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實業家張謇：順應革命，告別清廷
[摘要]科場上的不順，也許可以理解為張謇太「笨」，但是從另外一層意義去解讀，又會發現這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韌性。
本文為歷史學者馬勇為張兆武《百年張家： 張謇、張詧及後人鱗爪》一書寫的序，東方出版社，2016年11月
張詧為著名狀元實業家、清末民初重要政治活動家張謇的三哥，他們老哥倆同父同母，年齡相仿，只差兩歲。更重要的是，他們兄弟二人是張氏家族企業最重要的策劃師、操盤手。只是由於時光遮蔽，張謇的大名如日中天，張詧的名字卻近乎默默無聞。從擴充見聞的視角，我從這部書稿中獲益良多。非常感謝作者清新的文字，明白的邏輯，含有溫情的敬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文本。在將來的張氏家族研究領域，本書一定會成為重要的參考資料。孫輩的敘述，畢竟有他人無法企及的高度和難度。
20世紀末，因張緒武先生的動議，我追隨張謇研究的開拓者章開沅先生，並與章先生的幾位大弟子虞和平、朱英、王奇生等幾度前往南通，參觀張氏兄弟留下的遺迹，並參與寫作《張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虞和平主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一書。因此機緣，此後十多年，又因晚清史研究，因辛亥革命史研究，數度重讀張謇作品，體會張謇的思想及其意義。
在我看來，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就是怎樣在已有的農業文明的基礎上接納西方工業化的成果，建構一個全新的工業社會。如果一定要說中國工業社會與西方工業社會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西方可能不需要過多考慮農民、農村與農業，而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不得不考慮「三農」問題，不得不建構一個農業與工業相間相融的新形態。中國工業化的完成，並不是農業消失、農村衰敗，更不意味著農民要長時期承受著工業化的壓榨。理想的形態，應該是梁漱溟當年的設想：工業化完成後的中國，城市的優長之處在農村應有盡有，農村生活的好處在城市也不是不可企及。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過程中，引領轉型的，前期可能是傳統農業社會中的鄉紳，後期一定是工業社會的主導階級，即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這是工業社會的中堅，是現代文明的引領者。按照這個觀點回望近代中國，張謇、張詧以及一切擁有「資本」的人，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中堅力量、引領階級。
在過往的幾十年里，我們習慣於蔑視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因為歷史教科書和偉大領袖們一再告訴我們，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協性。在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治者的雙重壓迫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但在發展生產賺取利潤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又具有明顯的妥協性，就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治階級進行妥協。這是我們過去幾十年所接受的一貫教育，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歷史話語。
其實，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或者說近代中國所走過的全部道路，我們應該承認，正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每每引領中國社會往上走，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從社會邊緣階級逐漸成為社會重心，引領社會，穩定社會，使中國社會在過去兩百年的轉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波折和震動。
所謂資產階級，其前身就是傳統中國的商人。在傳統中國「四民社會」（士農工商）的構成中，商人成為社會四大階級中的最後一個階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中國的商人傳統太強大了，中國商人的能力太無敵了。如果熟悉中國商業史，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商人自古以來就具有非凡的本領，給點機會就發財。讀《史記·貨殖列傳》，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擁有許多重要的商業中心，商人成為那時社會的中心，引領時尚。更重要的是，中國商人似乎自古以來就有「大商人」的氣質，並不斤斤於蠅頭小利，他們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是類似於呂不韋那樣的政治投資，投資一個國家的未來。
