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產業政策爭論背後的經濟學範式

來源：天則大家對話

《米塞斯大傳》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第一個意義是有利於我們正確理解市場經濟。這本傳記講了米塞斯思想的形成過程，米塞斯的思想，進一步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我覺得總的來講對真實市場的理解最到位、最透徹，是真正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它要比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的理解深刻得多，儘管它在形式上沒有新古典經濟學那麼優美，那麼數學化。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難，一些重要的方面在倒退，過去形成的一些認知在逆轉，這與傳統經濟理論對市場的誤解有關，《米塞斯大傳》的出版，有利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傳播，有助於澄清一些理論誤區。

第二個意義是給做學問的人一種精神力量。當代經濟學家中像米塞斯這麼經歷坎坷的人可能不太多，我們知道好多傑出的經濟學家在活著時候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至少在大學或其他學術機構里有一個非常體面的職業，但米塞斯這樣偉大的學者在大學裡面找不到一個正式職位，但是他沒有放棄，心無旁騖，一直堅持自己的思想，不斷發展，寫成了《人的行動》這一輝煌巨著，用幾乎是私塾的方式培養學生，使奧地利學派的火種在美國興旺起來。他活著的時候，好多學者對他不以為然，認為他只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鼓吹者，甚至「不學無術」，沒有多少真正的經濟學思想，只是在他死後，他的思想才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他靠什麼支撐著自己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活到92歲高齡？是他對自己理論的信心，對自由的信仰。我相信，在經濟學家以及其他學者中，他是一個偉大的楷模，是一位聖賢，超越很多其他傑出的同時代經濟學家。

我下面主要想談一下關於經濟學範式的問題，當前有關經濟政策的一些爭論與此有關。大家很清楚在上個世紀20和30年代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可行性的大爭論，發起者就是米塞斯。在二十年代那個時期，計劃經濟在好多國家蠻有吸引力，蘇聯已經開始搞計劃經濟。二戰之後從50年代起，中國以及好多發展中國家都開始搞計劃經濟。米塞斯最初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孤軍奮戰，反對計劃經濟。後來哈耶克加入了，但仍然是寡不敵眾！

這場論戰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一方，蘭格、勒納等為另一方。直到米塞斯1973年去世之前，主流的觀點是在這場爭論中米塞斯、哈耶克一方輸掉了，蘭格等計劃派勝利了。蘭格曾譏諷說，應該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大樓里給米塞斯塑一座雕像，因為他使我們真正認識清楚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能成功，我們應該感謝他。但米塞斯去世之後又過了將近20年，蘇聯和東歐的計劃經濟突然崩潰了，證明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方才是正確的。這場爭論非常有重要，但經濟學家沒有真正發掘這場爭論的精神財富，它的學術價值。我們現在承認計劃經濟失敗了，但我們沒有認真反思為什麼在那個年代，像蘭格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能夠用新古典經濟學範式證明社會計劃經濟的可行性，為什麼那麼多著名經濟學家，包括薩繆爾遜和熊彼特這樣的人，都認為至少理論上計劃經濟是可行的。人們常說社會科學不可以實驗，但計劃經濟真真切切是一場實驗，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思想實驗，這場實驗得到了許多經濟學家支持。現在實驗失敗了，而且人類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價，但是為什麼辯論中曾經的贏家變成了輸家，輸家又變成了贏家，我們沒有在理論上真正梳理過，好像那場大爭論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多次強調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我們有必要回溯上個世紀30年代那一場大爭論，現在來看實際上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計算的爭論，而是經濟學範式的爭論。

