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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卑微的人怎樣才能免於恐懼


《慈悲》:卑微的人怎樣才能免於恐懼


作家路內


《慈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是出乎意料的作品。當我們還習慣性地認為這位寫出《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程》等長篇小說的作者將在殘酷青春寫作道路上一路飛奔時,路內寫出了《慈悲》。《慈悲》刻下了那位叫水生的工人,他一經出現就像閃電一樣耀眼,迅速裹挾起讀者內心的情感風暴。


儘管讀者並沒有水生的遭際,但卻能與他建立一種神奇的情感共同體。比如,關於那種來自記憶深處的恐懼。「這時有一個餓瘋了的人,從旁邊走了過來,他嘴裡叼著根一尺長的骨頭,骨頭上已經沒有肉了,骨頭就像一根剝了皮的枯樹枝,慘白慘白。瘋了的人站在水生身邊,向著水生的爸爸揮手。水生駭然地看著他。水生的爸爸就遠遠地喊道:『水生,走過去,不要看他。』」 這一場景是水生的創傷性記憶,也是整部小說揮之不去的陰影。那個瘋癲的人是不祥的,他是水生的同類,同時也是吞蝕骨頭的人。他意味著壞運氣,人性的黑暗和深淵。像許多人一樣,水生的一生註定要遇到這些。


有毒的氣體是水生一生中無處不在的恐懼。這是苯甲,也是苯甲車間工人必須呼吸的氣體,很多工人在退休後有可能得癌症死去。當然,苯甲車間的工人們也因此獲得勞保,享受國家制度給予工人階級的補償。申請補助是小說的核心情節,也是深有意味的線索。幾十年來,工人們向國家申請補助,靠國家和政府「慈悲」渡過難關。由此,讀者意識到,「慈悲」在車間里的特定含義很可能是「補償」,它來自國家的體恤。但這種體恤通過層層關卡幾乎無存,只有乾巴巴的金錢,而沒有了情感。——《慈悲》尋找到了講述工人與工廠,工人與國家之間複雜關係的方法,它擦亮了「慈悲」的政治性含義。


《慈悲》深刻寫出了那些工人受損害的一面。那不是展示傷痕式的寫作,小說沒有渲染,沒有感傷,只有行動和敘述,從而,《慈悲》中將那種氣體傷害變成了人的生存本身,生活本身。想想看吧,水生的一生充滿了恐懼,他要儘可能躲避壞厄運。生活無數次伸出利爪試圖把他拉進泥潭,這些泥濘完全可以把一個人一點點吞掉,完全可以把這個人變成「滾刀肉」,「混不吝」。如果水生不自我掙扎,會變成一個兇狠的人、自私的人,一個削尖腦袋向上爬的人、一個把別人踩在腳下的人。但水生沒有。

水生與根生都是師傅的徒弟,後者似乎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一體兩面。根生的日子是一直下墜的,他對玉生說:「人活著,總是想翻本的,一千一萬,一厘一毫。我這輩子落在了一個井裡,其實是翻不過來的,應該像你說的一樣,細水長流,混混日子。可惜人總是會對將來抱有希望,哪怕是老了,瘸了。」根生對生命是如此留戀。小說中不止一次寫到臭味,廁所的臭味。也寫到根生從汪興妹——那位住在廁所旁的女人那裡獲得的安慰。那是卑微者對身體慾望的渴求,是他們微末生存的光。沒有比在廁所旁和臭味中生存更惡劣的了,有人因此變得越來越壞越來越狠,也有人因私情暴露無處躲藏。根生被毆打入獄,汪興妹不明死亡。歸來後,根生多麼渴望重新開始生活,可是,他依然沒有逃得過壞運氣。「根生高高地掛在房樑上,已經弔死了。他衣角和鞋尖的雨水正在往下滴落。」


看到個人在歷史中的位置,歷史的節點;意識到命運的無常;意識到某些重大問題就潛在人物的命運里;意識到無論時代多麼強大,人都要活得比他的時代更久長。——路內把他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全部落實在人物的具體環境里,落實在每個人物身上。小說中水生與妻子玉生之間的情感最為平凡樸素,但也別有深情。夫妻倆並不欺負他人,但也不逆來順受。他們收養唇齶裂孩子復生的段落奪人心魄:「屋子裡很靜,一盞八瓦燈頭掛在飯桌上方,昏黃暗淡,彷彿還是和從前那些年一樣,但他們心裡知道,這間屋子裡從此多了一個小孩。小孩會哭會鬧,會說會跑,會長大。」他們的生活貧苦而有愛,他們身上有人之為人的光澤。正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健壯的復生讓人心生美好。「只見復生穿玫紅色汗衫的身影在遠處的山路上,彎彎曲曲,跑得像一頭母鹿。」這裡有生命的氣息,也有水生最終成為水生的秘密。


