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前夜，胡適和美國主戰派有何密謀
[摘要]我們不難想像，1938年「受命於敗軍之際」的「過河卒子」胡大使，在孤立主義盛行的華府，曾艱難熬過怎樣的三年。
2007年，我在台大的老師吳相湘以九十五歲高齡在美去世。我的學生劉曉藝來我辦公室談及，以為衡以吳先生之高壽，可以見證五四以來的整個近代學術史，未能寫出一本全面的回憶錄實在可惜；話題從學術史又轉到吳相湘與胡適的關係。曉藝以前讀過吳相湘寫胡適的文章，也讀到過胡適發犟牛脾氣、不肯給吳相湘看日記的軼事，於是問我，當年是否曾有緣見到過「我的朋友」胡適。
——咦，這麼說起來，的確是有一面之緣，而且是相湘老師安排的。
1959年，我在台大歷史繫念三年級，吳相湘老師時為我們開一門近代史書目課程，暇時表示願意為幾位他的學生別示快捷方式，帶我們去造訪一下去年剛剛結束寓公生活、自美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之先生。念歷史的學生自然不肯錯過這樣的好機會，於是我們一行七八個人——記得汪榮祖、龔忠武、李楣和劉顯叔都在內——在吳相湘先生帶領下，浩浩蕩蕩來到南港中研院的胡適寓所。具體的日子，因本人並非胡適之那樣「有恆心的日記作者」，兼歲月相隔太久，已經淡忘——當在夏季，若非接近暑假的五月，就是新近開學的八月。
我們在一間簡樸潔凈的會客廳落座，有工作人員上來待茶。老實說，在我們與胡適之先生短短的一個半鐘頭面晤過程中，相湘老師談興最高，吹牛的時間居多，以致大家有話題都沒怎麼能夠展開敘談。
當時台大歷史系教授中英才濟濟，近代史部分，除了吳相湘教的課我們喜歡上之外，李定一先生的課也大受歡迎。李先生為人和藹可親，他的太太是我在初中時的歷史老師，夫婦兩人都對我照拂有加。李先生教一門《中美關係史》，內中有關於胡適於抗戰中爭取美援、在華府折衝尊俎的故事，最為精彩。我本來有意想在這方面向「我的朋友」提幾個問題，可惜會談結束的時間匆匆已至，我們只有告辭而去。
這樣地去了解一個人自然是膚淺的。因此我從未對人談及這次親聆「胡適禮拜」的經歷，若不是曉藝問及，自己幾乎已經忘記。我台大畢業後來赴美，在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就讀，博士畢業論文是關於汪精衛的；這個論文的選題多少與家翁陶希聖先生的經歷有關——這是本話題以外的故事，在此不及詳述。我的研究領域後來轉向明清史和婦女史，但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半生，我對近現代史始終懷有強烈的興趣。習近現代史不能繞過胡適這個關鍵詞，諸多當年的同學好友，如周質平、李又寧等，都成為胡適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我的師長、胡門弟子唐德剛更是胡學的創始人之一，我特意在此敘述這樣一件與胡適相關的微不足征的小事，是因為歲月流轉，人物星散，如今尚在人世而以成年的身分見過胡適的人，都已在望七的高齡了。
話說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在印第安納讀博士時，有位羅伯特·斐羅先生（RobertH.Ferrell），教授「美國外交史」課程，他開出的參考書目里，有一本查爾斯·畢爾德（CharlesBeard）的《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CharlesA. BEARD,Presi?dent Rooseveltand the ComingoftheWar1941:AStudyinAp?pearancesandRealitie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48.）最有意思。斐教授本人對羅斯福頗有研究，課堂每當講到這位總統必冠之以「老狐狸」的稱呼，令人忍俊不禁。他有本專著研究羅斯福在白宮瀕死的最後歲月，但他本人對珍珠港的態度是比較隨眾的。同樣研究美國外交史的畢教授的看法卻很不「隨眾」。他認為羅斯福表面與美國朝野的孤立主義附和有聲，暗中卻希望早日開戰，於是不惜耍了一系列陰謀與陽謀以激怒軸心國「打出第一槍」。希特勒聰明地躲開了這個陷阱，日本卻上了鉤；畢教授的看法，離確說羅斯福事先已知珍珠港事變的陰謀論假說只差一步之遙，裡面使我格外感興趣的是，他對當時的駐美大使胡適的敘述和評價。