或許正是因為中國商人對政治的干預太過強大，所以當秦始皇構建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後，真正威脅集權體制的並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合縱連橫的商人們。如果放任商人經營，中央集權必將瓦解，中國社會必將重組，這對於以農業立國的傳統中國來說，當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們看到秦亡之後，西漢王朝重建大一統體制，在經濟上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鹽鐵專營，將涉及國家基本經濟或能夠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基礎產業交給「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業資本的增長，遏制商人集團的勢力。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超穩定」的前提。
當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西方產能高度過剩，需要外部市場，需要「發現東方」，進入東方，開闢這個巨大的市場。這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問題。所以，當中國不得不與西方接頭，不得不開放市場的時候，中國商人終於從傳統社會中脫穎而出，並漸漸從純粹的商人演化成一個新的階級，即「紳商」。所謂「紳商」，其實就是除了擁有商業資本外，還擁有智慧，擁有知識，擁有對政治和未來的判斷力。自然，紳商在近代中國漸漸成為社會的中堅階級、中堅力量。
許多研究者後來以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即商人形成於甲午戰爭之後，其實這個認識並不準確。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是中國的商人，近代中國商人就是從傳統中國商人轉化而來的，如果一定要說還有什麼新因素的話，就是近代中國商人有一大部分來自買辦，或者與外國商業資本有生意往來，或受外國商人重大影響，逐步與國際商業資本接軌或相關聯。
與國際商業資本密切接觸，導致近代中國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所以，儘管中國在政治上從1860年代洋務新政開始之後一再強調中體西用，強調中國只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並不意味著中國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全盤西化，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卻在那樣艱難的政治氛圍中依然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依然勸說政治上的統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強之本並不是單純的科學技術，而是有一套完整的體制、文化作為依託。在這批 「洋務思想家」中，王韜、馮桂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經歷，他們或與商人有著密切關聯，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鄭觀應就是紅頂商人——招商局的「高管」。他們在全社會近乎一致地擁護「中體西用」這一中國特色的時候，大膽向社會傳遞正確的聲音，指引中國社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這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最值得誇耀的東西，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們重新認識的東西。
《盛世危言》這部名著的最初構成就是鄭觀應在工作之餘寫作的一篇篇小論文，談教育，談學校，談商務，談商戰，談海防，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卻都具有西方知識背景，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付之闕如的。這些東西最初在1880年代就發表了，在知識界和官場中的開明者那裡獲得了回應，但並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特別是政治高層的重視，所以等到甲午戰敗，當人們重新閱讀這部著作時，真是追悔莫及。人們在想，假如當年注意到這些問題，並按照鄭觀應的這些建議去做，還會有甲午之戰嗎？如果有，中國還會戰敗嗎？這就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方面的引領作用。
說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引領，我們有必要細緻地解讀張謇。
張謇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堅守改革，不到絕望之時絕不輕言放棄。然而，當革命呼之欲出勢如破竹無法阻擋時，張謇又能順應大勢，引領變化，既不為舊制度殉葬，也不讓社會持久動蕩、秩序失范。這是那個時代中產階級的胸襟和力量。
在甲午戰前的很長時間，張謇以舉人的身份混跡于軍界、官場。張謇出身平民，沒有奧援，無可憑藉，在官場和軍界很難有機會出頭，儘管他在吳長慶幕府已經表現出非凡的能力，甚至獲得李鴻章、張之洞、翁同龢、潘祖蔭等高級官員不同程度的青睞，但張謇像康有為、嚴復等人一樣深知，決定自己在官場能走多遠的關鍵，是能否獲取功名。沒有功名，在那個特殊的「唯精英體制」中，很難有多大出息。所以，在獲取功名前的二十六年間，張謇二十多次進出考場，直接消耗在考場上的時間就有一百多天。
