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道家的戰略思想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三十課

軍情 11-27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就學派成立的先後而論，法家居先秦四大家之殿。管子雖含有法家的觀念，但其內容駁雜，不足以作為開宗之代表，且已在第二草論及，茲不贅述。嚴格的法治思想是以商鞅為起點，而韓非則集其大成。此二人不僅思想內容可觀，而文獻之尚存者亦最豐富，故欲論述法家思想，必須以商韓為主。

商鞅和管仲一樣，是一位有機會親自實現其理想的政治家。其生年已不可確考，大致為公元前三九〇年。他本是衛國的小貴族「庶孽公子」，但為秦孝公所賞識並以為相，獲得一展抱負的機會。他在秦推行改革（變法），從秦孝公三年開始，到秦孝公二十四年病卒為止。孝公死後，其太子立為惠文王（公元前三三八年），商鞅遂被殺，但值得驚奇的是他死後並未「人亡政息」（那本是我國政治史上的通例），在其死後，秦國仍奉行沒有商鞅的商鞅政策。換言之，其思想能制度化，這的確要算是一種奇蹟。

在春秋戰國時代，變法者很多，不僅為商鞅一人，而商鞅也並非第一人。但商鞅的變法在歷史上卻有其特殊地位和重要性。因為他的變法不僅成功而且還能持久，尤其是能替未來的秦帝國奠定了深遠的基礎。所以，在我國歷史中所有的變法運動最具有決定性的即為商鞅的變法。

商鞅的思想僅憑其「立功」的記錄即已足千古，「立言」似為其餘事。以當時大權在握的商鞅而言，他有無時間著書立說，也頗成疑問。不過，韓非曾謂其時「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司馬遷則自稱嘗讀開塞耕戰等篇，足以證明商君書是早已存在。[註：分別見韓非子顯學篇及史記商君傳。]漢書藝文志著錄至二十九篇之多，今所存者共二十四篇。陳啟天先生認為此書大半為商鞅自撰之論說或奏稿，小半為後人所記述、節錄、推衍、偽托。[註：陳啟天商鞅評傳（由邱來晉：先秦政治思想引述），p．143。]總之，雖不一定為商鞅所自著，但其內容大致還是可以代表他的思想，而不應以偽書視之。

韓非為韓國貴族（諸公子），與李斯同為荀卿的弟子，斯自以為不如非。他看到韓國日益削弱，數以書諫韓王安，不被接納。憤而著書十餘萬言。安王五年（234 B．C．）秦攻韓，韓使非使秦，頗受秦王政的賞識。於是李斯、姚賈毀之，遂下獄死。韓非生年不可考（大致為280 B．C．），死年則為秦王政十四年（232 B．C．）。論其一生，初見棄於韓，終則身殉於秦，殆為先秦諸子中政治生命最坎坷者。韓非死後，不過十二年，秦即統一六國（221 B．C．）。所以，他也是先秦諸子中的最後一位。

韓非所著之書，史記謂其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今本韓非子五十五篇，與漢志符合，不過這五十五篇是否全屬韓非手著，似乎仍有疑問。雖然治學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概括言之，多認為書中雖或有後人增附，仍屬大體可信。

（一）商鞅

概括地說，儒、墨、道三家對於戰爭都是採取否定的態度。道家反對一切的戰爭，儒家和墨家則反對侵略的戰爭。墨子非攻而善守，荀子認為兵可濟仁義之窮。但總結言之，他們都是和平主義，只同意用武力自衛或反侵略，而絕對不贊成用武力來從事侵略或擴張的行動。

法家最為晚出，其思想必然受到先進諸家的影響，但也自有其特點，並且形成對他家思想之反彈。試以商君為例。在他的時代，周天子之尊嚴早已不存在，而諸侯割據，攻戰不休，舊秩序已蕩然無存，而且也無法恢復；所以必須另建一新秩序，始能使天下歸於太平。但新秩序之建立又不可能依賴和平的手段，而必須使用武力。所以法家的大戰略構想是選擇一個國家來作為權力基地（power base），然後憑藉其武力以來統一天下。因此，法家不僅不反對戰爭，而且提倡戰爭；不僅不反對擴張，而且鼓勵擴張；不僅下反對暴力，而且崇尚暴力。商君書說：「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慎法）又說：「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錯法）所以可說是一反前人傳統之見。

既然在國際社會中一切都是憑武力，要想統一天下則更是必須發動戰爭，所以法家也就只有一個國家目標，即為「富國強兵」。政府的一切政策、人民的一切生活都是為了達到此一目標而設計。在農業社會中，富國必須重農，而欲強兵則必須習戰，於是商鞅遂以「農戰」二字為其大戰略的核心觀念。嚴格說來，這在當時也早已非新奇的觀念，甚至於可以說其源頭為孔子所主張的「足食足兵」。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商鞅在秦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為了配合「農戰」；（二）商鞅不僅只是備戰或教戰，而是鼓勵戰爭，並不斷地用武力來從事擴張。

商鞅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又說：「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農戰）他又強調富與強之間的互賴關係：「強者必富！富者必強」。（立本）國家欲求富強，則必須增加農業生產，所以：

