以「數」為思維工具來把握客觀世界。值得一提的是，運數之「數」實質上就是「象」，它並不偏向於定量，而是偏向於定性。

《素問·金匱真言論》將五臟中肝、心、脾、肺、腎與八、七、五、九、六相配，這是依河圖五行成數配五臟，木的成數為八，火的成數為七，土的成數為十（生數為五），金的成數為九，水的成數為六。中醫理論中「五」臟、「六腑」、「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二」經別、「三」陰「三」陽、「五」運「六」氣、「五」輪「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綱辨證、「八」法、「四」氣「五」味、「五」腧穴、「八」會穴、靈龜「八」法、飛騰「八」法，等等，均是運數思維的體現，其數字雖帶有量的規定，但主要是為了表性，「數」與其說成「數」不如說成「象」，同時也是為了滿足象數思維模式的需要。在後世的了展中，中醫理論大量吸收了天文、曆法、卦爻的知識和框架，擴大取象範圍。《靈樞陰陽系日月》將十二經脈與十二月相配，《素問陰陽別論》：「人有四經十二順（從），四經應四時，十二順（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楊上善進一步解釋：「四經，謂四時經脈也。十二順，謂六陰爻、六陽爻相順也。肝心肺腎四脈應四時之氣，十二爻應十二月。」《黃帝內經太素陰陽雜說》在診斷辨證學說中，無論是脈診、舌診、眼診、尺膚診、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結構規律，依此規律可取象比類。《傷寒論傷寒例》提出外感病決病法，直接以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觀測外感病，以乾坤陰陽爻的消長取象比類說明一年四時陰陽變化規律及外感病發病規律。而運氣學說、子午流注則是將天文曆法之「象」與人體生理、病理綜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體體現。

1.2 太極象數思維模型

取象運數的思維方法是和太極象數思維模型分不開的。中醫遵循以《周易》為代表的思

維範式，即程式化、固定化、符號化的太極象數模型。具體地說又可以分為以下模型：

1.2.1 中醫認為人體和宇宙萬物一樣充滿「陰陽」對立統一關係。「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闡釋人體組織結構：上部、頭面、體表、背部、四肢外側為陽，下部、腰腹、體內、腹部、四肢內側為陰；六腑為陽，五臟為陰；手足三陽為陽，手足三陰為陰；氣為陽，血、津為陰。五臟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陰分陽，每一臟腑又分陰分陽。可層層劃分。「陰陽」運用以闡釋人體生理功能，人體病理變化、疾病的診斷辨證、治療原則以及藥物的性能等等。陰陽的對立制約、互根互用、消長平衡及相互轉化用以闡釋人體生命現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動的客觀規律以及人體與自然相應的整體聯繫。陰陽模型是中醫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三陰三陽。三陰三陽用以闡釋經絡，手足分別配以太陰、陽明、少陰、太陽、厥陰、少陽，共十二經脈，三陰三陽有開合樞的序次和功能。三陰三陽還指傷寒熱病邪侵入經絡以後的傳變次第、地球公轉形成的氣候周期（主氣）、日月星等天體運動變化形成的氣候周期（客氣）。

《內經》中還有四陰陽說，《靈樞陰陽系日月篇》將心、肺、肝、腎分別稱為「陽中之太陰」、「陽中之少陰」、「陰中之少陽」、「陰中之太陽」。加上脾為「陰中之至陰」，實為五行模型。

1.2.2 五行模型

中醫把五行作為人體與事物的歸類及相互聯繫的模型，體現人體的功能分類及生克乘侮、亢害承製的變化規律，並用以解釋人體生理、病理現象，用以說明診斷、辨證和治療原則。

在五行模型中，五行與五髒的配屬為中心，五行是個紐帶，將器官（五官）、形體（五體）、情志（五志）、聲音（五聲）以及方位（五方）、季節（五時）、顏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納入其中，以此說明人與自然的統一性、人本身的整體性。

