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明朝開國階段的戰略思想中國戰略思想史第六十六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明代為漢族之復興，但其文治武功在中國歷史上都不能算是第一流，遠不如漢唐，而其領土也比元清兩朝較小。在有明一代中，邊患始終不絕，最後又還是容許異族有捲土重來，再度征服中國的機會。

但就戰略思想的研究而言，明代卻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不僅所保存的資料比任何前代都遠較豐富，而且還更有其前無古人的特點，可謂在我國戰略思想史上大放異彩。為了扼要起見，本書的分析是以三個方面為焦點，即（一）開國階段，（二）明代與海權，（二）明末清初。

蒙古人入主中國，歷時百餘年，但對自秦漢以來即已構成的中國政治傳統意識，始終未曾接受。他們的政治始終不脫古代貴族封建，武裝移殖的氣味，然而當時一般社會文化經濟的水準，卻比春秋時代的社會高出百倍。所以，蒙古人的統治根本上是開倒車，其不能長治久安實乃理所當然。因此社會變亂百出，無法建立一種穩定的新秩序。「至元二十四年，崔彧上疏謂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詔，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世祖時尚且如此，其以後的情形更可想而知。[ 註：錢穆：國史大綱（下冊）p．473。 ]

於是武力一度震撼亞歐兩洲的蒙古人，終於在漢人蜂起反抗之下，放棄其對中國的統治權而北返。起而代之者即為以朱元璋為首領的新漢人政權。除漢高祖以外，中國歷史上由平民直起為天子者，就只有明太祖。事實上，元末蜂起爭天下的群雄都是平民，這可以反證在蒙古人統治之下，中層階級（士大夫）是毫無地位之可言，所以最後終於輪到平民階級出頭了。

朱元璋雖然是一個還俗的小和尚，但也正像劉邦一樣，頗有戰略天才。他的最大優點是知道禮賢下士、爭取民心。也許可以說一介平民的他，之所以能夠統一宇內，主要地是由於知識分子的合作。當他還是一個小嘍羅頭的時候，就獲李善長的投效。李善長安徽定遠人，習法家之學，多智謀，他在朱元璋攻取滁州時就去晉謁，並進言曰：「漢高祖起自布衣，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年遂定天下。如能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 註：明史二一七卷李善長傳。 ]明祖立即延為記室，這也就是他所延攬的第一位人才，而且從此時開始，他也就以漢高祖第二自命，一切都是以其為模範。

以後他攻下集慶（今南京），勢力擴大後，又分遣使者徵聘各地名賢共參國政，其中最著名有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等人。這些讀書人都欣然接受其禮聘，並告以得天下之道，而明太祖也確有過人的智慧，可以說是一點就懂，而且對於那些善言都能實行。誠如張良稱讚劉邦一樣，這似乎是出於「天授」。宋濂告訴他說：「得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 註：明史二一八卷宋濂傳。 ]他問章溢：「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大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註：明史二一八卷章溢傳。 ]明太祖在其爭天下的過程中，以及在其得天下之後都能以愛民為其基本理念，這可以說是出於諸賢的教誨。

在明太祖的智囊團中還有一位最具盛名的人物，那就是世俗皆知的劉伯溫。劉基（1311－1375）當然是一位傑出的戰略家，但絕非什麼神秘人物。他不僅不會神機妙算，而且也更不是所謂「燒餅歌」的作者。從他留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有強烈的反迷信思想：

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 註：劉基：「司馬季主論卜」。 ]

像這樣的思想家，他會作「燒餅歌」那樣的預言嗎？

劉伯溫是否曾經寫過兵書，也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過去被人認為是「劉伯溫兵書」的那一本書也稱為「百戰奇法」或「百戰奇略」。這本書的最早出現是在明代，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 A．D．）李贊所刻的《武經總要》的附刊本。序中說明「書亡作者姓氏」。明茅元儀（1594－1644 A．D．）在「武備志戰略考序」中則明確指出為宋人著作。但到清代所編輯的軍事叢書中，例如澼 (左糹右光)道人所編的「水陸攻守戰略秘書七種」，誤將「百戰奇略」題為「明劉基撰」，這也就是世俗所謂「劉伯溫兵書」的由來。但最近據各種資料考證，此書實應為宋人著作，與劉基無關。反而言之，劉基的著作「郁離子」等現在都仍存在，如果他著有兵書則也一定會合并保存而不至於佚失。所以劉伯溫兵書之說實不足信。[ 註：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p．147。 ]

不過，從簡略的歷史記載上來看，劉基對於明太祖的終成帝業又還是有很大的幫助。他受聘之後曾陳「時務十八策」，其內容已經無法知道，不過有一件大事卻是歷史上有記載的。此時朱元璋雖已自稱為吳國公，但仍遙奉韓林兒為帝（國號宋）。劉基勸他自樹一幟，不必寄人籬下，於是他才立下了取天下的決心。[ 註：明史二一八卷劉基傳。 ]劉基又說：

