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談民族文化復興：五大戰略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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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教授談民族文化復興：五大戰略至關重要

多彩貴州網2016-11-23

一、民族文化是民族認同的核心

人類文明是多元文明。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環境中，創造了各自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本，是民族凝聚與發展的深層動力。正確認識和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民族文化是民族內部彼此認同的核心，其基本要素有：服飾、節慶、語言文字、飲食方式、居住形態等。這些都是在漫長的歷史活動中自然形成的，與當地的氣候、山川、風物、傳統等渾然一體，是民族歷代先祖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根本標誌。在民族內部，無論是文盲，還是知識精英；無論是普通人，還是首腦人物，在這些特徵上是一致的。

顧炎武《日知錄》

清代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里把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分成兩類：一類叫亡國，另一類叫亡天下。亡國，是一家一姓的「國」覆滅，被新的王朝替代，文化沒有發生變化，對社會震動不大。亡天下，是原有的「國」亡了，文化也被異質文化所置換，作為文化意義上的「種」，已被消滅，是亡國加上滅種。亡國的責任，由享受高官厚祿的官員承擔。亡天下的責任，則屬於國家的每一個人。梁啟超先生將顧炎武此文歸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八字。顧炎武將文化的存亡與民族的存亡等同，極具卓識，可謂振聾發聵！之後，每當中華民族處於危急關頭，它就成為鼓舞民眾救亡圖存的最有力的口號。作於抗戰時期的《畢業歌》中，「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一語，就脫胎於此。

民族文化越弱，民族凝聚力就越弱，如同一盤散沙。民族文化一旦消解，則民族將走向消亡。中國歷史上的某些民族，由於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最終從歷史舞台上消失，典型的例子是契丹。契丹人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國號遼，曾長期與北宋政權對峙，影響很大，以致俄羅斯語中的「中國」一詞，就是「契丹」的音譯。契丹人在與周邊民族交往的過程中，不注意固守本民族文化，盲目追隨其他民族的文化，久而久之，民族內部沒有了彼此認同的核心，儘管契丹人的後裔還生活在我們這片土地上，但作為一個民族，已經徹底消失。歷史是無情的，沒有民族文化的民族必遭淘汰。一個國家或民族，只要民族文化還在，即使被侵略者所佔領，就還有復國的希望；相反，如果民族文化已經消失，既使沒有被佔領，也是名存實亡。

人類社會早期，曾經湧現出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等幾大文明，但在公元前後，中國之外的諸文明，都被外來文明侵佔而滅亡，成為失落的文明。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印度的文化，是在外來文化的基礎上重新開始的，因而人們用「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古代印度」的稱呼加以區別。中國文明是迄今唯一沒有發生斷裂的古文明，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保持中華文明發展的勢頭，再造輝煌，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西方人的文化戰略

西方人很早就將文化運用於戰略層面。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來華，面對積澱極其深厚的中華文化，最初幾年幾乎毫無作為。後來，他們刻苦鑽研中國文化，發現政府非常重視曆法，王朝更替之初的大事之一，就是「改歷頒朔」。中國的天文曆法之學原本非常發達，但明朝政府嚴禁民間研究曆法，此學開始衰落。傳教士提出「文化傳教」的策略，以此挫敗中國人的文化自尊，並要求羅馬教廷多派懂得天文歷算之學的傳教士、多帶天文儀器來華。隨後，又提出與中國天文學者比賽預測日食時間，結果大獲全勝，得到康熙帝讚賞。中國文化的缺口終於被打開，這是西方勢力用文化楔入中國的成功範例。

美蘇爭霸時期赫魯曉夫訪美(資料圖)