科場上的不順，也許可以理解為張謇太「笨」，但是從另外一層意義去解讀，又會發現這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韌性。一個人有幾個二十六年，竟然為了一個人生「小目標」耗費如此多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張謇不僅實現了「人生小目標」，而且超額完成，金榜題名，中進士，點狀元。這遠超過了他的父親、家人、友人，甚至自己的期待。
時移勢易。張謇中狀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先前數十年的繁榮發展終於沒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與日本的一場有限戰爭將中國打回原形。痛定思痛，中國人開始了一段新的航程。當然，不僅僅因為政治，也因家庭等方面的緣故，張謇沒有留在北京繼續混官場，而是悄然返回家鄉南通，開始了艱難的創業之旅，漸漸明晰了實業救國、產業救國、教育救國、以區域發展帶動全面發展的基本思路。
「狀元實業家」的選擇，表明時代的變化，意味著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大勢在變化，人們的選擇不再局限於官宦一途，而變得更具多元性。條條大路通羅馬，衡量一個人的成功不再像過去那樣只看官做了多大。這一點就像1992年之後的中國，受鄧小平「南方談話」和經濟改革推動的影響，一大批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工作的官員、知識人紛紛下海創業，形成了20世紀晚期的一道獨特風景。當代中國所謂「九二派」實業家群體，就其本質而言，與張謇那一代知識精英在甲午之後棄官從商極為相似，都是時代弄潮兒，也都不同程度地引領了社會進步。我在這裡所說的「尋找張謇與張詧」，就是希望「九二派」實業家在中國歷史大轉型時代，也能像張謇那樣既有擔當，又有能力溝通朝野，推動歷史進步。
歷史給了張謇很好的機會，張謇也充分利用了這個歷史機遇。有歷史大背景作依託，有了《馬關條約》之後中國不得不放開、不得不融入國際一體化的大格局，張謇的創業雖說艱辛，但總體而言，有朝廷大政策護航，有地方政府行政長官張之洞、劉坤一等全力支持，張謇在南通的事業興旺發達，進步很快。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經驗再一次得到驗證，張謇力勸在外地當官的三兄張詧辭職引退，回南通幫他打理企業，經營具體事務。張詧的經營才能、管理才能，由此得以發揮。張謇的事業後來越做越大，從南通到上海，沿江而上至漢口，如果沒有張詧坐鎮南通，指揮一切，事情肯定不會如此順暢。他們兄弟二人的精誠合作、價值認同，是成功的一個關鍵。
所謂「民族資本家」，就是有「資本」的人；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以「資本」作為「主義」的社會。「資本」是這個階級的底氣，也是這個社會的軸心。如果一定要說張謇這一代「九五派」實業家與一個世紀後的「九二派」有什麼不同的話，主要的不同就在資本收益的來源上。張謇那代人固然也有對體制的依賴、利用，但與一個世紀後的「九二派」相比，市場化程度更高，私有化比例更大，因而一個世紀之前的「九五派」張謇們對政治非常敏感，他們作為真正意義上的納稅人，作為資本的主人，理所當然要為自己的資本尋找安全屏障。我們看到，張謇那代人的政治意識比一個世紀之後的企業家要強很多，他們雖在商言商，但同時也從各個方面推動了國家政治上的進步。他們深知，只有政治上的進步，才能保障財產、資本的安全。1895年，張謇列名上海強學會，積極投身維新運動，深度介入1898年變法運動、1900年東南互保。1901年，清廷新政重啟後，張謇理所當然又成為新政以及稍後的君主立憲運動的先驅。
其實，早在甲午戰爭結束不久，張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憲體制，就期待將這個體制引進中國。當日俄戰爭開打之後，張謇更意識到中國的唯一出路在於君主立憲，在於重構中國的政治架構。為此，張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動晚清政治變革，促使清廷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變。
晚清憲政改革儘管出現諸多狀況，但大體上說，攝政王1908年接手後，繼續沿著1906年開啟的預備立憲路線圖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調整後的規劃如約宣布第一屆內閣組成名單；宣布內閣官制；宣布裁撤舊有之內閣、軍機處及會議政務處；宣布設立弼德院、軍諮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後十幾年的中國政治改革史，就知道這幾點宣布確實不容易。
中國的悲劇在於，奮鬥多年的憲政還沒有完全成立，就發生了「憲政危機」。第一屆責任內閣的十三人中，竟有九名來自皇室或貴族，因而被社會各界調侃為「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
面對如此困局，中國資產階級並沒有失聲妥協，更沒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過各種方式表達政治訴求，要求清廷重回憲政改革正軌。
面對政治逆流，張謇憂心如焚，他擔心中國人奮鬥多年爭取來的憲政很可能功虧一簣、付諸東流，遂至上海找憲政同仁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諸公商量。他們聯名上書攝政王載灃，「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間故事，勸攝政王要像慈禧太后、恭親王那樣，展示博大胸懷，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樣有學問有閱歷的漢臣，不要為滿洲貴族一己之私而丟掉天下。
