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唐朝戰略家與著作中國戰略思想史第六十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唐代不乏戰略家，尤其是唐太宗本人深通戰略，在其所用的文臣武將中，有些人都頗具戰略修養。當然，初唐時的最傑出戰略家還是首推李靖（衛公）。不過，唐代所留下的戰略著作卻非常少。現在所能見者只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和《太白陰經》。此外，在《陸宣公集》中也可以找到相當有系統的戰略思想。以下就分別討論這三部書。

（一）李衛公問對

李靖（571－649 A．D．）是唐代最傑出戰略家，功業彪炳，曾先後擊滅東突厥和吐谷渾，封衛國公，故世稱李衛公。據書目記載，曾著有《衛公兵法》等十餘部兵書，然都已佚失，僅杜佑《通典》中曾保留少許內容。「問對」是一本用問答體來寫的書，其內容為唐太宗與李靖在討論兵法時所留下的記錄。中國古代兵書中採取問答形式者固然很多，但實際上，問都是非常簡單，而只留下答者獨抒己見而已。這本書所記的卻是真正的自由討論，尤其是問者常追根究底，而答者也反覆辯論。所以，不僅分析頗深入，而且更具有啟發價值。這多少應算是一種特色。這本書究竟是由誰寫的已無法考證，但宋初即已流傳，可以想見應為唐人所作。宋神宗時已被列入「武經七書」，換言之，這顯示當時學者已肯定其價值，並承認其可以代表李靖的戰略思想。

今本分上中下三卷，共一萬餘字，其內容相當廣泛：有歷代戰爭經驗述評，有古代兵法的詮釋，有古代軍制的追述，有兵學源流的考辨可謂洋洋大觀，不過，主要目的還是討論作戰（用兵）問題，而又是以孫子的「奇正」觀念為核心。在這一方面也確有若干創見。其唯一令人感到遺憾者就是所討論的層次僅限於作戰，而並未達到較高的大戰略層面。此外，我們又可以想像到太宗的戰略水準頗高，群臣中只有一個李靖可以為其師，所以這樣的戰略對話次數一定非常多，「問對」所記錄者最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書中編排並無邏輯順序，只能算是雜記而已。嚴格說來，三卷之分也無特殊理由，而各卷也無特定主題。不過，全書中又的確有某些值得重視的觀念，現在就擇要引述如下，並加以簡要的分析。李靖所最強調者為「奇正之變」：

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通，安能至是我。（卷上）

李靖自視頗高，對於前代戰爭常有嚴格的評論：

靖曰：「前代戰鬥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不果。此有以見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卷上）

李靖對於「奇正」與「虛實」的關係有其特殊見解：

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我？……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卷中）。

李靖對於主客之勢有其特殊看法：

「……臣校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卷中）

太宗與李靖對於「攻守」有很詳盡的討論，其意見也頗其創意：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卷下）

其最後結論為：

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卷下）

「問對」不是一本完整的書，甚至於對於君臣對話也未能作完全的記錄，即令如此，它在戰略思想史中還是有其地位。至少可以讓我們明了他們君臣的戰略觀念和水準。

（二）太白陰經

與《李衛公問對》比較，《太白陰經》卻是一本可考的唐人著作。其著者為李空，他曾為《陰符經》作注，已見前述（第五章）。由於「唐書」無傳，里籍不詳，大約生活在唐肅宗、代宗的時代。其在「序」上所記的時間為永泰四年（768 A．D．）。據「新唐書藝文志」書目記載，他還著有「孫子注」，「閫外春秋」等書。

《太白陰經》是李筌花十年心血而寫成的兵書，因為他認為「太白主兵，為大將軍；陰主殺伐」（進太白陰經表），所以取了這樣一個書名，也給這本書蒙上一層神秘色彩。他這本書可以說是廣泛而龐雜，他本人在進書表中說：

人謀，籌策，攻城，器械，屯田，戰馬，營壘，陣圖，括囊無遺，秋毫必錄。其陰陽天道，風雲向背，雖遠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錐刀，大至城堡，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三軍。轅門有之，雖桴鼓之吏，廝養之卒，亦可為萬人之將。言無文飾，理探玄微，十載修成。四方兵起，識者以為濟時之用。（進太白陰經表）