上世紀60年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進行「和平競賽」，作為第一個交流項目，雙方各自在對方的首都舉辦一場展覽。蘇聯在美國舉辦的是炫耀其宇航技術的展覽，美國人看到如此先進的宇航技術非常不安，認為是對自身安全的威脅。美國在蘇聯舉辦的是介紹美國人家庭廚房的展覽，觀眾目睹美國家庭高品質的生活，自慚形穢，感嘆自己白活了！由此對美國大有好感。其後，美國打著文化交流的幌子，派遣文化間諜深入民間，傳播貼面舞、脫衣舞等娛樂形式，腐蝕蘇聯青年，進行文化滲透。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說《你到底要什麼》，生動地描寫了這一背景之下蘇聯青年的整體墮落。當時日本某記者以《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為題，發表系列採訪，認為蘇聯的年輕一代對人類的命運、祖國的前途已經毫不關心，他們一心追求的，是到美國去過花天酒地的生活。美國的滲透最終獲得成功，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他們的洲際導彈、人造衛星、航空母艦等，一件也沒有用上，美國真正達到了《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不費一槍一彈，用西方文化徹底瓦解了蘇聯。

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民族文化不僅事關民族存亡，而且事關民族興衰。20多年前，韓國有學者提出「文化領土論」的觀點，認為在未來的世紀里，傳統意義上的國界在實際上將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按照文化影響劃分的領土。文化影響有多大，實際領土就有多大。

三、樹立對中華文明的自信與自尊

20世紀初，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識精英對中國文化的信心全線崩潰，妄自菲薄，甚至追隨歐洲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他們認定，人類文明處在同一個坐標之中，西方人居於這一坐標的高端，中國比西方落後整整一個歷史階段，處在這一坐標的低端。因此，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上述論調完全違背歷史事實，需要徹底澄清。

大約在距今一萬年前，地球上出現了三大文明起源中心：兩河流域最早培育成功了小麥和大麥，中國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最早培育成功了玉米。中國實際上是由北方的旱作農業(小米)與南方的水田農業(大米)兩大塊構成的，它們經過數千年的交匯與融會，形成了燦爛輝煌的夏商周青銅文明。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明進入巔峰期。上世紀40年代，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提出了著名的「軸心時代」理論，認為在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在北緯30度附近，東西方同時出現巨星級的先哲，如印度的佛祖，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人類文明獲得重大突破，我們至今無法超越。他把中國列入全世界四個「不同尋常的地區」之中，證明中華古文明是得到西方學界認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慘狀(資料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梁啟超到歐洲考察，目睹這場列強之間的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開始意識到，中國不能再盲目學習西方的文化與制度，因而鼓勵倡導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是與西方文化並行不悖的兩大文化體系，彼此應該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中華為五大洲之最大國，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四千餘年歷史未嘗中斷，有四百兆公用的語言文字，有三十世紀前傳來的古書，凡此均為「世界莫能及」；又是「世界文明之祖國」中唯一「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的國家，無論是上世史還是中世史時代，中華文明處處堪與歐洲文明匹敵；「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但國民必定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地位，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他自稱是「偉大國民一分子」，為中華文化「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遺憾的是，梁啟超的見解沒有成為主流，思想界熱衷於文化自戕。時至今日，即使是在西方學術界，「西方文化中心論」也已經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論」，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便是其產物。然而在國內，鄙棄中華文化，全方位追慕西方文化者依然不少。

《莊子·逍遙遊》說：「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意思是說，水的蓄積不深，就沒有負載大船的力量。在堂上的低洼處倒一杯水，就只能浮起一根芥草那樣的船，放一隻杯子就擱淺了。如果把中華民族比作一艘即將揚帆遠行的航船，那麼，它需要的不是一窪淺水，而是足以負載它的大海，不言而喻，這就是我們五千年的傳統文化。我們古老的文明，不是沉重的歷史包袱，而是寶貴的精神財富，猶如鑄山為銅，煮海為鹽，為我們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資源。

四、建立文化戰略

中華民族的騰飛，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全球華人的心，增強向心力，消除離心力，發揮文化獨特的功用，這就需要把文化放到戰略層面來謀劃。