張謇等人的書面勸說並沒有起到作用，各地立憲黨人不同方式的抗爭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欽定憲法大綱》，以為用人行政為君主大權，他人不得干預。攝政王其實忘記了此時的君主與《欽定憲法大綱》頒布時的君主並不是一碼事。
政治危機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機，各方面矚目於張謇等「中產階級」：立憲黨人希望張謇利用「權勢」勸說朝廷重回憲政正途；朝廷希望借重張謇等人的聲望平息民眾不滿，恢復秩序。
朝野都希望張謇能到北京實地觀察，親身驗證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憲誠意，以此決定各省咨議局的「國是」立場。
各方面的勸說打動了張謇。1911年6月8日，張謇一行風塵僕僕抵達北京，展開了一場風風火火的勸說活動。
在北京，張謇受到高規格禮遇，短短几天時間，與攝政王、慶親王以及端方、那桐、載澤、載洵、載濤、徐世昌、盛宣懷等人輪番會面，張謇始終本著「陳說民隱」的宗旨，就時局危機表達自己的觀點。張謇的觀點受到了主政者的賞識，很快就有人動議任命張謇出任要職，或以「賓師之位」，或任內閣秘書長。張謇聞訊堅決拒絕，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幾年來第一次回京，是受東南各界委託表達憲政關切，現在如果 「得官而去」，與其做人宗旨相悖，無論如何難以接受。
張謇的態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層，使他在與清廷諸公談話時更加自信和坦然。在與攝政王談話時，張謇明確表示，中國的政治改革始於戊戌，「今世界知中國立憲，重視人民，皆先帝之賜」。現在的中國已經到了收穫改革成果的季節，絕不應讓一些程序性的細節破壞政治的良性發展。他建議攝政王周咨博訪，集思廣益，為化解時局危機找到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在與攝政王談話時，張謇還就外交、內政諸多問題表達了關切，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外交有三大危險，中國內政同樣面臨三大亟待解決的困局。
關於外交，張謇建議朝廷注意未來幾年即將發生的三件大事對中國的影響：一是即將到期的中俄伊犁條約，二是宣統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條約，三是巴拿馬運河即將告成。這三件大事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外交當局都應該做好評估，提前防範。
至於內政，張謇提出朝廷必須高度注意三個方面：
第一，各地災害頻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實的關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議局溝通上下，幫助老百姓切實解決問題。
第二，各地商業經營已經極端困難，朝廷一定要儘快想出辦法，盤活金融，繁榮市場。
第三，中國的發展有賴於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而國際環境的關鍵是中國能否把握好中美關係。中美聯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間合作與善意培養，值得格外下功夫。
對於張謇的六個建議，攝政王點頭稱是，以為說得極好。他建議張謇就具體細節與載澤或其他大臣細談。
在與慶親王談話時，張謇直截了當地談了許多問題。第一，鑒於東北亞局勢的變化，特別是日韓合并、日俄的影響，張謇建議朝廷高度注意東三省發展的急迫性。第二，張謇向慶親王痛陳國內政治真相，以為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國民疾苦之甚，黨人隱忿之深」，可能遠遠超出朝廷的想像。張謇誠懇勸說慶王爺：「王處高位滿溢之地，丁主少國疑之會，誠宜公誠虛受，惕厲憂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負祖業。」
據張謇描述，他的這些話「語多而摯」，說得慶親王「掩面大哭」。據此細節，張謇認為慶親王並不是傳說中的那樣昏庸無能，只是朝廷阿諛者眾，致成其闒茸之過、貪瀆之名。
在與載澤、盛宣懷談話時，張謇主要從技術層面提出解決鐵路幹線國有化問題所帶來的困擾。他認為，各省民眾響應朝廷號召集資修建鐵路並沒有錯，朝廷出於政治、社會、金融安全要將鐵路幹線收歸國有，統一建設，也沒有錯。但是，在處理善後問題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視野，不要盯著蠅頭小利，更不能算計人民，讓最下層民眾因吃虧而抱怨朝廷。
至於四川鐵路公司出現的虧空，張謇建議應先由中央財政買單，無論如何先將一般集資民眾從這個巨大的集資項目中安全剝離，不要讓成千上萬的民眾成為朝廷的對立面。
張謇認為，只有讓一般民眾解脫後，才能談得上懲處四川鐵路公司高層的貪腐問題。否則，一旦鐵路公司綁架了民眾，鐵路幹線國有化引發的政治危機將無法想像。
不幸的是，盛宣懷太自負了，他用財經專家的思維處理政治問題，不知道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真實關係，不知道收民路歸國有只是一個政策調整，而政策的主旨「以達為主，不當與人民屑屑計利」。盛宣懷的專業與自負，讓清廷在關鍵時刻及關鍵問題上沒有聽從張謇的建議，讓鐵路幹線國有化成為壓垮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張謇描述此行是「盡最後之忠告」。那時，像他那樣願意繼續盡忠言批評政府的已經很少，人們都在靜默地等待朝廷一錯再錯。當統治者拒諫時，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自討苦吃。