在畢教授嘲諷的筆下，胡適被寫成是一個「圓熟的自由主義者，在東方和西方社會都遊刃有餘。他一度被蔣政府的特務機關列入黑名單，如今他挾『自由主義者』的身價資本來到美國，捨身而服務於同一個蔣政府。日復一日，那些中國人和他們的代理人們一個小時都不歇氣地狂轟濫炸著國務卿赫爾，抗議著任何與日本達成妥協的可能性——華盛頓在此情形下已經變得歇斯底里了」。
畢教授顯然喜歡「歇斯底里」這個詞。他這裡說的「華盛頓」實際上是指赫爾，而赫爾又把他「歇斯底里」的原因歸結為「蔣介石發送了大量『歇斯底里』的電報給各位閣員和高官，獨獨繞過國務院，有時甚至繞過總統。」赫爾並且以怨誹的口氣提及，「蔣介石將他的舅子弄到華府來坐鎮，每當有可怕的報告（指與日方的緊張關係）出來，這位舅爺就有辦法在媒體面前將其消解化去」。
我想畢教授的意思是，美國人民根本無意跟日本作戰，日本方面的「和平努力」也是相當有誠意的；但羅斯福既先有了這個心，胡適、宋子文等又終日「轟炸」著原本也反戰的國務卿赫爾的腦袋，直到搞得他身心俱「歇斯底里」為止——於是郎有心妾有意，狡猾的美國總統和狡猾的中國政客聯手在一起，終於成功地綁架了美國人民，從此美國走上了參加二戰的不歸路。
從反語裡面讀歷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自行文里想像胡適拿著鐵棍敲擊赫爾腦袋、直到把對方敲昏的樣子，不覺連聲失笑。
需要指出的是，畢教授的一家之言，並非為一種獨立的聲音。關於珍珠港事變是、或幾乎是羅斯福政府陰謀論的說法，從VJ-Day（對日抗戰勝利日）之後就一直甚囂塵上，對它們的統稱是「珍珠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者雖然各自表述，但一般有兩個共同的看法，一是美國本來可以避免對日作戰；二是「目的不能合理化手段」。修正主義論江山代有才人出，在美國史學界至今餘波未休，再此就不一一詳述了。
1990年，我受邀在亞利桑那圖桑南部的小城「綠谷」做一場演講，題目為「基督教在中國」。此前，我曾應台灣王成勉教授之約參加過他主辦的「宗教與中國」國際會議，自覺對此類題目可以勝任，所以欣然驅車前往。演講結束之後，接待我的一位約翰·霍恩貝克先生請我去喝咖啡。霍恩貝克先生年約六十歲，身量不高，談吐之間，安靜謙抑如英國紳士，令人感到他一定來自頗具修養的家庭。因為他名字並非日常可見的通俗姓氏，如英諺所言，這個姓氏在我耳邊「響了一聲鈴」。
我試探問道：「三十年代美國國務院有位遠東司司長，名叫斯坦利·霍恩貝克（Stanley Kuhl Horn?beck,1883-1966），二戰期間此人是國務卿赫爾的資深政治顧問，與閣下可有關係？」
約翰·霍恩貝克欣然道：「他是我的一位堂叔。」
原來霍恩貝克家族的祖上是來自荷蘭與德國的新教徒，傳至斯坦利·霍恩貝克已經七代。霍恩貝克一生際遇，得自於獲羅茲獎學金而入讀牛津，否則他很可能籍籍無名地在科羅拉多教一輩子中學的拉丁文了事（當年科羅拉多的那家中學徵求教師，要求兼通拉丁文和化學，霍恩貝克只懂拉丁文不懂化學，還險些遭到淘汰呢）。
我說：「中國的戰時駐美大使胡適，與令叔為至交，兩人曾在華府親密合作，為促成一系列美援政策做出貢獻。」
斯坦利·霍恩貝克是二戰期間美國國務院專家裡最炙手可熱的「紅人兒」，也是國務院第三號人物。他的頂頭上司、國務卿赫爾其實並不太精通東亞事務，許多方針的制定都賴霍恩貝克輔佐。霍恩貝克一生致力於推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最痛恨日本入侵中國於美國遠東利益的損害；雖然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對中國的態度有過浮動，但整個二戰期間，他是鐵杆的親華反日派，且私交與胡適甚厚。在制定一系列親華政策、推動美援發放的過程中，霍恩貝克多次繞過赫爾，直接與羅斯福站到一條線上。可以想見，如果當年華府內部沒有霍恩貝克這個人，則中國尋求美援、與美國結成反法西斯同盟的道路還要走得更艱困、更久長。
回應著我說的史實，約翰點頭道：「非特有此。珍珠港事變將要發生的前夜，即美國東部時間的十二月六日，晚間，胡適就在我堂叔的家中密談。」
我不覺大為驚奇，「閣下又何以得知？」
