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朝到民國：北京白紙坊印刷廠及其印製的郵票

原標題：「白紙坊」印刷廠及其印製的郵票

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原名清「度支部印刷局」，民國元年（1912年）改稱現名。因其座落於北京右安門內的「白紙坊」，故人們又稱其為白紙坊印刷局或印刷廠。該局於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經度支部（財政部前身）報請清廷批准建立。1908年開工，1914年（民國三年）工程告竣，共佔地約23.2萬平方米。廠房、辦公大樓，由美國米拉奔建築公司設計。工程造價白銀110萬兩。主要建築物有五層鋼筋水泥辦公樓一座，廠房三座和其它附屬用房，包括宿舍、醫院和子弟學校，並建有調節溫度裝置的倉庫，以備儲藏印刷鋼板、紙張以及印製完成的郵票、鈔票、有價證券等。

經政府當局批准，凡郵票、鈔票、印花稅票、本票、公債票及各種官方證券等，一律歸財政部印刷局承印。由於設備先進，印製精美，不僅交通部郵政總局與其訂立郵票印製合同 ，而且遠到川、滇、新疆、東北三省及山西、陝西等地方當局，均到該局訂印有價證券，營業日趨發達。抗日戰爭時期，該廠被日、偽劫奪，為其印製鈔票、郵票。日本投降後，於1945年11月由中國政府接收，改為「中央印製廠北平廠」。由於日偽佔領時期掠奪性的經營，工廠設備遭到很大破壞，中國政府接收後，亦無力扶持；印刷廠本身又經營管理不善，廠房設備已近於癱瘓。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後，工廠才獲得了新生，並繼續承印新中國郵票。

白紙坊印刷廠的機械設備大半購自美國，廠內的布局設置，均仿照美國華盛頓國立印刷局的模式。印製郵票的主要印刷設備有鋼版、銅版雕刻以及過版6機等，其中鋼版印刷，當時為該廠所獨有。其他如三色版、鋅、鉛、石印、制（分）色、鑄字、繪圖和照像等，凡屬印刷設備及配套設施，均應有盡有，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印刷設備。其中用於印製郵票的凹版印刷的主要設備有：雕刻機3台，用於鐫刻凹凸版；過版機6台，用於拼制凹版的原版及印版；大電機14台用於印刷。該廠的印刷能力很強，以一台機器每日開工八小時計算，鋼板印製郵票，電機每日可印3500張，每張200枚，合計70萬枚；手工機每日可印285張，每張200枚，合計5.7萬枚。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該廠機器已使用近20年，維修不佳，廠方又無力增置新設備，因此生產能力下降；雕版工藝方面，自外國技師離廠後，技術力量受到影響，加上管理經營不善，內部拖欠職工工資，外部欠債過巨，以致開工不正常，有時甚至停產，經營每況愈下，承擔不了全部郵票的印製任務，後來郵政當局不得不把部分郵票委託國外印製。

白紙坊印刷廠技術的主要部分為鋼板雕刻，此項技術要求高、難度大，廠方於建廠開始即不惜巨資，從美國聘用雕刻、過版的技師五人，其中包括技師羅蘭素？海趣（Lorenzo J.Hatch），雕版技師威廉？格蘭（William A.Grant）等，他們在局內進行雕版作業，傳授雕版技藝。招收製版生23人隨從學習。1915年又增添藝徒多名，由製版生升任技士者負責傳習。這時，此項技術作業已初具規模，美國技師四人即回國，僅留格蘭一人，至1928年亦解職而去。自此以後，該廠雕鋅版、五彩版等作業，完全由國人所承擔。其成品曾多次在歐美印刷行業比賽會上獲得獎勵。民國早期的「光復」「共和」紀念郵票，皆出自該廠，特別是帆船郵票（北京版），是該廠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清代郵票印製工藝多為凸版、平版，圖案是以封建王朝象徵的龍為主，也有喻意「魚雁傳書」的躍鯉、鴻雁、飛鴿。但郵票的設計印製工作缺乏系統管理，也沒有印製郵票的專業廠家。在其統治的最後幾年，在有識之士的極力主張下，創建了度支部印刷局（財政部印刷局的前身），引進先進印刷設備和高薪聘用美國技師開展工作。進入沒，民國時期後，在郵票的選題和設計風格上，借鑒了美國郵票的模式，有了一些變革，突出了通俗化的特點。在民國初年及20年代，該廠印製郵票的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