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游，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向中原，王業可成也。[ 註：同前注。 ]

這也正是統一天下大戰略的全面藍圖，劉基寥寥數語就把它完全勾畫出來，可以顯示其戰略思想的高超實有過於常人。

朱元璋與陳友諒之間的爭霸戰實為成敗的重要關鍵。這一場戰役起自元順帝至正七七年（1357 A．D．），終於至正二十三年（1363 A．D．），前後共歷六年之久，可謂備極艱辛。在此期中前半段都是陳友諒採取攻勢，而以至正二十年進攻吳都應天府（南京）之戰為高潮。在此一戰中，陳軍慘敗而歸，接著朱軍轉移攻勢，終於在最後的鄱陽湖會戰中徹底擊敗陳友諒，而贏得爭天下的第一步。

當陳友諒親率水陸大軍二十餘萬人，由江州（江西九江）順流東下時，吳都大為恐慌。明祖召諸將問計，多有建議投降或遷避者，惟劉基張目不語。明祖乃召基私詢之，基對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設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於是明太祖恍然大悟，決心迎戰，遂有江東橋（在南京城外）之大捷。[ 註：同前注。 ]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以證明劉基的確是一位大戰略家，他對於朱元璋的得天下是功勞很大，而後者的能夠從善如流，並迅速作下重要決定，也充分顯示出偉大領袖的特有氣質。

此外，還有一段故事也值得一提。據說有耆老朱升年八十餘，隱居於深山中，明祖親訪之于山林道院中，詢以治天下之道。朱升遂以九字真言相告：「高築牆，廣積糧，晚封王。」這一段故事雖近似傳說，但的確含有非常深遠的戰略意義，值得加以較詳細的分析。[ 註：朱升的故事曾分別見於魏汝霖：中國軍事思想史（p．144）及徐培根：中國國防思想史（p．640）兩書中，但兩書均未說明其來源。 ]

「高築牆」的目的即為鞏固戰略基地，然後始不至於淪為流寇而終被消滅，這也正是孫子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道理。漢高祖若非據有關中，則他根本不可能擊敗項羽，即為最佳的史例。「廣積糧」的廣泛解釋就是重視戰略與經濟之間的關係，這也是孫子早已強調的觀念。在農業經濟的時代，糧食是最重要的資源，不僅民以食為天，而且軍無委積則亡，所以誰控制了糧食的供應來源，誰也就可以獲得軍民的擁護。至於「晚封王」則更是一種非常微妙的政治戰略。晚封王可以使才智之士繼續努力以爭取封王的機會，假如已經封王則其事業也就已經達到其頂點，於是不再有進取之心。拿破崙就是沒有遵守此種原則，所以其手下的大將到了後期都已缺乏鬥志，而不再像過去那樣肯拚命。更令人警惕的是太平天國的經驗。由於過早封王，遂使諸將尾大不掉，軍事組織陷於癱瘓，終至於敗亡。

總結言之，明太祖以一介平民，憑著其個人的「天賜智勇」，加上許多謀臣（戰略家）勇將（戰術家）的協助，遂終於能掃清胡塵，重光禹甸。從中華民族的觀點來看，其貢獻是值得肯定，而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則為戰略觀念的正確及其運用的適宜。他在統一中國之後，曾與群臣縱論取天下之略，雖然不免有誇耀之詞，但大致說來，對於其成功的經過和理由要算是很扼要的綜述：

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擎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庫庫帖木兒，李恩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易追下。急之則并力一隅，猝不能定。故出其不意，返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危，不戰而克，然庫庫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註：明史卷二太祖紀。 ]

以上所云有兩個要點值得重視：（一）強調富強均不足恃，真正可恃者只有民心。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也就是爭取民心的手段，這也正是孟子所說的話：「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註：孟子梁惠王章上。 ]；（二）先陳後張，先北伐而後西征，都是能在戰略優先上作了非常合理的選擇，代表高度的智慧和決斷，令人欣賞。

當然，元之失天下，明之得天下，有許多原因，錯綜複雜，很難加以列舉，不過有一點卻可以明白地指出，如果沒有適當合理的戰略思想，則即令有良好有利的戰略環境也還是不能加以利用。所以正像漢高祖一樣，明太祖的勝利主要地還是戰略的勝利。比較說來，他的權力基礎要比劉邦的還薄弱，他所面對的敵人也較複雜（他同時有三個敵人而劉邦只有一個），其所花的時間也較長（楚漢相爭共歷五年，他前後共從事了長達十六年的戰爭），[ 註：朱元璋投入郭子興的部隊是在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 A．D．），其正式建元是明洪武元年（1368 A．D．）。 ]所以其得天下也遠較不易。就戰爭研究的觀點來看，明代開國階段是像秦楚之際一樣，含有許多有價值的資料值得深入研究，但很可惜，對於這一段時代較近的歷史反而乏人作較深入的研究，實在令人引以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