「因為那晚是星期六，本來是我家與堂叔一家約好的家庭晚餐聚會。那時我才不過十歲左右，只記得晚飯遲遲不開，肚子飢餓難忍，可是斯坦利叔叔在書房與一位中國客人關門密談，久久不出來。我父母告訴我，這位中國客人，就是當時的駐美大使胡適。隔了很久之後，胡適終於告辭，我們開始吃飯。但是在餐飯杯盤間，斯坦利叔叔一直憂形於色，一言不發，看去心事重重。次日，珍珠港事件就爆發了。」
寫到這裡，才算千呼萬喚出本文的正題：胡適與美國遠東事務資深顧問霍恩貝克的關係。不是筆者故意藏虛，實在是有太多前因後果需要交代。
「他們二人密談什麼呢？」
「這我如何能夠知道？」約翰笑道，「他們會事先知道珍珠港嗎？」
「陰謀論假說是這麼認為的。」我也笑道。
「有件事我覺得奇怪。斯坦利叔叔去世於1966年，但戰爭後期的1944年，他忽然受命外放為荷蘭大使。他臨行前，留下文件數箱，並囑咐家人，如萬一他遭遇不測，這些文件一定要燒掉，並且家人也不可以查看。」
「啊，霍恩貝克檔案不是都收錄在斯坦佛的胡佛檔案館嗎？」
「那想必並不是全部。」
我記得胡適日記的1941年部分，獨缺8月至珍珠港一段，不知是遺失了還是刻意未曾收錄。本著「大膽假設」的精神，我願意與約翰·霍恩貝克先生探討一下他的堂叔、當年美國國務院第三號人物斯坦利·霍恩貝克是否提前知道珍珠港異動的可能，但他說，他當年只是一名少年，以上所言，即為那次晚餐的全部記憶。我也只好作罷。
「令叔可曾在家人面前提及胡適？」
「在我父母面前一定談得更多。他與胡適的友誼維持了終生。我記得的是，有一次，他曾提起，他與胡博士在三件事上有著『奇怪的命運相似』。」
「哪三件事？」
「他考取羅茲獎學金留英，胡適考取庚款留美，從此各自改變人生路途，此其一；第二，他二人在考取改變人生的獎學金之前，都曾任中學教師；第三，兩人都是學者從政。」
約翰說的確實為事實。胡適在考取庚款前在上海的中國新公學教英文，又在華童公學教國文，大約與斯坦利·霍恩貝克屈就在科羅拉多教中學拉丁文的情形很堪一比吧；霍恩貝克於1928年離開哈佛的教職赴國務院就公職，得到哈佛校長洛厄爾的特別首肯，其後接替他教遠東史的就是費正清；胡適則是1938年自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位子上出任中國戰時的駐美大使。所不同的是前者再也沒有返回學術界，後者則成功地回去了。也許，兩人的惺惺相惜，正緣於此。
「令叔晚年對紅色中國異常敵視……」
「意料之事吧。但那時他已經垂垂老矣，做不了什麼事了。真正禍害朝野的是麥氏。」
「呵呵，如今提到麥卡錫，在中國人人耳熟能詳；提到霍恩貝克，知者卻很少，我都覺得不公平吶。」
「鮑教授以後如有機會，希望能以中文撰文，向你的國人宣傳一下。」
「有機會一定儘力。」
一晃17年過去了，不知那位約翰·霍恩貝克先生是否尚在人間。他告訴我的有關胡適和斯坦利·霍恩貝克的故事我卻從未忘懷。
之所以提筆寫下這個故事，是因為覺得我國史學界對胡適和霍恩貝克在華府時期的交誼關係介紹無多；兩位同樣為書生從政的中美人物，在中華民族的危急時刻，在美利堅合眾國的轉折關頭，曾經聯手參與促成中美反法西斯同盟的這段往事，值得我們今日做歷史的人予以昭揚。讓我們不妨兼蓄著他們不過是「各為其主」「各為其母國利益」的成見心態，看看這兩位高貴的先生之所為吧！
中國抗戰八年，前四年都是在絕境中獨自苦苦支撐，淞滬、武漢會戰既畢，國軍菁華傷亡大半，東南膏腴之地盡失；有人問，西遷入重慶的蔣氏，與偏安於杭州的南宋趙氏相比如何？我的答案是：時局之艱，不能同日而語。趙宋雖然失卻北方平原，仍然據有肥沃的長江下游和湖廣，而蔣政府除了西南一隅已經別無所有（雖有未被日軍侵佔之省地，也在別路諸侯軍閥的轄下）。直到美國因珍珠港事變被拖入我方陣營，戰局才出現柳暗花明的變化。今日的史家，常因看到美國參戰後給本國帶來的巨大利益而忽略美國戰前孤立主義盛行的情勢，以為參戰既為美國長期利益之所趨，則美日之間必有一戰；殊不知，即在珍珠港事變的前夜，民意調查仍在顯示，反戰的人民仍高居八成之多。一個民選出來的總統，一位在競選中曾經允諾選民、絕不會將他們的子弟送上戰場打仗的總統，無論他作為政治家的另一面是高瞻遠矚還是老奸巨猾，他總不可能違拂人民的意願而行吧？
