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心目中的胡風事件

巴金

一

與很多競相表態的文化人一樣，巴金在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必須「參戰」，「表演」，落井下石。這是他建國後第一次（被要求）參加政治運動，他先後寫下了《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談別有用心的〈窪地上的戰役〉》、《「學問」與「才華」》、《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關於胡風的兩件事情》等批判文章。與當時的很多幾乎是「乞斬」胡風的批判文章相比，如《胡風——最陰險的敵人》（劉白羽）、《清洗胡風，懲辦胡風》（周立波）、《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酷》（夏衍）、《堅決消滅蔣匪幫這條惡狗——胡風》（羅蓀）等，巴金的文章可謂「溫和」，但這在事後仍讓他感到深深的自責，為之感到「噁心」、「羞恥」。文革後，關於胡風集團問題曾經有過3次平反：1980年9月，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反，認定「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是「一件錯案」，解決了政治問題；1985年11月，胡風去世後，追悼會前，為胡風在上世紀20年代擔任所謂「反動職務」，寫過「反共文章」，「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等歷史問題平反；1988年6月，為胡風文藝思想、與他人結成小集團、進行抵制黨對文藝工作領導的宗派活動、損害文藝界團結等文藝問題平反。至此，胡風問題經過步步澄清，終得徹底平反。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發了給胡風再次（也是最後）平反的消息。

建國後，巴金印象最深的，也是他不得以被裹挾其中的運動有3次。他在《懷念胡風》中說：「……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賬，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慄，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爭』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顯然，巴金是在為自己沒有「掉進深淵」而慶幸，但我們也明顯感到，他對三大運動充滿了恐懼與自責交織的痛苦記憶。1949年後，巴金一直試圖遠離思想文化領域政治鬥爭的漩渦，為寫作爭取時間。他拒絕了馮雪峰邀請他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請求，他的理由是自己「不會辦事」。顯然這只是託詞，因為他曾經主持過文化生活出版社，而且辦得有聲有色。他勸馮雪峰本人也不要答應，因為「事情難辦」，他可能已經敏銳感覺到辦事環境已不同於二三十年代，政治因素給當時社會生活帶來很多複雜的未知數，可以說這也是巴金拒絕的真正原因。同時，他擔任了一些名義上的政府和文學界的職務，但他卻不願意捲入任何無謂的政治是非的爭論。他說：「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政治形勢的發展不但使他事與願違，而且逐漸增加他「被拋出來」的恐懼。因為恐懼，所以要「不斷檢討」，以求自保；更由於巴金的身份，在重大政治運動到來之際，除了批判會上的檢討之外，經常被要求寫批判文章，做公開表態，過關。

胡風

巴金晚年寫作其帶人生總結性的隨筆集《隨想錄》，專註於過往的回顧與反思，關於胡風事件的話題可以說一直存在他的心中。首先，巴金因自己當年寫過批判文章對胡風心存愧疚，有債要還；其次，反胡風運動對巴金精神世界的影響非同小可，成為1949年後巴金思想的一個轉折點，他在晚年回憶說：「老實說這個運動對我來說是個晴天霹靂，我一向認為他是進步的作家，至少比我進步。」之所以引起巴金「晴天霹靂」般心理震撼，一是國家政權居然以政治批判的手段懲處胡風這樣的進步作家，居然「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二是進步作家尚且受如此對待，如果做推人及己的考量，後果難以揣度。如果說批判《武訓傳》是為了清除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為了清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批判胡適是為了清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影響；那麼，反胡風運動則顯然是為了清除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異己思想。而所有這些思想整肅的對象都是知識者群體。經過數次人人自危、人人過關的政治大批判，實際上清除了一切思想，知識分子在恐懼中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意願，進一步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出十足的犬儒心態。反胡風運動對巴金及整個知識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巴金有足夠的理由把它寫出來。但是，巴金卻把這一話題放在了《隨想錄》的最後一篇《懷念胡風》中，藉此寫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胡風冤獄。之所以如此安排，可以有很多種解釋，是很多原因促成的，不過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巴金《隨想錄》寫作的言說策略使然。

