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勒石立誓與明太祖鑄鐵示禁

據宋人筆記《避暑漫抄》記錄，宋太祖趙匡胤曾勒石立誓，將石碑鎖置太廟中，後世嗣君即位，必須入而跪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無獨有偶，《明史》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鑄一鐵牌，置於宮門中，上書禁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

人們常常用「白紙黑字」來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賴，不過宋太祖與明太祖還擔心，戒律寫在紙上尚不足以警示萬世，所以勒於石上、鑄於鐵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遺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儘管同為開國君主鄭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們被後世嗣君遵守執行的情況，卻是有雲泥之別。

公允地說，宋太祖的繼任者都難能可貴地做到恪守祖宗遺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雖說兩宋也有不爭氣之君，但始終未興文字獄，文臣能獲得比較優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對寬鬆的議政空間。

宋代大詩人蘇軾，因為不滿王安石變法，寫了幾首諷刺新政的詩，結果受新黨小人構陷，惹出一個「烏台詩案」來，但也只是被貶謫黃州，沒有殺頭。當時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皇帝告黑狀：「軾有不臣意。」因為蘇軾《詠檜》詩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將心跡托與「地下蟄龍」嘛，這還不是「不臣之心」么？幸虧宋神宗並不糊塗，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王珪才無言以對。要是換在明朝或清朝，就算蘇夫子項上長著十顆人頭，也是不夠砍的。

明太祖說得鏗鏘有力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則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笑話。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鑄成鐵牌立於宮門的，但朱元璋的兒子朱棣篡位登基後，很快就給予「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時距鐵牌鑄成之日，也不過二三十年光景。

事實上，明代的內臣（宦官）不僅干預政事，而且是大面積、持續性的干預政事，正統朝有王振亂政，挾皇帝親征瓦剌；成化朝有汪直專權，時人竟「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劉瑾權焰尤熾，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寫兩份，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給皇帝，人稱劉瑾為「立皇帝」；天啟朝的魏忠賢更是權傾朝野，自號「九千歲」，「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明朝太監之臭名昭著，比之東漢與晚唐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什麼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遺囑能獲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鑄注於鐵牌上的政治遺囑則被子孫當成耳邊風呢？是石碑比鐵牌更能昭示「祖宗之法」的「憲法」地位嗎？當然不是；是因為朱明皇帝比趙宋皇帝不成器嗎？也不盡然。我認為，最為深刻的原因隱藏在宋明大異其趣的權力結構中。

宋代的權力結構，體現了比較典型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權者，但具體政事則歸由士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執掌，用宋人的話來說，君王「攬權不必親細務」，「權歸人主，政出中書」。換成現代的說法來形容，這是一個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權結構。儘管這一分權模式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會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對於皇帝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的行為，確是不以為然的，「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也是敢於公開抵制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這不是因為宋代的官僚膽子特別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團在權力結構中的法律地位使然。

顯然，在「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分權結構下，宋代的皇帝相對而言，受到更多的約束，很難做到專權獨斷、為所欲為，即使一時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過官僚集團這一關。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還是那個不殺蘇軾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將某大臣斬了，次日臨朝，神宗問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斬某人，已執行否？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認為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說：那就刺配遠邊吧。這時副宰相章惇站出來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很不高興地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說：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天子貴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這豈是後世的流氓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像的？史書上說宋代皇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每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與自律，更是彼時君王權力能大體上受到官僚系統制約的體現。

反觀明太祖朱元璋所締造的權力結構，已經與宋代相去甚遠。簡單地說，朱元璋將「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二元分權結構徹底改造成君主「盡收威柄、一總事權」的一元化集權結構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鑄鐵牌禁止宦官預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廢除了宰相，並詔令子孫：「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廢相之後，皇帝只選拔部分內閣學士入值充左右顧問，為皇帝起草詔令、批覆奏章，時稱「票擬」。嚴格來說，「票擬」並無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參考的意見，皇帝同意了，再用硃筆抄正，時稱「硃批」，方為朝廷的正式政令。

朱元璋設想以這樣的制度安排來實現獨攬朝政、乾綱獨斷，可惜他一定沒想到，朱氏子孫竟越來越不成器，不是玩物喪志，就是溺於酒色、道術，總之懶得打理國政了（其實這也是可以想像的，那些在宮禁中長大的鳳子龍孫，又有幾人能像乃祖那樣精力過人）。假如在二元分權結構中，或許問題不大，聖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權結構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將「批紅」的活計交給身邊的內臣代勞，於是竊柄自重的太監就隱然成了「二皇帝」。

盛產強權太監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沒有尊嚴的朝代，文官集團不是被砍腦袋瓜子，就是經常被喜怒無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內臣的得勢專權與士大夫的喪失尊嚴，並不是彼此孤立的現象。從方孝孺到東林黨人，明代士大夫絕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氣，但是，他們的命運則遠比宋代文臣慘烈，這是官僚集團作為皇權制衡者的結構性力量被推毀的必然結果。而權力結構既已失衡，作為專制皇權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團要狐假虎威、興風作浪，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朱元璋廢了宰相，將權力結構改造得畸重畸輕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預政在後，殊不知，這是一對悖論。那塊置於宮門中的鐵牌，不過是婊子門前的貞節牌坊，皇帝早已為太監干政親自挖好了暗道。

對比宋太祖勒石立誓與明太祖鑄鐵示禁的故事，我想說，任何一項制度，必須獲得匹配的權力結構的支撐才可能得以執行。制度規定向右，但如果權力結構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麼，即使你將制度條文刻在石碑上、鑄在鐵牌上，哪怕用鈦合金來澆注字塊，也是廢話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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