全書十卷，共一百篇。其卷名為：（一）人謀上，（二）人謀下，（三）雜儀，（四）戰具，（五）預備，（六）陣圖，（七）祭文、捷書、藥方，（八）雜占，（九）遁甲，（十）雜式。從戰略思想史的觀點來看，只有前兩卷值得介紹，尤其是第一卷。這本書在寫作上也有一定的模式：先以「經曰」引出一段前人論兵言論，接著引述古代戰例或古代兵法，加以闡述，最後才說出其自己的結論。

卷一人謀上共有十篇，篇名如下：（一）天無陰陽，（二）地無險阻，（三）人無勇怯，（四）王有道德，（五）國有富強，（六）賢有遇時，（七）將有智謀，（八）術有陰謀，（九）數有探心，（十）政有誅強。

卷二人謀下共有十四篇，篇名如下：（一）善師，（二）貴和，（三）廟勝，（四）沈謀，（五）子卒，（六）選士，（七）勵士，（八）刑賞，（九）地勢，（十）兵形，（十一）作戰，（十二）攻守，（十三）行人，（十四）鑒才。

李筌在其第一篇中首先確認「天無陰陽」，他認為天時只與農業有關，與用兵則毫無關係。他引述了許多例證之後，作結論曰：「夫如是則天道於兵有何陰陽哉？」

在第二篇（地無險阻）中，他首先指出「地利者兵之助，猶天時不可恃也」。其結論為：

由此言之，天時不能佑無道之主，地利不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因人而易，無險無不險，無易無不易。存亡在於德，戰守在於地，唯聖主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

在第三篇（人無勇怯）中，他否定「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的傳統觀念。其結論為：

所以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度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於人何有哉？

在第四篇（主有道德）中，李筌表示出其思想頗受道家的影響，他主張「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其結論曰：

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力勝者強。強兵滅，伯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人主之道，信其然矣。

在第五篇（國有富強）中，李筌又顯示其思想與法家頗有淵源。他幾乎完全服膺商君的「農戰」觀念。他說：「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按兵而勤農桑，農桑勤則國富。」其結論為：「故知伯王之業非智不戰，非農不瞻，過此以往而致富強者，未之有也。」

在第六篇（賢有遇時）中，李筌對於用人之道提出其特殊見解，頗有價值。他首先指出賢人並無特徵，有時會失之交臂，所以明君必須用心訪求：

賢人之生於世，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勇，或賢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

其結論曰：「廢興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賢之用，非在兵強、地廣、人殷、國富也。」

在第七篇（將有智謀）中，李筌又因襲孫子的觀念，強調智謀對於將道之重要。他舉了一連串史例，而其最後一個即為「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所以「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王業也。」故曰：

將軍之事，以靜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第八篇（術有陰謀）的篇名很容易引起誤解，實際上，李筌的原意就是主張先用非軍事手段以來減弱對方，於是也許就可以不戰而勝，這也就是《六韜》中所說的「文伐」，即「所謂未戰以陰謀傾之，其國已破矣，以兵從之，其君可虜，其國可隳，其域可拔，其眾可潰。」他反對儒生之言：「兵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亡」，並指出：「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簡言之，若能行「陰傾之術」則可不戰而勝。

其第一卷中的最後兩篇：數有探心第九分析「測隱采心之術」，政有誅強第十則強調「將帥者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成三軍之威」。其內容與戰略無關，分析從略。

第二卷雖有十四篇，但內容屬於戰略層面者只有下述數篇，其餘都是屬於較低層次，而且內容也多抄襲孫子所以不必分析。

第十一篇（善師）在思想上是受到荀子影響，所以認為「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李筌更強調指出：

蓋兵者兇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兇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災，除兆民之害也。

第十二篇（貝和）指出：「先王之道以和為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主張「以德服人，以義和人」，認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這也都是儒家的思想。

第十三篇（廟勝）幾乎是完全採取孫子的「廟算」觀念，第十四篇（沈謀）主要地即為對「兵者詭道也」的觀念作了一些解釋。而在文字上有許多也是照抄孫子的原文。

此外，這本書還有很多篇，雖然其中也不乏創見，但就全體而言，對於戰略思想並無太多價值。尤其是李筌這個人在思想上似乎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崇尚理智，反對迷信，另一方面卻又在其書中容納了許多有關陰陽術數的資料，真是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儘管如此，《太白陰經》還是一本很難得的書，因為它是真正的唐代兵書，而且現在留傳下來的唐代兵書也就只有這一本。