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農戰）

簡言之，國內農業人口愈多則愈富強，非農業人口愈多則愈貧弱。

商鞅主張用各種手段以來鼓勵農民增加生產，他說：「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墾令」由於重農，遂進而輕商：

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食貴耀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內外）

商鞅不僅主張貴粟以勉農，重稅以苦商，而且對於一切可能妨害農業的事物也都無不反對。於是遂又反對一切學問，主張愚民政策：

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皆怠於農戰矣。（農戰）

其理由為「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墾令）

以農立國，則寓兵於農乃理所當然。「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為屬農，出令民以計戰」。（算地）強兵之道與富國之道是基於同一原則，其關鍵即為「利」，所以必須「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外內）

民勇者戰勝，民不勇者戰敗，能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戰者民不勇……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畫策）

此即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商鞅又不僅用重賞來使民好戰，而且又用嚴刑來使民不敢不戰。簡言之：

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刑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說民）

商鞅曾定軍功之爵，爵二十級，斬一首者賜爵一級，而賞爵一級者，田宅亦隨之增加。秦民欲得田宅奴婢，須先得爵；而欲得爵，須有軍功。欲得軍功，又須有戰爭，故「民聞戰而相賀」，此即所謂「壹賞，利祿官爵專出於兵，無有異施也」。（賞刑）

任何改革都必然有人反對，商鞅認為對於反對者必須加以嚴厲的制壓。他說：「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畫策）欲制民則又必須禁止言論自由。

國去言則民朴，民朴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農戰）

在變法之始他就告訴秦孝公：「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故「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更法）

以上所云為商鞅戰略思想的理論部分。此外，在其實際措施方面還有三點特別值得注意：

（一）商鞅了解統計數字的重要，他認為施政必須以數據為基礎，這與孫子的意見可謂不謀而合，他指出：

疆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去疆）

（二）商鞅主張採取「全國皆兵」的制度，把全國人民均納入軍事編組之中，並明定其任務：

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發梁撤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午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之食。（兵守）

（三）秦既以農立國，又采農兵制度。務外戰則農事廢，勤耕耘則又可能無餘力向外擴張。對於此一兩難問題，商鞅的對策是利誘三晉之民來耕秦地，而使秦民得以應敵於外：

秦之所與郊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眾……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遇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徠民）

在這樣安排之下，秦人為武士階級，晉人則為其佃戶。秦人可以專心去追求軍功，而晉人既獲田宅，又可三代免兵役，是以雙方有利，何樂而不為，於是「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註：唐杜佑通典卷一田制上。]

總結言之，根據商君書的記載，可以斷言商鞅是有其獨特的戰略思想，雖然格局不免狹隘，態度不免偏激，但仍可成一家之言。當然，全書中有後人增益的部分，而且不無誇張。尤其是商鞅當時對於這些觀念和構想，究竟能實行到何種程度，也無從作精確的研判。不過，無論如何，對於戰國時代法家的戰略思想，商君書仍不失其為代表著作。

（二）韓非

韓非為法家之殿，其學實集前人之大成。商韓之間相距百年，然其思想仍一脈相傳，其淵源發展之跡還是約略可尋。韓子政治思想包括法、術、勢，三大主要觀念，構成相當完整的體系，在古代學人之中，應該算是非常少見。但就戰略思想而言，他幾乎是完全因襲商鞅的觀念，並無任何新意。

韓非像商鞅一樣地崇尚暴力，鼓吹戰爭。他說：「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顯學）所以，他的戰略思想也是以「農戰」為核心：「富國以農，距敵恃卒」：（五蠹）他又認為必須力求實踐，而不可空談理想：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考寡慾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馬？（八說）

他又指出：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五蠹）

韓非也主張用重賞來鼓勵農戰，他指出：「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為之者，曰可以貴也。」（五蠹）但他的思想遠較合理，他批評商鞅之法如下：

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力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齊葯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定法）

由此可以看出他不僅重視智能，而且還尊重專家。

韓非雖反對學術自由，但並不贊成愚民政策，只是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而已：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五蠹）

總結言之，韓非的戰略思想實與商鞅的大同小異，不過他在此領域中又還是有一特殊貢獻，那是一種真正的創見，而且也是其他學派所不曾注意的問題。在他的書中有「亡征」一篇，最足以發人深省。他說：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析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征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亡征）

所謂「亡征」就是國家可能敗亡之徵兆。韓非在此篇中列舉出四十七種不同徵兆，也就是國家在政治上已經出現的各種弊端。國家雖有這些亡征，並不一定會立即敗亡，但遭遇到外來的強烈打擊就一定會招架不住，正好像朽木隙牆經不起暴風雨的打擊一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能服術行法的強國要想兼并天下並非難事。

關於韓非所列舉的各種亡征，因為太瑣碎而且在今天已大部分喪失其重要性，所以不擬贅述。不過，值得強調的是此種對「失敗」（failure）的研究僅在最近始為西方戰略學界所重視，而韓非在兩千年前即早已有見及此，對於我國古代學人的智慧似乎又是一個證明。[註：可參看Eliot A．Cohen and John Gooch 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Free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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