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政策的催化劑

[摘要]國共內戰與敗退台灣，乃是蔣介石對日「以德報怨」政策變質的催化劑。

圖：位於日本千葉縣的「以德報怨之碑」

作者：國薇 魏靈學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4月7日，日本諸多媒體皆以頭版頭條刊登了這一消息。《朝日新聞》所刊社論稱蔣介石是「英雄」：「戰爭結束初期，由於蔣氏以德報怨的政策，諸多日本人得以生還故國，這乃是日本國民無法忘卻的大事。」《產經新聞》、《讀賣新聞》等雜誌所刊社論亦高度讚揚了蔣介石「在對日處理問題上的以德報怨與大度寬容」。

社論以外，日本媒體還刊載了諸多評論性文章。蔵居良造於《月刊自由民主》發表了《悲劇英雄蔣介石》，在分析了蔣介石一生功過的同時，大力讚揚了二戰結束後蔣的對日策略。高木桂蔵在《祖國與青年》發表了《悼念蔣介石先生》，文中直言道：「蔣先生有大恩於日本，吾等絕不可忘卻這一點。」

日本人的這種情緒，與蔣介石在二戰結束後對日的「以德報怨」政策頗有關係。前日本首相的岸信介指出，蔣介石對日本有「四大恩情」：其一，讓滯留在中國的數百萬日本軍民平安返回日本；其二，反對出兵日本，使得日本避免像德國那般被戰勝國分割佔領；其三，尊重日本主權與獨立，保留天皇制度；其四，放棄戰爭賠償。蔣介石為何會對日本採取如此寬容的政策？這對此後東亞的歷史進程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為什麼「以德報怨」？

1945年8月，日本戰敗，與大多數國人一樣，蔣介石充滿了對勝利的喜悅。

1945年9月2日，受降儀式於東京灣「密蘇里號」戰艦舉行，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今日，我國最大的敵國日本已經在橫濱港口向我們聯合國無條件的投降了，五十年來最大之國恥與余個人歷年所受之逼迫與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凈盡。」9月3日，蔣介石巡視重慶街市，他在日記中寫道：「十一時半由軍委會起檢閱沿途民眾，其發乎內心之一種情緒，對余所表示敬慕愛戴之精神狂歡熱烈，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卅年之苦心與奮鬥，惟見此略得寬慰耳。」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於南京舉行，蔣介石寫道：「本日為革命第一 次在廣州起義紀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禮正於今日舉行，實為本黨五十年革命光榮與勝利的一日。」

蔣介石的喜悅，可以說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對於勝利的情感宣洩。但是，在涉及對日處理問題的公開言論中，蔣則表現得極為克制與寬容——這與其他戰勝國領導人的「復仇主義」言論構成了一種鮮明的反差。「密蘇里號」受降儀式結束後，杜魯門在廣播中聲稱：「今天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報復日，就和我們紀念恥辱的珍珠港事件日一樣。」（《新華日報》1945年9月3日）斯大林則在廣播中聲稱：「1904年俄軍所遭受的恥辱、俄國人民心中悲痛的記憶、老一輩人期待抹去的污點，終於在今日得以洗刷。」（《新華日報》1945年9月4日）而蔣介石的廣播講話《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則發表於8月15日，要早於前兩者，文中宣稱：

「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蔣介石的講話，在日本社會各界激起了巨大的影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中記錄道：「日本東京《讀賣新聞》發表社評，盛讚蔣公人格及領導力量之偉大，並對中國人民於戰事終止後不向在華日人實行報復一事表示感謝......該社評認為......蔣主席發表寬待在華日人、以德報怨之主張，此乃現代史上最仁慈、最文明之文告......在華日人於戰事結束後，竟能自中國平安遣返，實為蔣主席對其人民之偉大政治力量及英明領導之所致也。」1946年3月21日，蔣介石接見了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亦指示了「對日本所持『以德報怨』政策之要點」。正如日本學者家近亮子在《日中關係的基本構造》一書中指出，這篇講話中所蘊含的思想，成為了戰後初期蔣政權對日政策的基調與原則。

「以德報怨」與「無奈之舉」

在戰後對日處理問題上，蔣政權在很大程度上確實貫徹了「以德報怨」的原則。

首先是滯留在華的日軍及民眾問題。日本宣布投降時，在國民政府負責的受降區內，有日本現役軍人約1，183，800人，平民約999，470人，合計約2，183，270人。1945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亦發表聲明，其內容之一即與中國合作遣返日本在華軍隊，使日本在華不殘餘任何勢力。根據學者梁敬所著《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注》，馬歇爾當時的解釋是：「政策聲明中......消除日本人在華之勢力，無形中即謂在華日僑。」針對這些軍民，蔣政權採取了三項措施：其一，動用了大量中國航運力，1946年7月即遣返完畢；動員大批人力對日本民眾加以保護；其三，允許日本軍民可攜帶不超過1000日元的個人財物以及不超過30公斤的行李回國。

其次是多國佔領日本與天皇制問題。日本學者小森陽一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一書中指出：「維護國體乃是日本接受《波茲坦公告》、向盟軍投降的一大前提。」所謂「維護國體」，即保持日本完整、保留天皇制。根據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記載，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已經就是否出兵駐紮日本、是否廢止天皇制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有所交流。根據台北「國史館」所藏《特交文電·領袖事功·開羅會議》，蔣介石主張：「我們應該尊重日本國民的自由意志、尊重他們所選擇的政府形式。」1945年8月12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審定《處理日本問題意見書》，其中指出：「日本天皇及其皇權制度的存廢問題，在原則上應依據同盟國共同意見辦理。先從修改憲法入手，將天皇大權交還於日本人民，其違反民主精神者則當廢除。」總言之，美國單獨佔領日本與天皇製得以保留乃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結果，而蔣介石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後是戰爭賠償問題，這並非蔣政權的「以德報怨」，而是一種「無奈之舉」。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向羅斯福提出：戰後日本可用實物作為支付中國之賠償。1945年的《波茲坦公告》第十一條則確立了盟國對日索賠原則：日本將被允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須及可以償付貨物賠款之工業，但可以使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但是，美蘇英之間的分歧使得遠東委員會在日本戰後賠償方面無法形成行之有效的政策。1947年4月以降，美國索性單獨採取措施，拆除日本本土的部分工業設備作為中國、東南亞地區的戰爭賠償。但是，隨著蔣政權的節節失利以及冷戰局勢的日趨明朗，美國的對日政策由抑制轉變為扶植，對華賠償問題亦陷於停滯。敗退台灣以後，為了換取日本的承認與援助，蔣政權不得不放棄對日進一步索賠。

國共內戰與敗退台灣，乃是蔣介石對日「以德報怨」政策變質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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