（三）陸宣公集

唐代初期有許多賢臣，由於他們的集體努力，始有「貞觀之治」。這些人可能都有相當不錯的戰略修養，但歷史對於他們的思想只有零碎的記錄，而他們也未留下有體系的著作。僅在唐室中衰之後，才有一位名臣曾在其對朝政的議論中表現出他確有有系統的戰略思想，那就是陸贄。

陸贄，德宗時人（754－805），曾官至中書侍郎，謐號為宣，故世稱宣公，他的時代有似於西漢賈誼晁錯的時代，內有藩鎮跋扈，外有夷狄交侵，所以他目睹時艱，憂心如焚。於是敢言直諫，發表了很多的議論。從這些議論中不僅充分表現出其忠君愛國之忱，而且也顯示其戰略思想是深遠而有體系。在那個時代該算是難得一見的戰略思想家。他的思想大致可以用其文集來作為代表，所以，以下的討論都是以《陸宣公集》為依據。

概括言之，陸贄的思想本於儒家，但以荀子為宗，所以也就傾向於法家。他主張為政必基於人情，名利為眾人之所好，故人主必須善用名利觀念，使全國上下為名而努力，為利而奮鬥，則自可富強康樂。對於當時的內憂外患，他所建議的多為治本之策，換言之，都是屬於大戰略的層面。

當時，藩鎮割據，內輕外重，中央政府日益喪失控制全局的能力。陸贄認為此種積重難返之勢，必須從根本著手，始有扭轉之可能。其方法即為重建關中的戰略地位，鞏固中央的權力基礎。他說：

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會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下之大權也，非獨御諸夏而已，抑有鎮撫戎狄之術焉。（陸宣公集卷十一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又引太宗往事為例，說明在行府兵制時，全國設八百餘府，而關中獨佔五百府之多。「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他又進一步指出：

豪勇之在關中者，輿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仝上）

這暗示陸贄的思想非常現代化，他了解戰爭潛力（war potential）和總動員的觀念。至於談到對外的戰略，陸贄也曾就四種不同的假想情況，而進行有系統的分析：

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第一種情況）

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第二種情況）

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而彼釁未萌，御之我方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纖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第三種情況）

倘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政，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全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第四種情況）（卷十九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中國古人論兵能作如此精密分析者實不多觀，足以顯示陸贄的思考具有足夠的深度。接著他又分析華夷之長短，並指出中國所應採取的戰略即為以長制短。他這一段分析可謂十分精彩，值得全部引述：

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莫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

接著他就指出「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於是繼續分析何謂所易」，何謂「所長」：

若乃擇將吏以撫眾庶，修紀律以訓師徒，耀德行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所易也。

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濩蹊隧，壘車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兙不鬥。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完守御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眾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追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弊，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於是陸贄遂作總結論曰：

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制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拾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

陸贄論兵又非僅限於理論層面，他對於當時的實際問題也有深切的了解。唐室中衰後，對外戰爭往往失敗，陸贄對於戰敗的根本原因曾作詳盡的分析，可謂切中時弊。他把敗因分為下述六點：

（一）措置乖方。又可為兩點：其一，中原之兵不習邊事，無法適應邊區的惡劣環境。其次，將帥擁兵自衛：「遠令守要御沖，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所以，「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二）課責虧度。唐在中葉後，對武將以姑息為政：「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是以義士痛心，勇夫解體。有遇敵而所守不固，「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辭。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所以，「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

（三）財匱於兵眾。「屯集雖眾，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莫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總其所人，半以事邊。」所以，「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眾矣。」

（四）力分於將多。唐鑒於安史之亂，乃分散軍權，以防叛亂，結果遂使「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所以，「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五）怨生於不均。禁軍安居無事，待遇極佳；邊兵終歲勤勞，所得菲薄。「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所以，「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六）機失於遙制。因為害怕軍人造反，所以遇事加以遙制，其結果遂使軍事組織為之癱瘓。陸贄指出：「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使分閭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于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難，則不可也。」所以「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以斷言陸贄在隋唐一代應算是偉大的戰略思想家。但可惜生不逢時。遂空有滿腹經綸而未能一展所長，徒令後世對其懷才不遇深感同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