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聯繫、人體功能活動聯繫的法則。五行相生、相剋說明臟腑之間資生與制約的聯繫，五臟中每一臟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聯繫，這種聯繫把五臟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傳變過程，相剋代表相乘（相剋太過為病）與相侮（反克為害）的傳變過程。五行模型還廣泛地用於診斷、治療等方面。

五行模型是中醫最基本模型，它與陰陽模型互為補充、互為印證。

1.2.3 河洛卦象數理模型

《內經》已開始用河洛數理模型構建人體生理、病理現象。《靈樞九宮八風篇》直接將洛書八卦與臟腑配合，以九宮八卦占盤作為觀察天象、地象及人體、醫學的工具，將八卦八方虛風與病變部位有機對應，以文王八卦作為代表符號，表示方位（空間），顯示季節物候（時間）變化特徵。後世基本依據這種配屬關係。再如上文所言（素問金匱真言論）中「八、七、五、九、六」配屬五臟，乃是河圖中五行之成數。

「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動態、功能之「象」，同時還是遵循後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規律，並不是指形體上的解剖位置。

十二經絡的形成也與卦爻模型有關。馬王堆漢墓帛書記載的經脈還只有十一條（見《陰陽十一脈灸經》、《足臂十一脈灸經》），並且還沒有完整的「手足」「陰陽」的名稱。從馬王堆帛書到《內經》，從十一脈發展到十二脈，《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

運氣學說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問五常政大論》除「五運平氣之紀所應」之數為河圖生成數外，還將五臟病變與洛書九宮數相聯繫。

後世如《傷寒論》、《千金方》、《素問》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孫一奎《醫易緒餘》、張介賓《類經圖翼》、邵同珍《醫易一理》、何夢瑤《醫碥》、唐宗海《醫易通說》等都直接或間接運用或發展了這個模型。

以上模型其實是同源、同質而且同構的關係，只是有的偏於表數理（如河洛模型），有的諜於表關係（如五行模型），有的偏於表方位和時間（如八卦模型），有的偏於表分類（如陰陽模型），把他們綜合起來可稱「太極象數統一模型」。

２ 中醫思維的特徵及其走向

中醫思維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2.1 重整體、類比，輕個體、分析。

中醫不但將人本身各部分之間看成一個整體，而且將人與自然看成一個整體。這就是所謂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採用類比、類推的方法，將人體各部分與外界各事物融為一體。對人體各部分不作個體的、深入的分析，對人與外界事物為什麼「合一」、怎樣「合一」不進行具體的分析，只重視在模型範式上的歸類「合一」。中醫對疾病的認識也體現這一特點。如「齲齒」，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記載，說明「蟲」是病原、病因，後來從整體上考察，認為胃熱、虛火是其病因。

2.2 重動態、功能，輕實體、結構。

中醫類比之「象」是動態、功能之「象」。中醫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實體結構。《靈樞陰陽系日月》說：「陰陽者，有名而無形。」「陰陽」已從「日月」的實體意義抽象為動態範疇，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體事物的形體。中醫「臟腑」概念絕非指生理解剖意義上的實體結構，而是指功能相同、時空節律形態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組動態結構。「左肝右肺」絕非指肝在左邊，肺在右邊，而是指「左」與「肝」具有上升的陽性功能，「右」與「肺」具有下降的陰性功能。「左」與「右」的動態功能由太極象數模型的規定性所決定。

2.3 重直覺、體悟，輕實證、量化。

直覺體悟是中國傳統的認知方法，中醫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體現了這一特點。臟象、經絡學說主要是通過直覺體悟感知的。臟腑的生理結構與人體實際解剖部位並不相同，說明不是由實證方法得出的。經絡主要是循經感傳的認知固化的產物。中醫在診斷、辨證上更體現了這一特點。望聞問切四診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診斷方法，通過對臟器經絡的功能性變化的感知，把握疾病發生病因、病變機理。與西醫運用儀器、直接從病變部位攝取質方面的材料來把握病變機理的實證、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醫診斷辨證有高明與低劣、正確與錯誤的差異，主要取決於認知主體 ---- 醫生認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醫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規定性的診斷標準。