「光復」和「共和」紀念郵票，是該廠首次印製的傑作。其後該廠於1914年2月18日又與郵政總局簽訂了承印帆船郵票的合同。其後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前，中國郵票印製基本上由該廠承擔，只有部分郵票由外國承印。承印時間長達23年之久，為中國的郵政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這期間共印製郵票20套（組）（不含加蓋），其中紀念郵票從「光復」「共和」到「中華郵政開辦四十周年紀念」共11套；普通郵票帆船、烈士共3套；欠資郵票2套；航空郵票3套；「附收賑捐」1套。印製總枚數估計約為100多億枚。

「白紙坊」廠制定了比較科學嚴密的管理制度，主要是仿照美國國立印刷局的成規，吸取其它中外印刷行業的經驗，並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章程28條，之後又於1926年、1935年做了兩次修訂。其中關於有價證券印製中的安全問題，作了較為嚴格、詳盡的規定。1914年2月18日該廠與郵政總局訂立的承印帆船郵票合同14條及「附則」6條，對郵票印製中的安全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郵政總局為保證合同的嚴格執行，在印刷局內常設監視郵票處，派駐郵票監視員，進行實地跟班監督監視，以保障郵票印製過程中的安全。

在承印合同及附則中，其主要安全措施有：1、印製郵票之紙張，由郵政總局供給和控制，郵票監視員點數發交印刷局時，在每張紙的下方左角加蓋交付日期戳；印刷局在交回時，無論全張印與未印或損壞，必須照原張數交回，由郵票監視員精心核對認可後，在每張紙的下方右角加蓋郵政總局特發的圖章。2、印刷機上的記數器，必須準確，由監視員驗准，並在收工時，按數核對查驗記入帳冊。3、在郵票開機印刷時，郵票監視員隨時會同印刷局員司在現場視察。4、郵票鋼模、鋼版不用於印刷時，應在雙方代表所管的連鎖櫃中收藏存儲。5、印刷局應保證其員工，不得將郵票的鐫刻見、印模、鑄件、樣式、試印件和各種涉及印刷的廢件，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供應、贈送、出售於任何公私人員，等等。

以上這些郵票印製中的安全保障條款，不可謂不詳不嚴，但是條款重視嚴控付印數量，但卻沒料到一些不法分子會用偷梁換柱的手段「掉包」作弊。1932年該廠就曾發生過內外勾結盜換正在印製過程中的郵票一案，暴露出郵票安檢工作中的弱點和疏漏。當時住在北平牛街的郵票販子黑某，曾在1929年發生的一起偽造「倒印限吉黑貼用」半分、1分郵票案件中涉案，但他惡行不改，又於1932年勾結串通印刷局印刷科徒工孫某，以預購自郵局的1分郵票一全張200枚，唆使打孔處一徒工，盜換出尚未打孔和未印張數號碼的一分面值郵票一全張200枚，交給黑某，以200銀元售予燕京大學一集郵者。這位集郵者於1932年4月將這一全張郵票從郵局挂號寄交上海某集郵家，在郵件到達上海郵局時，因「包裝破損」而被郵局發覺扣留，報警後查明以上實情，後由北平地方法院訊辦。黑某雖在拒捕前逃遁，但最後仍被拘獲歸案依法審判；孫某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徒工處徒刑1月15日，送監執行。事後，郵政總局要求印刷局「必須嚴密管理以杜弊端務使不得再有此等事情發生。」

來源：中國集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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