首先，為人類提供不同於西方的社會發展模式。21世紀，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衝突、匯通，正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上展開。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有一個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上帝，在主宰人類的一切。根據《聖經》的教義，人有「原罪」，人一生下來，就想做壞事，一刻也不消停，所以人性本惡，因此，人的靈魂要交給上帝管理。人都是上帝的兒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國文化顯示了迥異於西方的發展思路，在中國文化里沒有救世主，天地之間有正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性本善，人有良知，靈魂要由自己來管理；通過修身進德，可以成為君子甚至聖賢。最近幾十年，情況有所變化，一方面由於上帝的存在得不到科學的證明，西方年輕人信奉基督教的比例銳減，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將發生動搖。另一方面，次貸危機的發生，證明西方經濟理論已經出了嚴重問題。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正好解決了西方文化的缺失，必將受到未來西方社會的關注和歡迎。我們應該把握時機，儘早從戰略高度來謀劃文化建設與謀篇布局。

第二，建立對中華文明的「國家表述」。歐洲人對於自身的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與認同，例如對於「文藝復興」的成就，人人都能娓娓道來。這既有利於凝聚民心，增強自豪感，也有利於向外部世界傳播。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的理念，舉國西化。其後，不少日本學者和政要出訪歐美，東道主為之安排講演，希望他們介紹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價值觀，日本人頓時覺醒到民族文化對於提升國威的重要性，於是轉而大力發掘民族文化，樹立民族形象。中華有五千年文明史，博大精深。但是，經過近百年的自戕，舉國上下對自身文明的認識極為紛亂，全盤否定者、虛化者依然不少。熱愛者雖居多數，但大多處於自發的、散在的狀態，所知不成體系，沒有理論深度。甚至一說中國文化，就是茶文化、酒文化、烹飪文化，似乎中華民族是只會吃喝，沒有思想的民族。我們應儘快組織力量，完成對中華文明的「國家表述」，例如，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什麼？社會尊奉的價值觀與道德標準是什麼？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思想文化做出過哪些貢獻？等等。

西方世界的對外行動，包括發動戰爭、經濟制裁、政治打壓等，總是首先搶佔道德制高點，一切都在道德的旗號下出手，令對方始終處於被動應付的地位。中國人有切膚之痛的是，無論是在我們貧窮的時代，還是在崛起的時代，西方政客與媒體無不對我們加以抹黑與醜化。痛定思痛，我們不能拱手相讓，一定要把道德制高點奪回手中。

孔子與孟子

中華民族自古以道德立國，孔子在人類文明史上有特殊貢獻，因而能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文天祥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仁義是貫穿古今、深入民眾之心的道德主軸。有關的論述，經典中多有，許多志士仁人為之奮鬥終生。中華民族是仁愛為懷的民族，是富於正義感的民族，我們始終反對不義之戰。對這些，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

第三，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完美對接。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仁義、禮樂、謙敬、誠信、忠孝、中正、清廉、和諧、榮辱、自律等基本要素，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與現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強的互洽性，與我們黨的理念也有重疊的部分，我們應充分吸收。當今的世界外交錯綜複雜，如何巧妙應對？我們也可以從傳統中吸取智慧。《戰國策》一書，記載了如何遠交近攻、借力發力、分化瓦解、圍點打援等，蘊含著極其豐富的外交智慧，對於提升相關人員縱橫捭闔的能力，大有裨益，理應成為外交人員的必修課。

第四，文化立國，教化為本。文化的基本屬性不是商品，更不能等同於歌舞娛樂。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於，用道德理性、正確的制度與規範引領社會向上。人的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只有經過教育才能具備，所以《禮記》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嚴復說，中國傳統教育的根本目標是要樹立人格與國性：「無人格謂之非人，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如今從幼兒園到研究生的任何一個層次，人格與國性的教育都有一定缺位，使孩子從小隻受到個人奮鬥的教育，卻缺乏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感。某些為富不仁的商人，造假添毒，危害社會，民怨四起，嚴重影響了政府形象。這些問題應當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我國是禮儀之邦，講究尊老孝親、善友睦鄰、誠信寬厚、禮讓自謙等等，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華騰飛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領，這不是幾句空洞的口號就能解決的，需要從學校、家庭、社區做起，扎紮實實地開展工作。

第五，做中華文明的領航者。中華文明是東亞文明的靈魂，儒家思想至今影響著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遍佈於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是祖國發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強化中華文明領航者領軍者的地位，對於提升我們的文化形象，構築對話平台，保住海外華人的根，具有戰略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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