二

1981年巴金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訪問時，曾談到胡風問題，他說：「批判胡風的時候，我也『人云亦云』，站在批判者的一邊。現在他早已恢復了名譽，恐怕沒有反革命的事吧，我在反省自己當時的言行。不了解事實的真相就發言，這是不行的。」）這段話距1980年9月胡風的反革命集團案在政治上平反僅有半年時間，巴金可以說做到了適可而止，他只談中共已經做出結論的事情，這是當時話語條件決定的，也是保證言論「可傳播」的要求。巴金當時剛剛出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代理主席一月有餘，而且給胡風政治平反的消息並沒有在媒體上公開，以他的身份向國外傳媒談論未公開的重大政治事件的結論，雖然用「恐怕……吧」的口氣說出，觀點與中共的結論也無二致，但還是需要拿出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同時，巴金在涉及意識形態敏感話題時，總是由個人經驗、自我反省入題，一則可緩解與政治規矩的緊張關係，二則從個人覺醒（經驗反思）到人人覺醒也確實是打破意識形態壟斷的最佳途徑。巴金的言說為了傳播而在政治規矩與打破政治禁忌的中間地帶尋找平衡，這種平衡的微妙之處在於，在當時如果不觸及時忌，那麼言說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無法真正推動思想解放的發展，如果要觸及時忌，那麼在言說的具體方式上就必須多加考慮。正如巴金所說：「你講真話會受到壓制，但我還是要寫，用各種辦法說真話，想各種辦法發表。」他所謂「辦法」，既包括了言說的「戰略」，也包含了言說的「戰術」。

雖然巴金說他1981年已在「反省自己當時的言行」，但在此後的6年里他終究沒能完成關於胡風的隨想寫作。從時間上看，巴金的《隨想錄》到接受日本記者訪問時已經寫到了第65則《懷念方令孺大姐》；從已寫出的隨想內容看，他對建國後的批判運動、對文革、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等問題都有深入思考。而且寫下了對麗尼、雪峰、靳以、方之、老舍、烈文、趙丹、茅盾、方令孺等友人的懷念，對自己在政治運動中對馮雪峰、柯靈落井下石的行為作了反省和懺悔。在隨想中涉及反右派運動的篇章有《三次畫像》、《紀念雪峰》、《悼方之同志》、《究竟屬於誰？》、《一封信》、《「緊箍咒」》、《懷念非英兄》等7篇。最早的《三次畫像》寫於1979年3月，錯劃的右派雖在陸續平反中，但中共對於反右運動的性質尚無明確結論。在這種情況下，巴金沒有談論反右的政治是非，而是從耽誤知識分子青春的角度談反右的危害，但其本意在否定甚明。

1985年12月，即胡風去世後，關於胡風「歷史問題」平反的文件已下發，但追悼會尚未舉行，巴金在致梅志信中說：「您在信中提到的悼念文章我是要寫的。……一九八一年我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說：『……』我那個時候就想寫一篇《我和胡風同志》一類的文章，單是為了自己，我也必須把它寫出來。」從以上列舉的情況看，至少從1981年開始，巴金對反胡風運動以及自己在運動中的表現就有了深刻的反省，並且產生了寫作隨想的打算。他在《懷念胡風》一文的開頭部分說：「胡風逝世已經半年，可是我的腦子裡還保留著那個生龍活虎的文藝戰士的形象。關於胡風，我一直想寫點什麼，已經有好幾年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來，總感覺到透不過氣。但拿起筆我又不知道話從哪裡說起。」6年中，巴金寫過一篇關於「胡風分子」的隨想《懷念滿濤同志》（1982年3月），僅是記下了胡風分子滿濤在1976年荒誕不幸的遭遇，對胡風事件未予置評。他也曾經含蓄地涉及「兩個口號的論爭」（《紀念雪峰》），表示自己的憤慨；並且在《懷念烈文》中詳述了簽發《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的過程和魯迅先生的葬禮，但均未提到參與其事的胡風。

胡風是1985年6月8日去世的，從文章開始部分「胡風逝世已經半年」一句判斷，巴金《懷念胡風》一文的動筆時間應該是緊跟給梅志回信之後，即1986年1月15日胡風追悼會前後。按照巴金的話說，對這位亡友的還債是「遠遠過了期」，那麼，何以過期呢？經過幾年的反思又何以「不知道話從哪裡說起」呢？我想，巴金是在等一個合適的言說機會，而胡風事件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可說話題，一個可寫文本，最後可傳播，全部取決於對胡風的一紙平反文書。但遺憾的是胡風問題前後三度平反，歷經8年。甚至巴金寫作《懷念胡風》時，胡風問題雖經二次平反，但還留有「尾巴」。在文章寫作的8個多月中，作者另外完成了約15篇隨想，即《隨想錄》的最後一批作品，寫作密度非常大，但是《懷念胡風》一文進展得卻異常艱難，直到《〈無題集〉後記》寫完，仍不能最後定稿。這其中有衰老和病痛的原因，但主要是「怎麼說」的問題，「說什麼」對巴金而言也許早已瞭然於心，可把反思的結果講出來卻頗費周折，他在文章末尾說：「我想講真話，也想聽別人講真話，可是拿起筆或者張開口，或者側耳傾聽，才知道說真話多麼不容易。」 雖然講真話不容易，但巴金在文章中還是講出了真話，從個人的角度對胡風作了全面評價，一個隱晦但極有分量的「徹底平反」。

