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聞：刻石銘誓與鑄鐵示禁的天壤之別

奇聞：刻石銘誓與鑄鐵示禁的天壤之別

南宋大詞人陸遊在《避暑漫抄》的筆記中載錄，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石銘誓，就是將刻有：「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言的石碑鎖置皇宮的太廟中。凡後世嗣君即位，必須入而跪讀。無獨有偶，有意思的是，《明史》同樣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鑄一鐵牌，置於宮門中，上書禁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兩位開國皇帝鑒於前朝的教訓，都給子孫們留下了誓言般的遺囑，這也可算是古今奇聞了。

宋太祖與明太祖之所以把禁令刻於石上，鑄於鐵上，就是為了告戒後世嗣君，其囑不容更改，不得遺忘，必須時刻銘記於心。可是值得深思的是，儘管同為開國之君，又同樣鄭重其事訂立的「祖宗之法」，但它們被各自的後世嗣君遵守的情況卻判若雲泥。

公允地說，宋太祖的繼任者基本恪守了祖宗遺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雖然兩宋都有不爭氣的皇帝，但始終未興文字獄，文臣能獲得比較優厚的政治待遇及相對寬鬆的議政空間。蘇軾因不滿王安石變法，寫了幾首不滿新政的詩，受到新黨構陷，結果惹出一場「烏石詩案」來。宰相王圭向宋神宗告發：「軾有不臣意」，因為蘇軾的《詠檜》詩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這是在怨忿皇上不了解自己，只能將心跡托與「蟄龍」嘛，這還不是「不臣之心」么？幸虧神宗皇帝還不糊塗，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此事若放在文字獄興盛的朝代，蘇東坡的項上人頭早已搬家了。可此事在宋朝弄來弄去，蘇軾最後也只是被貶謫到了黃州當團練副使。

而明太祖鏗鏘有力的禁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於洪武十七年（公元1385年）鑄成鐵牌立於宮門。但是，很快這一訓戒就成為明代最大的政治空話。

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篡位登基後不久，便給予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時距鐵牌鑄成之日，不過短短二、三十年光景。由此，明代的內臣（宦官）不僅干預政事，而且是持續大面積地干預政事。正統朝有王振亂政，唆使皇帝親征瓦刺；成化朝有汪直專權，時人「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劉瑾權焰熏天，大臣的奏章要抄寫兩份，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呈皇帝；天啟朝的魏忠賢更是權傾朝野，竟然自號「九千歲」，「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如此等等。明朝太監之臭名昭著，遠遠超過東漢與晚唐。

為什麼宋太祖刻於石碑上的政治遺囑能被嗣君遵守，而明太祖鑄於鐵牌上先祖訓戒卻被子孫當成耳邊風呢？是石碑比鐵牌更具權威性嗎？是趙宋皇帝比朱明皇帝更爭氣一些嗎？都不是！竊以為，最基本的原因含隱在宋、明王朝完全不同的權力結構中。

宋代的權力結構是比較典型的「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是天下的主權者，但具體政事則歸士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執掌。用宋人的話說是：「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用現代的話說：是一個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權結構。儘管這一二元分權結構模式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會打折扣，但宋代的文官們對於皇帝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的行為，還是敢於公開抵制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這不是因為宋代官員的膽子大，而是宋代的文官集團在權力結構中的法律地位使然。在「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分權結構模式中，相對而言，宋代的皇帝受到了較多的約束，很難專權獨斷，為所欲為。史書稱讚宋代皇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庭議」，「每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太監），絕不預政」。這不僅反映了皇帝本人的自律，更是彼時君王權力能受到文官系統制約的體現。

反觀明太祖朱元璋所締造的權力結構與宋朝的「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相比，則大相徑庭。簡單地說，就是朱元璋把宋代的二元分權結構模式，徹底改造成了君主「盡收威柄，一總事權」的一元化集權結構。

洪武十三年（1381年），即鑄鐵牌之前四年，朱元璋在查處了左丞相胡惟庸謀反案後，廢除了宰相制。並詔令子孫：「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廢相之後，皇帝只選拔部分內閣學士入值，充左右顧問，為皇帝起草詔令，批覆奏章（時稱「票擬」），供皇帝參考。皇帝同意後，再用硃筆抄正（時稱「硃批」），方為朝廷的正式政令。這就是朱元璋設計的朝綱獨斷的政治制度。

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那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朱氏子孫們竟越來越不成器了。不是玩物喪志，就是或沉溺於酒色，或痴迷於道術，全然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上。這樣的情況若在宋代的二元分權結構中，有文官集團打理朝政，聖上「垂拱而治」就是了，問題或許還不會太大（只要不是奸臣當道就行）。但在明代的一元化結構中，問題就突顯出來了。荒怠的皇帝只能將「硃批」的活計交給身邊寵信的內臣代勞，竊權自重的太監就儼然成了「二皇帝」。

在太監專權最嚴重的明朝，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沒有尊嚴的朝代。文官們動輒不是被喜怒無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就是被砍掉腦袋。從方孝孺到東林黨人，明代的士大夫絕不比宋代的文臣缺少道德勇氣，但是，他們的命運卻比宋代的文臣慘烈得多，這是文官集團作為皇權制衡者的結構性力量被摧毀的必然結果。在權力結構失衡的情況下，作為皇帝代言人的宦官集團，狐假虎威，興風作浪，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朱元璋在廢除了宰相制度後，卻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內臣干政。若在類似他這樣的強勢皇帝手上這一禁令也許還行得通；但若是落在荒唐的子孫們手上，這一禁令豈不成了一句空話？難怪他的子孫們不會遵守他的鐵鑄遺訓。

從宋太祖刻石銘誓與明太祖鑄鐵示禁的不同際遇中，能否悟出一個道理？即：任何一項政治制度，都必須要有相匹配的權力結構支持；如果政治制度規定向左，而權力結構的作用力卻向右的話，即使你將制度的條文刻在石碑上，鑄在鐵牌上，甚至用鈦合金來澆鑄；到頭來，也是廢話一篇，空話一篇，笑話一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