是的,「施」與「受」在《慈悲》中是相互的,水生最終成為了和師傅一樣的人,幫助他人領取補助的人。他逐漸有了他的硬骨頭。一如師傅向領導為他人討要補助,哪怕下跪也是有尊嚴的。因為那不是向發補助者低頭,那是爭奪工人應得的權利。一個人如何使自己免於恐懼?《慈悲》中,水生藉助的是愛。是師徒愛,兄弟愛,夫妻愛和父女愛……水生固然是給予者,他給予他人情感,但也收穫他人的情感。這位仁義、仗義、清醒、有自嘲能力的普通人,不是《活著》中的福貴,他比福貴更有主體性,他也不是許三觀,他的人際世界遠比許三觀複雜。當然,他終究是和他們同類的人,那種平凡生活中有魅力的人,平民中有英雄氣的人。——與意志和情懷有關的光照亮了水生和他所生存的環境,照亮了當代文學在表現工廠生活時所留下的空白。



《慈悲》:卑微的人怎樣才能免於恐懼


回憶一下《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里的主人公吧,喬廠長是雄心勃勃的人,是改革的年代的弄湖兒;《大廠》(談歌)中的呂建國,是改制時代的管理者,他有他的迷茫和苦楚。這些曾成為文學史上焦點的作品,都是寫作者們處在工廠當家人視角所寫,他們寫出了作為管理者的抱負、為難、承擔。而《慈悲》不同。《慈悲》與之相對。——《慈悲》寫的是作為工人階層、作為被管理者的日常生活。路內把我們拉回到有毒車間里,拉回到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拉回到工人們破舊的飯桌前。他讓我們和工人在一起,看工廠幾十年來的改革,看關停並轉,看領導們一茬茬的風水輪流轉,也體會工人們如何為了活下去而苦苦掙扎。


將《慈悲》《喬廠長上任記》《大廠》放置在一起,會看到不同代際作家之間關於工廠生活的對話,那是寫作者不同立場和價值觀的一次卓有意味的交鋒。由《慈悲》提供的視點往回看,才會看到中國文學如何與中國工廠的光榮與衰落同步,會看到中國文學如何在字裡行間寫下工廠的體面、歡樂、沒落與灰暗。《慈悲》里既有個人史,也有公共史。《慈悲》呈現了五十年中國工人的際遇。


必須要提到《慈悲》的語言,它簡潔、有力、深刻,不拖泥帶水,也絕沒有感傷氣。這與並不枝蔓的、有硬度的小說內容正好相得益彰。閱讀過程中,讀者會深刻意識到,從《少年巴比倫》到《慈悲》,那個青春的、躁動的敘述人慢慢沒有了毛躁氣。他開始自我設限,開始了有難度的寫作。相對而言,寫青春是容易的,忠實記憶即可。而《慈悲》的困難在於如何理解一個人的付出和得到,如何理解一代人的失去和痛楚,理解他們的奉獻和被剝奪。——因為和他的人物在一起,路內站在了工廠內部,不是作為青年人,而是作為歷經滄桑的成年人。他變得溫和、寬容、仁愛。由此,讀者意識到,這是位有情義的、對時代有所思考的寫作者。


一個小說家如何與世界相處?托爾斯泰說:「要學會使你自己和人們血肉相連、情同手足。我甚至還要加上一句:使你自己成為他們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頭腦來同情——因為還很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內心,要懷著對他們的熱愛來同情。」發自內心用熱愛去同情,這是更廣大意義上的理解,而《慈悲》中,路內對師傅、水生、根生,都有類似情感。藉助這樣的的情感,小說家一個猛子扎到了我們所未知的歷史海洋內部,他迅速而強有力地抓到了那些被公眾忽視但又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當代文學史而言,路內貢獻了一部忠實記錄此時此刻的作品,那裡有五十年來中國工人的生活史;同時,這也是能超越此時此刻的作品:他寫下的是一個人如何面對他的苦和難,如何以慈悲之心寬待那樣的苦和難。這是《慈悲》最彌足寶貴之處。——以《慈悲》開始,路內撕下了自己身上「殘酷青春寫作」的標籤,他以令人驚訝的剋制和簡筆創作了他寫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他也以此向讀者有力地證明了屬於新一代寫作者的文學尊嚴。

2016年12月19日


(作者張莉,批評家,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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