《懷念胡風》一文的主要內容可分為兩方面：作者與胡風的交往及對胡風的評價，作者在反胡風運動中的表現及對此的反省。前一方面主要涉及胡風的文學活動，文藝思想和以胡風為首的文人群體等問題，構成文章的主體部分，但這些內容正是中共沒有明確結論，尚未平反的胡風問題。而後一方面作者著墨不多，是已經有定論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和所謂歷史問題。作者在後一方面內容中記下了自己的「表現」和現在的愧疚之情，更重要的是指出這場政治運動給當事人（也提及路翎）造成的巨大傷害。作者不禁憤怒地質問：「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做法……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為了什麼？」。

巴金與胡風的文壇交遊是文章的主體，看似平淡的敘述，但其中卻包含著作者對很多所謂胡風問題的判斷。文章從二人在魯迅葬儀上的一件小事講起，一則因為魯迅在二人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二則因為魯迅在意識形態內部和讀者心目中具有某種天然的公理性，可以增強敘述的說服力，這後一點在言說效果上似乎更重要。文章敘事娓娓道來，很多地方看似閑筆，實則有深意存焉，但是如果不了解事件背景，很難體會作者用心並領會文章之妙。例如，敘述完「胡風丟錢，巴金資助」後，點出「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印象，任勞任怨，顧大局。」言下之意是胡風並非破壞文藝界團結。談到兩個口號的論爭，巴金委婉地說：「我們只讀過魯迅先生答覆徐懋庸的文章，我們聽先生的話，先生贊成什麼口號，我們也贊成，不過我寫文章從來不去管口號不口號。沒有口號，我照樣寫小說。」這既表明了作者自己對兩個口號的態度，也支持了魯迅在文章（《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對胡風的評價，胡風和魯迅站在一起，不存在抵制黨對文藝工作領導的問題。說起30年代在上海編的幾個刊物，巴金寫道：「刊物的銷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團結一些作家，各人喜歡為自己熟悉的雜誌寫稿。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雜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敬愛魯迅先生。大家主動地團結在先生周圍，不願意辜負先生對我們的關心。」 這裡指出的是，刊物團結一些作家很正常，不是搞「同人」雜誌，所以，胡風辦刊物，也並非搞小集團，搞宗派活動，大家是團結在魯迅周圍的。談及《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簽名、發表的經過， 作者似乎不經意敘述道：「事前事後都沒有開過會討論，也不曾找胡風商量。胡風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簽了名送來。」這裡實際上是說明胡風與宣言沒有直接關係，所以也不存在與當時中國文藝家協會的對立的問題。述及胡風與青年作者關係時，巴金議論道：「至於（我）編書，只是因為別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風，他把培養人才當做自己的責任。他自己說是『愛才』，我看他更喜歡接近主張和趣味相同的人。不過這也是尋常的事。」這裡實際上是從培養文學青年的角度澄清胡風在文壇搞小集團搞宗派的問題。關於胡風的文藝思想，作者寫道：「我們很少談到文藝問題」，「我少讀胡風的著作，對他的文藝觀也不清楚」。巴金「不讀」的理由是「我一直是這樣想：我寫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講我自己的話，不用管別人說些什麼。」「我讀過他那三十萬言的『上書』，不久就忘記了，但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對。」巴金的用意顯然不是在談理論和創作的關係，也不是僅僅說出自己和一般搞創作的朋友一樣不太關注理論，他要說的是理論就是理論，理論問題不是別的問題（如政治問題），所以，理論問題沒有正確與錯誤之分，何況又「沒有什麼大不對」。

