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區政府也曾使用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
[摘要]在邊區的革命時期，由於存在民事立法不足的客觀現實，以及出於革命需要對靈活政策的依賴，使得政策成為司法裁判最重要準據之一。
談及當代中國法治的淵源，來自西方的法律思想、制度無疑占其大端，但中國的法律資源也並非全無蹤跡，這裡面，中國古代的法律傳統佔了一部分，另外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革命以來的法律「新傳統」。胡永恆的《陝甘寧邊區的民事法源》即對此有很好的揭示。
該書主要採用法律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通過挖掘大量的一手歷史檔案材料，以陝甘寧邊區民事審判為中心，全面考察了邊區民事法律的法源。通過對邊區民事法源多元格局的深入解讀，該書揭示出，正是這種主要形成並運用於革命根據地時期的法治模式，構成了當代中國法治的重要底色。
這一底色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十分強調政策在法治中的作用。在邊區的革命時期，由於存在民事立法不足的客觀現實，以及出於革命需要對靈活政策的依賴，使得政策成為司法裁判最重要準據之一。正如華北人民政府的一份通報所言:現在我們已經系統化的法條誠然不夠，但我們有政策原則，有政府命令可資遵循，只要我們精細地分析案情，靈活地掌握政策原則，自然就會把案件處理得很好。但是，問題在於，政策大多是原則性、指導性的規定，在適用過程中彈性很大，司法人員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情理來進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此，政策的廣泛適用必定伴隨著情理的無孔不入。政策、情理等看起來靈活多變的淵源在民事司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勢必擠壓正式法律在司法中的適用空間，司法因而失去法律的約束，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不斷擴張，導致「人治」日益膨脹，最終走向無法無天的境地。(第181頁)
由於受到邊區時期依賴政策與情理工作方法的影響，不少那個時期成長起來的人，十分傾向於依靠政策而不相信法律，這也導致在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民事立法仍然十分少。或是認為中國情況特殊，且處於大變化中，需要先摸索經驗;或是認為可以搬用根據地、解放區時期的經驗，不用著急立法;或是認為主張立法尤其是系統立法就是「六法」觀點，政治立場有問題;或者認為只憑政策就能解決好法律問題，使用法律反而會束縛政府的手腳，不如政策和情理更為靈活、方便，等等。這種潛在的影響，不僅僅是表現在解放初期，即使在改革開放後，甚至在初步建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今日，仍若隱若現。
該書對於陝甘寧民事法治的描述與解讀非常精彩。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陝甘寧邊區民事法律的過程中，作者始終秉持著「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態度，而不是以一種「事後諸葛亮」的方式，對當時的情況妄加評斷。其實，民事司法中，無論是援用地方習慣，還是援用政策情理，以至於搬用民國「六法」，在邊區成文法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都有相當的歷史合理性。
該書的學術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邊區司法中援引及停用《六法全書》的闡釋，是該書極為出彩的部分。書中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來說明邊區司法援引「六法」的原因。但這樣的分析仍嫌不足。事實上，1937年之後，邊區政府已經成為國民政府的一個合法地方政權，邊區的諸多立法開頭都會援用《六法全書》。1938年9月，國民政府頒布省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後，邊區政府很快將「議會」改為「參議會」。這些都表示，陝甘寧邊區儘管是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但也是統一中國的一部分，對國民政府法律的遵循，正是邊區政府合法性的重要體現。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雖然不容忽視，但也不應該忽略邊區司法更廣闊的政治背景。
此外，該書將習慣作為邊區民事司法的主要法源之一也有一點問題。按照該書的解釋，所謂「法源」，主要是一個描述司法過程的概念，當法官判案時把其作為建構判決的來源時，它就成了法源。(第8頁)自1942年起，邊區政府及司法部門確實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民事習慣調查，但問題是，第一，多數情況下僅限於調查統計，根本未進入實際司法判決領域;第二，即使判決中有涉及婚姻等民事習慣，多是採取一種「不干涉」的態度，且多是採取高等法院或邊區政府發布規範性文件的形式。故將習慣籠統納入邊區民事司法的法源，稍嫌牽強。
還有一點是對習慣的評價，很明顯，作者對於邊區司法處理習慣的方式持肯定態度，也提出「認真對待習慣」，但習慣本身確實還需仔細考慮，包括要從法律和情理進行多方面的考量。當時的《解放日報》即針對「出路風水不利」而禁止他人走必經之路的習慣表示異議，「法律是本乎人情的。合乎人情的習慣，即是法，應尊重;不大合乎人情而以某些原因，未能即除去的習慣，應該用教育和政權的力量，使之漸變」。(《解放日報》1942年8月4日)當然，站在不同的立場和知識背景中，不同的人對一種習慣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法律的作用在於通過裁判滿足更大多數人對於公正的訴求，在習慣問題上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廢棄或遷就那麼簡單。
由此，也可以繼續探討本書結論部分提出的一個更大的問題，即「法的確定性」問題。儘管高度確定、可預測是現代法律的基本要求，但事勢萬變，立法遲滯，「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日知錄·法制》)如果放寬視野，可以看到，羅馬法有擬製法，英美法有衡平法，德國歷史法學同樣強調民族精神和傳統習俗的重大意義，它們都通過某些方式將現實中千變萬化的事勢納入司法過程。這也讓我們不能不對「法的確定性」，以及怎樣的「確定性」進行更徹底的反思。當然，在現代，司法引入情境化判斷時，亦需要嚴格遵循法定的程序，使得價值判斷能夠規範化地存在於司法裁判當中，從而在正當程序中體現出司法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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