2.4 重程式、循環，輕創造、求異。

中醫理論體系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程式化的體系。從生理學說看，早期是從解剖實體形態出發認識臟腑的，如古文《尚書》、《呂氏春秋月令》均認為脾屬木、肺屬火、心屬土、肝屬金、腎屬水（參見孔穎達《禮記正義疏》），而今文《尚書》和《內經》則從功能出發，確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腎水的模式，並一直沿用下來，成為中醫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經絡的定型同樣也是程式化的產物。中醫診斷、辨證也可以說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診、寸口脈診、尺膚診、舌診等，其與內臟相對應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後天八卦結構規律，筆者提出一維和二維的八卦全息結構模式。再如八綱辨證，六經辨證，主要是遵循陰陽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環往複，必將導致創造性、求異性的缺乏，幾千所來中醫的理論基本沒有突破。

中醫思維與西醫思維大異其趣。中醫注重整體、功能、直覺的思維方法，西醫注重分析、結構、實證的思維方法。方法論的不同說明本體論的差異。西方形成並遵從「原子論」的傳統，認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構成物質及其運動，運動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與原子之間是間斷的、虛空的，要認識「原子」，必須採用分析、還原的方法，由此發展出十七世紀以機械自然觀為背景的西文近代實證科學。在對生命的認識上，由古希臘四體液學說，到 19 世紀 30 年代德國科學家發現細胞，並逐漸發展為以細胞學說為基礎的近代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和治療法，直到進入當代分子生物學，醫學從細胞水平進入分子水平。統觀這個過程，其實都是在運用分析、實驗、還原的方法，探求構成物質、生命的最基本元素。

中國則形成並遵從「元氣論」的傳統。從《周易》、道家到中醫無不講「氣」。「氣」是世界本源，「氣化」運動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源泉，這種運動是「氣」內部的相互作用。「氣」是連續不斷、流動有序的，是介於有形有狀的粒子與無形無狀的虛空的中間狀態，可雙向轉換。中醫在對待人的生命時，即從「氣」入手，「氣」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質又是生理動態功能。「氣」的生命體現必然導致整體性、功能性、直覺性、程式化的方法論。

從思維方法上說，中西醫各有利弊。西醫採用縱向的、機械的、還原分析的方法，導致對人的認識從器官、組織、細胞到蛋白質、 RNA 、 DNA 、基因，然而這種方法隔離了人體原有的橫向聯繫，逐漸削弱了生命系統的整體功能，注重生命微觀的縱深探討，忽視生命宏觀的整體把握，因而應該說還沒有真正認識生命。

中醫採用橫向的、有機的、整合的方法，一開始就沒有走向機械、分析之路，認為人不是個可以不斷分割的機體，是個有機體、開放的系統，人體內小時空對應體外大時空，對應大宇宙的天時、物候、方位及萬事萬物。從整體、宏觀、動態、聯繫上認知生命，是中醫的強項，也無疑是生命科學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醫不重量化、不重分析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生理病理上細節不清、結構不明、定量不夠、診斷辨證上帶有較大的「藝術性」、模糊性、理論框架的萬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醫發展的緩慢，造成了中醫與現代科學的隔閡。現代中醫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應該在繼續把握宏觀、整體、動態認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怎樣彌補微觀、分析、形態方面先天不足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繼承整體性，強化分析性；繼承動態功能性，強化形態結構性；繼承主觀性、直觀性，強化客觀性、邏輯性；繼承求同性，強化求異性。中醫的重點應放在後者，相對地說，西醫的重點應放在前者。在思維方式的層面使中西醫達到一種最佳配置上調節，實現形而上意義上的中西醫結合，這無疑是中醫發展的走向，也是實現中醫現代化的前提。

《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 1996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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