《懷念胡風》以「我和胡風同志」為敘述視角，希望通過切實的個人經驗的回顧揩去潑在胡風及其同志者身上的污水。文章不是針對胡風具體問題的考證，也不是參與某些由30年代一直延續到新時期的文壇糾葛（「兩個口號」之爭）的論爭，所以作者沒有旁徵博引，辨析材料，揭露內幕，也沒有針對他人觀點一較短長，而只是將個人記憶中的某些歷史片斷恢復連綴起來，由此，歷史真相自然浮出水面，所謂胡風問題也就瞬間冰釋了。巴金在隨想中將胡風集團的幾條重要罪狀還原為文人間的尋常事，這是他巧妙的言說策略。當時胡風的文藝問題尚未平反，巴金在文中無奈地說：「他當時說過：『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會『心安理得』吧。這個冤案的來龍去脈和他的全過程並未公布，我也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沒法知道更多的詳情。」實際上，即便到了新時期，巴金對當年這樁「通天」大案也沒有干預的能力，他只有手中的筆，所可依賴者即是筆底流出的言論形成的輿論壓力。在文網稍弛而言路仍然不暢的當時，他不會沒有被指為僭越妄議的擔心，所以，在未有政治定論的問題上，他無法議論政治的是非。儘管巴金在胡風的反革命集團和歷史問題上，可以深入反思政治運動給當事人及整個知識界造成的巨大傷害，斥反胡風運動為「文字獄」，但在胡風的文藝問題上，巴金卻既要有言說的勇氣，又要有言說的智慧。因此，他不去否定對胡風文藝活動、文藝思想的政治裁判，也不去論證這種政治裁判的是與非，而是從自己與胡風的交遊出發，寫出自己對胡風及其文學活動的看法。例如，作者寫到30年代朋友們辦的幾種刊物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查封后，議論道：「其實我們既非集團，又無幫派，只是愛好文藝，願意認真寫作。幸而當時不搞運動，雖然禁了雜誌，還未搞什麼集團，劃什麼分子，否則我也無法在這裡饒舌了。」 這段對極「左」政治的尖銳批評定稿時被作者刪掉了，巴金知道，儘管胡風集團案平反了，但公開的議論仍要分寸適度。作者致潘季坰信中的一段也可作為佐證：「上海《文匯月刊》上發表的《胡風》文中有一句話『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就沒有毛病？』，『者』字也可能是誤植，也可能是編者有意增加，因為說文藝工作者的『毛病』（我自己後來改成失誤），不會犯『天條』。」將作者手稿和《文匯月刊》所刊文稿對照， 確如作者所言，原稿中並無「者」字，是誤植還是編輯增補，現在已無法考證，但可以推斷的是，巴金對行文的政治拿捏是非常敏感的，一字之差，與現實政治的關係便有天淵之別，儘管作者的原意是不怕犯「天條」。《懷念胡風》所記述的往事以能見出胡風的人品和進步性為剪裁原則，在胡風文學活動的敘述中蘊含的評價多與政治裁判暗相對照，把孰是孰非的判斷權留給了讀者。政治上的適度拿捏耗費著作者的心力，但巴金又能如何呢？

三

反胡風運動之後，巴金參加了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寫了多篇「過關談」，並且參加了對丁玲、馮雪峰、艾青等人的批判。在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巴金建國前的作品受到集中批判，多為政治性過度詮釋。1965年6月被指定參加對電影《不夜城》的大批判，作《謊言一定要給戳穿》一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巴金旋即受到批判，經受了煉獄般的考驗。在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中，巴金批判過別人，但更多是被別人批判，無論如何，這些都成為他《隨想錄》反思的對象。巴金除了以自己建國後政治運動中的個體經驗思考一些政治性話題之外，還主要反省了自己的「運動」心靈史和精神蛻變史。實際上，巴金並不是運動中的急先鋒，也不曾處身政治漩渦之中，他的「主動表態（自我批判）」不曾傷及別人，它對別人的批判多是被要求的「人云亦云」，相比之下，他受到的傷害更多。但是文革後，他沒有像有些人那樣糾纏於文革、17年甚至30年代的歷史恩怨，而是盡其所能由個人經驗出發反思30年來政治災難的演進過程，剖析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痼疾。

《隨想錄》作為一個以論議為主的隨筆集，主要以作者自我經歷中的人和事，以及當時的熱點話題來思考當代社會問題，尤其對文革給予了痛切反思，所以必然要與當代政治產生密切關聯，同時，由於文體上的特點，這種關聯表現得很直接。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中，很多問題，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問題，僅僅是可「說」話題，而不是可「寫」話題，而知識分子的真正「言說」不僅要求對象是可說的，更要求它是可寫的，而且寫出的文本必須是可傳播文本，能夠在當代中國的公共領域發表併產生文本的影響效應。很明顯，當代中國文學有著自身不能承受的政治之重，所以，知識分子要借文學完成有效的公共性言說，必須在保證可說、可寫、可傳播的前提下，選擇適當的言說對象和言說方式。

《懷念胡風》充分體現了這一言說限度，但也不時在尋找著意義擴張的間隙，掙扎著說出作者對胡風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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