我們不難想像，1938年「受命於敗軍之際」的「過河卒子」胡大使，在孤立主義盛行的華府，曾艱難熬過怎樣的三年。他是當時世界各國駐美大使中行旅最頻、演講最多的一位。為了給窮困危難中的祖國節省差旅費，他乘坐火車跨越美國大陸，從東岸一氣行至波特蘭，沿途演講，住最簡陋的旅館；累出了心臟病，住院77天，一張重病的醫藥費單據耗掉一年的薪水，他寧向朋友借款，也不肯接受孔祥熙送來的三千美金支票；每一個觥籌交錯的微笑後面，都有他為國家留住青山的苦心；在李國欽、陳光甫的幫助下，1938年12月，胡適促成了著名的「桐油貸款」，等於他上任後的「開門紅」；隨後，「滇錫貸款」相繼而來；1940年7月，美國對日禁運廢鋼鐵和汽油，這如一把寶劍，堵在日本法西斯軍事擴張的命門上。禁運固然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但與胡適、宋子文等在華府的活動也是分不開的（兩人的矛盾則是另外一事）。須知戰前中國的對美貿易，只佔美國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三的份額；而日本卻是美國的第三大客戶、買家。美國此舉，無疑有在道義上援助中國的成分。無怪美國駐日本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C.Grew）後來在談及珍珠港時痛心疾首地說：「外交的失敗，是因為外交手段並未用於制止戰爭，而是用於促其發生。」胡適駐節的後期，近受「太上大使」宋子文的牽制，遠遭蔣氏的猜疑和國內浮議的批評，可以說是在黯然中下台。如今我們審視先賢的行跡，不能不將應屬的榮光歸還其人。
再說霍恩貝克。他上頭是一位內心不希望美國參戰、不希望激怒日方、只願意給中國提供有限援助的上司，再頂頭的上司是一位謹言慎行、處處需要顧及連選利益和政聲，處處受制於民調的滑頭總統，可以想見其日子難過。根據財長摩根索的日記，為針對日本的鋼鐵禁運事，摩根索在國務院與赫爾爭執不下，他們二人將霍恩貝克召入後，霍恩貝克說了一番話，摩根索「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因為霍恩貝克同意此事理當遵行。」那麼，霍恩貝克說的是什麼話呢？原來他說的是：「事實上我方正從幾方面對日本人施壓，我們完全應該如此。」據胡適1940年7月25日的日記，「午後兩點，得館中電話，知白宮宣布，把廢鐵，廢金屬，汽油，汽油產品列入禁運物品之列！我大高興。此即S.K.H.（霍恩貝克）所謂『好消息』，吾友果不欺我！」（《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欣慰之情溢於言表。胡適日記中，自1938起，至1943年止，凡與霍恩貝克一起吃飯、深談、探病、寫信、茶會、公宴之處，多至不能枚舉，胡適多半就親昵地簡稱他為「S.K.H.」，霍恩貝克實在為胡適戰時大使任內、及卸任後兩年內的日記中出現最頻的美國政界人物的名字。
說了半天，霍恩貝克與珍珠港最深切的關係在何處呢？我認為其端有二。一是，霍恩貝克參與摧毀了一個已在醞釀中的日美雙方最高級別領導人峰會（Summit）的可能；二是，霍恩貝克在已經忍怒待發的日方情緒的火苗上添加了最後的一桶催化劑。珍珠港前十日，他參與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提出，若要解除對日本的石油禁運，日方需要先從中國完全、徹底地撤軍——這當然是已經吞下中國這塊肥肉的日本萬萬不肯答應吐出的。次日，霍恩貝克又提出了一個估算，即日本有多大可能、會膽敢在1942年3月1日之前對美髮動戰爭，他認為這個可能性不足五分之一。因為這個錯誤的估算，霍恩貝克多年來已經為歷史學家所訕笑，修正主義論者自然視他為故意導向珍珠港的禍水，即使正史專家也以為他有失職之嫌。然而他晚年為珍珠港聽證作證時，雖然承認自己曾低估日本的實力，卻堅持認為，美國應「關注涉及自由、獨立、公正和安全的原則與實務，甚於任何其他國家」，他並未對珍珠港之後的歷史進程感到抱歉。
我想，凡我華夏子孫，無論來自大陸還是台灣香港，都應記得這位斯坦利·霍恩貝克先生在二戰中的歷史地位——對中國，他是一位可恃可親的友人，對日本，他是一位可怕強硬的鷹派；雖然主觀上講，他的政治作為不乏有保護美國的遠東利益的考慮，但我們不能完全否認，霍恩貝克和以他為代表的華盛頓親華政治勢力在中國問題上所展現出來的道德力量和理想主義色彩。霍恩貝克和胡適的交誼，正是為這樣的正義精神添寫了美麗動人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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