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都是宦官專權，為何唐朝甩了明朝十八條街！

因為它和一個中國制度史的超級問題相關，那就是內廷和外廷關係的演變，而這個問題的背後則是中國政治史的核心命題，即君權的人身屬性和君主的制度屬性是如何協調的。這兩個問題實在不是我一個業餘人士敢說半句的。

不過以我的粗淺認識而言，宋代在中國古代的宦官專政問題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宋代，內侍，也就是宮官的政治身份急速虛化，已經失去了在正式官僚行政中的地位，因此，內侍專權從此不再是一個正式的制度問題(童貫是個例外，他的政治身份取得並不來著傳統的內侍體系)，因此，宦官廢立皇帝也就從制度根底里不再可能。因此，宋代無宦官專政，實際上是中國官僚政府制度化真正開始成熟的標誌，皇帝儘管依然擁有絕對權力，但是它只有在「祖宗之法「所規定的成憲之內才有效，儘管並沒有所謂成文憲法，但是皇帝與朝廷，也就是官僚共同體互相依存卻已經是一個共識，朝廷無內廷，那麼作為朝廷頭等大事的廢立自然也不會和宦官發生關係。

明代並沒有超越這一點，實際上明代的宦官問題和漢唐宦官專政本質上並不相同，第一，它來自明代皇帝在官僚體系之外保留的一系列特殊權力，首先是財政權，皇帝有直接從地方取得內帑的權力，這在中後期形成了宮使問題。第二，它來自軍權，明代軍制是一筆糊塗賬，從制度上講，明代軍戶直屬五軍都督，而五軍都督對皇帝個人負責，因此軍戶隔離於朝廷之外，這使得中後期廠衛勢力非常突出，而廠衛本質上是屬於皇帝私人的(但是明代和唐代宦官掌禁軍不同，後者實際上是將皇帝的軍權委託給內廷的結果，而前者上，宦官始終只能掌握極小一部分半正式的軍隊，其實包括錦衣衛在內都不能說被宦官掌控了，真正的軍戶總權後來越來越虛化，其實變成了一筆說不清的糊塗賬，中期以後總兵官崛起，軍戶將領地位急速衰退，也就消除了宦官掌軍最後的隱患)，因此內官也獲得相對獨立於官僚行政體系的政治權力。這兩點是明代宦官問題的根本，但也意味著它實際上只能間接影響以皇帝為首腦的朝廷行政，所謂廢立一開始就完全不可能，因為作為一個制度實體的內廷在明代實際上並不存在。

所以，宋對於唐政治問題的反思是非常深刻而全面的，廢藩鎮只是其中一環，對於皇室自身而言，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廢內廷，可以說兩者都成為後世明清兩朝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得到了相對完整的繼承，也因此，如漢唐那樣猖獗的宦官廢立在宋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實際上也不可能真正出現。清代從始至終，內廷都沒有被賦予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權力，所謂閹亂問題更是完全沒有可能。

所以總的來說，從唐到清，閹政從肆虐無度到基本不是問題，是在總結唐代政治問題的基礎上，中國傳統的皇權官僚制度不斷成長的過程，而宦官無法參與廢立正體現了皇帝廢立本身從帝王家事逐步制度化的過程。(不得不承認，明代朱元璋的皇明祖訓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從此皇位繼承有成憲可依，大大減少了傳統王朝面臨這一問題的巨大政治風險)

(但宦官對政治依然可以有間接而特殊的影響力，明政之壞與皇帝肆意使用宦官，在官僚之外再疊加一套私人政治權力渠道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現在有些人因為要對今天的知識分子指桑罵槐，就開始捧閹黨是非常愚蠢的，愚蠢之處自顧炎武黃宗羲以來就反覆說明，只是今人不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