米塞斯認為，市場是一個過程，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要素市場，沒有自由價格，計劃當局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經濟核算問題。蘭格證明，通過引入一般均衡的「瓦爾拉斯拍賣機制」，計劃當局可以模擬出價格，解決經濟計算問題。蘭格用新古典主義範式證明計劃經濟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很容易說服主流經濟學家，在實驗還沒有見分曉的時候就宣布自己贏了。但蘭格其實根本沒有理解米塞斯問題的實質。這場爭論涉及的經濟學範式差異，米塞斯一開始自己都沒有認識到，他曾說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不是真正的思想或者分析方法的爭論，而是詞語的爭論。後來他認識到這一點，與哈耶克有很大的關係。米塞斯講沒有生產資料的市場、沒有要素市場就不可能進行經濟核算，計劃當局就沒有辦法有效地分配資源於不同的部門。哈耶克進一步講，為什麼計劃經濟不可行？因為經濟計算所需要的知識、信息都分散在每個人腦子裡，尤其許多知識是主觀的、默性的， 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除了當事人自己實際運用或通過價格機制傳遞，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獲得。

我們想一下，如果所有的知識都可以科學化，都可以變成一個公式或一個數字，會傳播得非常快，收集信息不是問題；但如果這個知識本身是默性的，難以描述，擁有知識的個體自己都沒有辦法表達清楚（套用老子的一句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說出來的東西就不是它了，那就沒有任何一個中央機關能夠獲得這些信息。上世紀30年代還沒有計算機，現在計算機發達了，有了雲計算、大數據，按照蘭格的觀點，計算能力應該不是問題了，但是按照哈耶克的觀點，我們仍然無法獲得哪些分散化的主觀信息，制定出一個有效的集中計劃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說這場爭論是範式之爭，涉及認識論問題。

按照新古典理論，市場就是一個資源配置的機制，就是給定資源、偏好和技術情況下，如何使得資源得到最佳配置。但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市場首先是一個認知機制，其主要功能是發現和傳遞信息，使得每個人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這兩種範式對市場的理解很不一樣，引申出不同的結論。

舉一個例子，在現在的經濟學界，一個主流的觀點是，如果信息不對稱，就會導致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干預。為什麼這樣呢？因為在新古典範式里，市場的有效性是在完全信息、對稱信息假設下被證明的，既然市場的有效性依賴於信息的對稱和完全，如果現實中信息不完全、不對稱，市場有效的提前就不成立了，結論自然是市場就失靈了。但按照哈耶克的觀點，正是因為信息不對稱，我們才不得不依賴於市場解決問題，才需要市場價格作為信息發現機制和信息交流機制；如果信息是對稱的，每個人都知道所有其他人知道的東西，計劃就會非常有效。

所以從不同範式得出的結論完全不一樣。我要補充一點，我真正相信的一點：市場的優越性正來自信息不對稱，因為市場以分工為基礎，沒有分工就不會有交易，而分工意味著每個人只知道一些與自己所從事專業直接相關的專業知識，並且對任何產品，生產者總是比消費者知道的更多，這就好比作為經濟學家，我們不需要了解太多有關物理、化學、生物等方面的知識，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成為經濟學家。分工和專業化之所以能提高生產率，正是因為每個人只需要少量的專業知識，但交換使得整個社會的知識數倍於任何單個人擁有的知識，這就是市場的優越性。所以說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不僅不構成市場失靈的理由，恰恰是市場有效性的源泉，也是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如果信息不對稱市場就失靈的話，市場從來就不可能存在。換一個角度來講，按照新古典範式，如果市場有效性要求的那些條件都得到滿足的話，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一樣有效的，我們根本不需要搞市場經濟，搞計劃經濟就行了。

進一步講，新古典理論里沒有企業家，也不需要企業家，因為它的假設本身就使得企業家毫無用武之地。如果信息完全，偏好、資源和技術都給定，數據本身就包含了結論，決策只是一個程序性計算問題，最優選擇是唯一的，就像學生考試有標準答案一樣， 如果某個學生算出的答案與標準答案不一樣就錯了。但在真實市場上，決策是決策者的一種主觀判斷，判斷意味著即使同樣的數據，不同的人結論會不一樣，有人說這個應該做，有人說不應該做。為什麼同樣的數據不同的人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因為有一些重要的知識不在可利用的數據里，特別是有關未來不確定性的判斷永遠不在數據里。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企業家，才需要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就是面臨著一個不確定的世界要做出自己的判斷，這些判斷是沒有辦法完全基於現有數據的，今天的大數據也沒有辦法替代企業家的判斷。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有關產業政策的爭論本質上是範式的爭論，甚至可以說是上個世紀30年代的那場爭論的繼續。擁護產業政策的人用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範式，按照這個範式，市場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而且會出現各種失靈，所以需要有一個中央機構協調，這個機構比市場中的企業家掌握更多的信息，因此可以糾正市場的失靈。這跟50年代計劃經濟思想完全一脈相承。

