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中國漂，哪能不喝高？

文史 10-05

人在中國漂，哪能不喝高？

這個假期，你喝了幾場？

買醉，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常態。創富無力，買醉；都市居大不易，買醉；職場、生意場、社交場的需要，買醉。酒桌是中國人面臨各種社會壓力的逃避之所。

文/胡赳赳

王朔在《新狂人日記》中描述過一個叫「三哥」的，大家每天都頂著「三哥」的名目吃飯：周一，三哥要去天津了；周二，三哥又不走了；周三，三哥真走了；周四，三哥回來了。王朔說：「剩下的就全周末——必須的。」

這個三哥是典型的飯局達人，最「駭人」的一次是在某次聚會上，7個人互相介紹後發現，彼此全叫「三哥」，這幾率真是小之又小，愣讓王朔給碰上了。

吃飯其實很累，但再累也得吃。所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革命了，不就剩下「請客吃飯」么？美食專欄作家沈宏非說：「一周一個飯局是正常人，一天一個飯局是大紅人，一天三個飯局是交際花，一天很多飯局，是餐廳服務員。」

經濟學家茅於軾長期以來有個觀點，中國的糧食最起碼夠全中國再吃20年，所以他贊同退耕建房，這樣房價就下來了。中國人的現狀說到底是「吃穿住行」只解決了吃穿，沒解決住行。基本溫飽、略微小康、雖有中產、塔頂特權是社會的寫照。住，房價太高，行，交通太堵。吃和穿則蔚為大觀，鈔票化做飯票、布票仍是主旋律，於是往死里吃、往出格中穿。

人在中國漂，哪能不喝高？

飯局是中國主要的社交方式之一。

酒、桌的中國形態

喝紅酒加電腦桌，從微博上接入世界；喝白酒加麻將桌，從領導處搞好關係；喝洋酒加談判桌，從客戶處套取利益。

現代人每天外出遊弋，與原始社會出外打獵並無本質不同，碰運氣、談天氣、講義氣、聚人氣，「氣場」各有不同，「公關」無處不在。早期在房地產領域流行的「工作無非兩件事——找資源、建人脈」現在人人心領神會。說白了就是：尋找獵物，自己能幹掉就獨吞，干不掉，那就找人來合夥幹掉。

酒是用來壯膽的，桌子是用來拍板的，酒和桌拼在一起，則無事不可為。有的時候，一桌客滿，硬擠不進來，你還得單開一桌，是為換個局；自己定喝酒規則，是為制度創新；吆喝人來，是為策劃推廣；分而食之，是為共同事業；酒醉飯飽，是為既得利益。陳天橋用網路遊戲起家，江南春靠寫字樓電視創業，馬雲憑電子商務致富，無他，但懂得一個「吃」字。

人在中國漂，哪能不喝高？

多少生意是在酒桌上達成的？

魯迅先生作悲憤言，舊社會每一頁都寫著「吃人」二字。現在的社會不作如是觀，人們的活命思路轉化為：「是人就要有被利用價值。」潛台詞是被吃一口未嘗不可。所以，娛樂界的潛規則被90後少女轉化為「肉獻」一詞，與其被潛，不如主動肉獻。無論是看吳曉波《激蕩三十年》，還是看殳俏《吃，吃地笑》，最後得出一樣的道理：大國亦是盤中餐。

十月過後，進入年底，公司企業、單位部門的年會即將上演，這是觀察中國生態的絕佳場合。企業文化不同，生意好壞有別，氣勢形態各樣，但有一處相似，總得有人喝醉方為盡興，總會有一句口頭禪言簡意「駭」：「吃好，喝好。」

有酒無桌是酒鬼，有桌無酒干著急。酒與桌的關係就像矛與盾的關係，沒有矛不甘心、沒有盾不放心。酒是催化劑，桌是能量源。酒桌不是PK台，而是PR場。中國的騎士，不用騎馬，而是騎驢找馬。也只有在酒後，民間智慧誕生了：「群眾都過了河，幹部還在那裡假裝摸石頭。」

人在中國漂，哪能不喝高？

無酒不成會。

酒：從何以解憂到何以解壓

最誇張時，茅台空酒瓶都賣到了90元一個，80年年份酒的酒瓶甚至漲到5000元一個。茅台當地的一個開發商說，市面上賣的茅台3/4都是假的。原因很簡單，茅台酒的產量有限，而需求量太大。「批條子到茅台酒廠要酒的都生產不過來。」

酒沒有緩解「憂鬱」。憂鬱症位列第四大疾病，全球患者達到1億，每60個人當中就有1個，在大城市中更嚴重，「每個人都至少認識一個憂鬱症朋友」。

但酒還是緩解了社會壓力。上海一家雜誌的主編說：「我緩解壓力的三種方式是：喝酒、K歌、飆車。」此話頗具代表性。這還是健康的，要是「嗑藥、K粉、發飆」那就太《台北晚九朝五》了。

喝酒達到「賴嗨嗨」狀態好過全民下藥。國進民退、未富先懶，小酌一杯進入自我陶醉狀態也許是最佳選擇。買完房，每個人都想吃後悔葯，每個人都需要杯酒。「現在還被老婆抱怨，當時看好要買的大房子，錢都準備好了，結果接到一個電話說房子那兒以前是垃圾場，結果不知怎麼想就動搖了。過了幾天再去訂就沒有了。」有個想換房子的媒體人喝過一杯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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