在多番努力未見成效後，張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為皇族內閣建言。在京期間，他沒有過多就皇族內閣發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後，他很快發表《請新內閣發表政見書》，在不反對皇族內閣的前提下，提出三點建議：一是速發內閣新政見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實行閣部會議加強中央各部門之間的溝通；三是建議國務大臣恢復幕府制度，選擇優秀人才進入幕府議政。
很顯然，張謇這樣的立憲黨人對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反對，還是比較溫和而有節制的。他似乎更願意相信，大清王朝面對這樣的政治危機應該能夠化解，秩序應該能夠得到恢復，畢竟這是一個兩百多年的王朝，經歷過那麼多大風大浪，應當不會在這種小風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漢因成都保路風潮弄得一片恐慌，張謇還是在10月初到那裡主持了一個紡紗廠的開業儀式。
10月10日晚8時，忙碌多天的張謇登上「襄陽丸」順流東下，突然看見武昌草湖門一帶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黨人被查獲處死，他估計這火災或許是因鬧事者餘黨報復。船行20里外猶見火光，此時張謇怎麼也想不到他正目睹了一場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
作為立憲黨領袖，張謇對革命本能地厭惡。12日抵達南京後，張謇第一件事就是勸說江寧將軍鐵良出兵援鄂，平息動亂，並請鐵良代奏朝廷立即實行立憲，改組內閣，平息國人憤怒。
張謇不喜歡革命，真誠地希望社會穩定，並開始為可能造成的社會動蕩憂心忡忡。此後幾天，他分別拜會了兩江總督張人俊、江蘇巡撫程德全，對他們苦苦勸說。在得到程德全的認可後，與雷奮等人代程德全及山東巡撫孫寶琦起草了一份奏摺，請求朝廷立即改組內閣，宣布立憲，標本兼治，剿撫並用，還建議對釀亂首禍盛宣懷嚴加懲處以謝天下，籌組責任內閣代皇上負起責任。
然而，形勢發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短短几天，湖北獨立、湖南獨立、山西獨立、陝西獨立、江西獨立、雲南獨立，這股獨立風潮像傳染病一樣傳到江浙，傳到上海，張謇等立憲黨人坐立不安，卻又無可奈何。他的立憲同志李平書出任光復後的滬軍都督府民政長，他的親信沈恩孚、黃炎培也到光復後的江蘇都督府任職。許多地方平穩光復，和平過渡，使張謇對革命的恐懼大為減輕，他的思想也就在這時發生了轉變。
張謇意識到，革命既然已成大勢，誰也無法阻止，立憲與革命雖說有很大差異，但在目前的形勢下，立憲黨人有責任與革命黨保持合作，穩定社會，控制局面。11月8日，張謇致信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俊，勸他們在動蕩時期好自為之，千萬不要讓滿漢將士兵戎相見，應該引導大家在共和主義理念的指引下友好相處。這大約是張謇轉向共和的最早證據。
共和光復勢不可擋，自武昌首義至張謇致信鐵良等人不過32天，獨立省份已有14個。這14個獨立省份當然並不都與朝廷嚴整對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機至此已暴露無遺。先前十幾年的立憲奮鬥終於因清廷內部的自私和不妥協而被徹底葬送；轉向共和，同情革命，也就成了張謇這批立憲黨人無奈卻必然的選擇。
11月23日，張謇在上海會同湯壽潛、熊希齡、趙鳳昌等老立憲黨人聯名致電張家口商會轉內外蒙古贊成共和。接著，張謇又與伍廷芳、唐文治聯名致電攝政王，再進忠言，以為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君主立憲已成過去，為皇上、王爺計，此時若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
別了，皇上。這是中國人，也是張謇一個痛苦而又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在歷史大轉型時代，張謇這樣一個有力量有辦法溝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讓形勢更惡化，而是為惡化的形勢找到一個改變的理由和契機。試想，如果不是張謇出面勸說攝政王、慶親王；如果不是張謇與袁世凱保持著密切聯繫，互通信息；如果不是張謇、趙鳳昌等與革命黨人孫中山、宋教仁、黃興有比較友好的關係，可以比較順暢的溝通；如果不是張謇這一批實業家、立憲黨人過去十餘年的苦心經營，深耕底層，東南半壁在革命風潮的影響下，怎會如此穩定，半個世紀前的混亂極有可能在東南地區重演。歷史是底層社會漸漸推動的，但歷史的巨變一定有英雄偉人登高一呼，張謇、張詧，就是近代中國大轉型時代的代表人物。
今天的中國當然與張謇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從歷史轉型的角度看，現在的中國並沒有真正完成社會轉型。社會轉型需要全民啟蒙，更需要先知先覺，需要精英參與，需要社會變革的引領者。我們這個時代的先知先覺和引領者在哪裡？這是我在閱讀這部《百年張家》時忍不住思考的一個問題。
2016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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