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廢除科舉是中國教育的一次大扭轉

作者：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教育是推動中華文明發展最重要的社會因素

教育是推動中華文明發展最重要的社會因素，所以我們今天討論一下「中華文明的教育牽引」。概而言之，教育牽引有這樣幾個意思：

第一，中華文明發展依靠教育指引出它的精神方向。

第二，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需要不斷的教育過程，為之提供連綿不絕的動力。

第三，中華文明始終把教育作為其發展的最重要動力。

基於其在中華文明體系當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一直受到高度強調。西方文明一直到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大師們才強調人是教育的產兒，但是對於中華文明的突破來講，教育的核心地位已經非常凸顯。從「學在王官」變成「學在民間」，這是春秋戰國文明突破期最鮮明的特點之一。「學在王官」，說明接受教育是貴族事務，但「學在民間」是孔夫子所說的「有教無類」。教育社會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本身，使得整個中華文明基本的精神價值、精神理念、制度安排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倫常安排都滲透到文明的深處。

孔子之前學在官府，貴族子弟方有資格入學接受教育。孔子首創私學在民間開壇設教傳授六藝。

守法守規是人類進入文明的門檻

其中，對中華文明做出最突出貢獻的精神流派，是為中國教育建設奠定了精神根基的儒家。孔子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孔子關於教育的論述，不僅有「仁義」這個基本價值，更關鍵的還涉及教育理念和教育藝術等等。關於日常生活，「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關於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關於文明的繼承，「入太廟，每事問」。這樣一種教育安排、教育姿態，說明從日常生活一直到國家高層，儒家都有一系列的教育規訓，所以儒家在教育問題上，有著非常系統的設計。

法家的教育理念比較特殊，「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大多數人認為這種教育理念帶來了負面作用。從今天所謂的法治來講，我們對此經常嗤之以鼻。但實際上，中華文明的發展，尤其是就社會治理來講，法家也有文明突破期的一個表現。換言之，守法守規是人類進入文明的門檻，如果在教育上沒有強調守法守規，那就等於還沒有邁進文明的門檻。

書院是對官方教育系統的有效彌補

後來中國教育的發展，相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突破又有了系統性的進步，不僅民間教育極其發達，書院教育也隨之而起。書院傳統不僅對中華文明有直接的指引和推動作用，而且對整個東亞，如韓國、日本、越南，都有重要的推進作用。今天中國也在重開書院傳統，書院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是對官方教育系統的有效彌補。書院教育與科舉教育這兩種教育體系，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中華文明的發展，一方面為國家選拔人才提供了教育根基，另一方面為成人成己起到引導作用，書院教育追求所謂的成人教育，按今天的教育理念是全人類教育，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時期一句響亮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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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往下走，中國的整個教育理念對社會秩序的維護髮揮了非常良性的牽引作用。儘管我們在「打倒孔家店」的時候，把它批得一塌糊塗；儘管我們今天強調個人價值時，對《弟子規》、《三字經》、《女兒經》可能有所批評，但整個說來，社會教育體系之於人類的文明化而言仍然意義重大，因為社會文明是大文明體系的深厚沃土，沒有這一片沃土，整個文明發展的牽引力量就顯得非常蒼白乏力。

所以中國教育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長期、持續、穩定的核心性作用。

國家權力介入使得教育發生激變

話說回來，對中華文明的教育牽引來講，正因為教育太受官方重視，尤其是科舉教育在古典社會裡長期成為向上流動的獨木橋，因此這套教育也有它的一些弊端。因為國家太過重視教育，因而儒家以「仁義」為價值核心的重視教育藝術的文明教育牽引，後來變成了重歸「官學」。從重設「五經博士」到開科取士，到整個中古時期通過科舉方式，誘導教育發展到官方選拔人才的核心事務需求的軌道上來的時候，我們的教育理念就顯現出文明發展軌跡的某種單一性，因而整個文明發展可能體現為由國家和權力帶動的文明發展。這時候的科舉常常造成一種負面結果——「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傳統士人在「學而優則仕」方面向前邁進的積極性和願望非常強烈。

尤其是科舉考試之後，朱熹編製的《四書集注》的標準文本，以及八股文的流行，使得我們的文明發展的秩序供給有餘而觀念突破不足，因此中華文明不斷地因為內部劇烈衝突而具備動力的一種發展路徑顯得越來越乏力。太過重視教育，往往會導致國家權力介入使得教育發生激變。

另外，整個社會教育雖然相當受到重視，但也有功利的一面，譬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儒家確立的以教育作為文明傳承的撬動槓桿的使命，在這樣的一種功利性觀念面前顯得相對遜色，教育的文明擔負功能沒有能夠長期持續而健康地在社會層面呈現出來。由官學的重返聖壇到民間教育的某些功利心態，使得教育的核心性作用確實表現出一種太過貼近權力的東西。因而，當權力處於相對健康和正常的狀態時，教育的發展及其對文明牽引，和作為文明進步槓桿的作用就能夠正常體現出來。科舉在大半部分的歷史上對中國都發揮著積極作用，而且對西方後來的文官選拔制度有重大啟發作用，所以總體而言，中國傳統教育也表現出它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牽引作用。

教育秩序潰亂是朝代更迭之際的必然現象

1904年7月4日清晨，在禮部會試中選拔出來的273名貢士，從中左門進入保和殿，歷經點名、散卷、贊律、行禮等種種儀式禮節，準備參加名義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江南淮河畔因貢院、夫子廟的存在而一度繁榮起來，是中國最大的科舉考場。

然而，一旦權力跟社會在教育文明使命的擔當上共同發生了扭曲，那麼教育可能發揮的文明作用就會出現一個拐點。這是什麼樣的拐點？當官方認為這種教育可能對其統治沒有發揮到所期望的作用時，對教育就不會很看重了。比如每逢朝代更迭之際，教育秩序的潰亂就成為必然現象。而從走到終點的晚清來看，新式學科、新式學堂和新式科學的出現，教育內容、教育形式和教育空間的創造，產生了強大的衝擊。晚清政府關於教育功能的態度產生了嚴重的動搖，所以在1905年宣布廢除了科舉考試。嚴格說來，這對教育而言是一個大扭轉，使得中華文明的教育牽引一直到今天還處在一種不斷探索如何跟現代文明磨合的狀態之中，以發揮它牽引文明發展的核心性功能。

今天中國教育的發展，有兩個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方面是怎麼承繼傳統，使得中華文明的優勢性東西能夠通過教育代際傳遞；另一方面是如何通過教育的場域，使得傳統中華文明和中華文明的現代轉軌有效地融合起來。當然，我們對中國教育發展及其牽引中華文明未來發展的遠景抱有樂觀態度，但恐怕要經歷不少的波折才能夠重回春秋戰國那樣：通過學在民間、有教無類、講究藝術的教育，使仁愛的文明精神能夠重回中華文明發展的高等教育現實場域之中。

（作者：任劍濤；編輯： 陳菲；此文為作者在思享閑談系列「中華文明之教育牽引」活動上的發言實錄。思享閑談系列活動由騰訊思享會主辦，清華大學教授任劍濤擔任總策劃。）

作者簡介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出版個人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重思胡適》（主編，2015），《靜對喧囂》（2016），《公共的政治哲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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