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春秋成就齊恆公霸業的大戰略家管仲中國戰略思想史第六課

軍情 10-03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管仲可以算是春秋霸政的創始人，他也是把尊王攘夷的理想付之實施的第一人。其功業彪炳，世不待言。孔子雖鄙其為人，認為他不知禮，並且批評說：「管仲之器小哉！」但對管仲的成就又還是予以高度的肯定。孔子曾指出「恆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他甚至於還說：「管仲相恆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逝世於周襄王七年（645.BC），與孔子的時代相距約一五零年，而孔子仍說：「民到於今受其賜」，可以證明管仲相齊的治績對於這個時代的歷史是具有極重大而深邃的影響作用。

管仲相齊是始於周莊王十二年（685.BC），距平王東遷已八十五年，在此階段中正是中原混亂，戎狄交侵，國勢岌岌可危之際，管仲膺此重任，真可謂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自執政之始，他就是一套完整的大計劃，並且逐步加以執行。他首先用七年的時間來整飭內政、開發經濟、訓練人民，使齊國得以先富後強。然後在有了足夠的國力之後，才開始向外發展，試圖達到其尊王攘夷的偉大目標。從這些事實上看來，即可斷言管仲要算是一位大戰略家，從其行動中顯示他有高度的戰略智慧和有系統的戰略思想。

尊王攘夷只是一個總體性的大戰略目標，而要想達到此一目標，則又必須有切實可行的手段。管仲所採取的手段用現代名詞來說，即所謂「同盟戰略」。其方式大致為號召諸侯，締結盟約，加強團結，共御外辱。有一點特別值得重視，那就是管仲在執行此種政策時，幾乎是完全依賴外交手段的微妙運用，至於無力則盡量保留作為後盾，或最多只是作有限度的使用而已。孔子之言（不以兵車）可以正米給你管仲不主張使用武力。而史記齊世家中也說：「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可以顯示在九次會盟中大多數都是和平揖讓的高峰會議。

史記又說：「管仲既任政相齊……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這也就是說他用的是彈性外交，態度絕不僵化，而且深知適可而止的道理。召陵之盟（656.BC）是齊恆公霸業中的最高成就，從左傳的記載上來看即可以認清管仲在這次會盟中所贏得外交勝利是如何得來不易。

春，齊候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漬，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候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徑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候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候曰：「豈不擊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殺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征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候曰：「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左傳的記載雖較為簡略，但仍然可以發現楚人態度的強硬以及這次和約簽訂之不易。而在折衝過程中，管仲是軟硬兼施，表現出極靈活的彈性。他首先抬出王命，以示興師問罪是理直氣壯。他同時向楚人提出兩個問題，一實一虛，好讓對方可以避重就輕，不至於無法讓步。齊候雖炫耀其兵力的強大，但絕無用武之意；反而言之，屈完的語氣雖然十分尖銳，但由於感受到同盟軍數量優勢的壓力，所以最後仍然同意加盟，而打消這次一觸即發的危機。

這一次外交勝利，就大戰略的境界而言，其意義是心理（精神）重於物質。公羊傳曾作下述的解釋：

其言盟於師，盟於召陵何？師在召陵，則偈為再言盟？喜服楚也。偈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先服，無王者則先判，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恆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公羊傳中說「喜服楚也」，足以證明楚之願意加盟，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是一件重大的喜事。其原因可分述如下：

一、這是尊王攘夷政策成功的事實證明。所以上文中有云：「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二、其次，還有戰略上的利益。本來南夷（楚）北狄對中原構成夾攻之勢，所以中國是處於極不利的地位，經常腹背受敵，顧此失彼。現在楚國同意和平相處（至少暫時如此），於是中國可以集中全力去消除狄患。

召陵之盟雖不曾動武，但還是以強大的武力為後盾，所以仍然算是兵車之會，至於所謂乘車之會，則完全是採取和平方式。恆公每逢某一國有內亂時，即召集一次諸侯會議以處理此種危機，並籍此以道義互勉。每逢有天子使者蒞臨時必倍加禮遇，以示尊王之意，而對於紛爭又必秉公處理，使諸侯悅服。因此，諸國之間團結日堅，而國內則安定繁榮，這樣也就更增強中國拒抗外患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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