當然，我不是說堅持新古典範式的經濟學家一定會擁護產業政策。確實有一些堅持新古典範式的經濟學家是反對產業政策的。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上世紀70年代在新古典範式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公共選擇學派提出了「政府失靈」理論。用政府失靈理論對抗市場失靈理論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比只有市場失靈沒有政府失靈的理論要好，但理論上不能給出確定性的結論，因為究竟哪一個失靈更嚴重，是一個經驗問題。

如果我們按照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論理解市場，市場是一個發現和傳遞信息的過程，主要是通過企業家的警覺和判斷來協調供給和需求，使得市場趨於均衡，沒有分散的企業家活動，市場就不可能趨於均衡。進一步講，按照熊彼特的觀點，經濟發展來自企業家的創新（事實也如此），創新同樣是不可預測的，充滿了一系列的不確定性，像科學研究一樣，真的不知道哪一個探索最後會成功。如果我們這樣理解市場，這樣理解企業家，我們就知道為什麼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

概括地說，導致計劃經濟和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有兩個，一個屬於認識論問題，一個屬於激勵機制問題。傳統經濟學關注激勵機制，對認識論問題沒有重視，但認識論問題恰恰是上個世紀30年代那場爭論中最本質的分歧。正是認識到這一點，哈耶克後來相繼發表了經典論文《經濟學與知識》和《知識在社會中的使用》，可惜這兩篇論文的思想至今還沒有融入主流經濟學的範式。哈耶克告訴我們，人類很無知，知識很有限，由於這個有限性，就需要通過分散化決策發揮每個人的企業家精神，允許每個人去試錯，惟其如此，分散化的知識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在分散化決策情況下，有些人成功了，另一些人失敗了，成功創新就得到擴散，變成一個產品，一個企業，一個行業，整個經濟就發展了，失敗是人類探索付的代價而已。

產業政策就像押寶一樣，這個寶一般是押不準的，即使政府官員都廉潔奉公，沒有任何私利，政府制定產業政策也不可能比分散化的企業家決策更可取。我們可以簡單想像一下，如果每個人有90%的可能性犯錯誤，10個人分別決策的話，同時犯錯誤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個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個人成功了社會就有了這個產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個決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當然創新面臨的是不確定性，成敗沒有概率分布可言的，任何市場調研都不可能消除這種不確定性，應對不確定性只能依賴於企業家的警覺和判斷，包括企業家對人性的理解。我們不要以為有專家幫助，政府就可以制定出成功的產業政策。專家能夠說出的其實都是硬知識，不是至關重要的軟知識，就對未來的判斷而言，專家是沒有任何優勢的，專家決策和官員拍腦袋決策不會有本質的區別，甚至可能更糟。我推薦大家讀一讀威廉·伊斯特利的《威權政治》，作者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這本書講的是要警惕技術專家的暴政，這也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多次告誡我們的。技術專家以為只要一個國家的威權政府接受了他們的建議，這個國家的經濟能得到很好的發展，為了實現他們的宏偉藍圖，他們通常會忽視個人權利，特別是窮人的權利。當然事實證明，他們所推崇的發展計劃很少成功。

《米塞斯大傳》的出版，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的範式。如果不能理解經濟學範式的差別，你就沒法理解，或者不能充分明白，當前有關產業政策爭論的真正問題所在。但是，我們也看到範式的改變如此艱難，所以計劃經濟的失敗並沒有撼動傳統的經濟學範式，結果是，計劃經濟的幽靈不時披著產業政策的外衣在一些經濟學家的擁戴下粉墨登場！

（本文是作者2016年9月23日在「《米塞斯大傳》發布會暨米塞斯思想研討會」上的發言。已經作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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