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夫到後來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納，尤其是精神科大夫

【打造首個醫療原創新媒體，報道中國最頂尖醫療團隊，提供服務性最強就醫指南】尋訪中國頂尖醫療團隊 —— 本期人物：北京回龍觀醫院 · 臨床二科 ——楊可冰

（大醫生兵器譜主筆 | 趙閃閃、新媒體編輯 | 雪醬、攝影 | 曉藝）

題記：當大夫，到後來，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納，尤其是精神科大夫。—— 楊可冰

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二科三區酒依賴病房裡，從來不乏逡巡走動的病人。或是遊走於餐廳與通道之間，或三五成群或踽踽獨行，大聲說話又伴竊竊私語。有人拿本書躲在角落，半天也沒翻動一頁；有人聚了幾位病友描述著當年勇，眾人附和著笑。似乎每個人都在努力經營著什麼，但當他們轉頭看向窗外，卻又眼神迷離，盼望離開這裡。

這裡並沒有女病人。病房主任楊可冰表示，為了便於管理，三區都是男性患者，以酒依賴居多，雜以精神分裂、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等。

他每日查房，重複詢問著一些問題，每一次和患者談話的深入，都讓楊可冰覺得，如果不靜下心來去思考，就想不到患者是多麼可憐的一群人，等真正了解之後，會覺得他們非常痛苦，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懸於頭頂，這種「永遠的置於險地」是任何人也無法替他們承受的。

楊可冰認為，作為精神科醫生，除了專業的治療，更多地是承擔了安慰者的角色。

基礎

相較於多數精神科大夫，楊可冰認為自己非常幸運，因為在上學及畢業實習之初就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這讓他受益終身。

楊可冰祖籍山西，初中之時的一次生病住院讓他近距離接觸了醫生這個群體。「覺得醫生很厲害，每天看著他們忙進忙出治病救人，真覺得懸壺濟世、救死扶傷之類的詞得到了寫實。」 楊可冰說。感動之餘，他還在醫院看到了諸如林巧稚等名醫的宣傳資料，「雖然要達到名醫的境界很難，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嘛！」 楊可冰心裡開始萌生成為一名醫生的念頭。

北京醫科大學（現北大醫學部）於 1989 年開始設立「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系，作為培養專業精神科醫學人才的嘗試，至 1994 年，走到終點。楊可冰恰恰趕上了最後一屆的末班車，來到了他嚮往已久的北京。

「接到入學通知的時候完全是蒙的，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專業？」 楊可冰如今回想起來也難掩訝異，「沒想到就是這個專業調劑決定了我以後要走的路。」

「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系和「臨床醫學」系的頭兩年的科目並無不同 —— 基礎、解剖、生理、微生物、免疫等是每個醫學生都要經過的關口，所不同的是，大三大四要實習的醫院。據楊可冰介紹，別的專業按照對口及方向可以自主選擇，但他們系在人民醫院的大內科和神經內科輪轉之後還必須去北大六院精神科實習六個月，這是硬性規定，無論將來是否從事醫學相關，都一定要走的流程。

他還記得自己曾騎著自行車穿過草嵐子胡同往返於學校與人民醫院之間，從早 8:00 到晚 5:30 泡在醫院裡，每天都是上弦的狀態。就這樣在神經內科三個月、大內科三個月實習，時間如白駒過隙，恍然間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對楊可冰來說，那是一段既辛苦又美好的經歷，幸運的是，他還遇到了一位對其影響非常大的老師 —— 原人民醫院大內科主任馬繼順。

「那個時候實習風氣很好，醫患關係也沒有像現在這麼複雜緊張，馬主任又肯放手讓我們操作，包括腰穿、腹穿這類的工作都是由實習生來完成的……」 楊可冰說，「也就是有那個階段紮實的訓練吧，後來真正當醫生時，很容易就上手了。」

楊可冰毫不諱言，就是嚴格的實習要求，讓他在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前就已經學會了謹言慎行間或大膽行事 —— 直面疾病甚至生死，醫生所需要的專業過硬、細緻耐心不言而喻，而在緊急關頭的果斷抉擇更顯得可貴。「即便後來被分配到回龍觀醫院，科里有年資的老大夫對我們北醫畢業的學生也都是高看一眼的，因為我們基礎好，專業過硬！」

回龍觀醫院臨床二科的主任牛雅娟表示，楊可冰相比於其他大夫更加「藝高人膽大」。比如做無抽搐電刺激治療（MECT）時，遇到可做可不做的病人，他都會建議讓做，雖然有風險，但事實證明，效果都是好的。

在這點上，楊可冰表示應該是基於自己的專業判斷和性格使然。「醫學很難說不冒險的。任何治療都存在一定的風險，重要的是作為醫生要努力把風險降到最低。遇到棘手的病患時，果斷做出選擇和判斷。」 楊可冰說。

然而在生活的另一些層面上，他卻顯得沒那麼果敢，甚至幾番掙扎。

堅持

1999 年，楊可冰結束了在北大六院精神科的實習，來到回龍觀醫院，彼時，這裡正處於發展初期，缺少專業的精神科大夫。初到回龍觀醫院，一切顯得熟悉又陌生。

在楊可冰的描述里，當時是大病房，住八九十個人，條件非常不好，而且管理嚴厲，不能打電話、不許外出、探視嚴格，病人能享受的權利很有限，更難得到保障。

每日耳之所聞、目之所見都深深刺激著楊可冰。

「不是沒想過離開。」 2002 年至 2003 年，他備考留學，天卻未遂人願。 「既然走不了，索性就留下吧！」 楊可冰有些無奈，亦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面對的環境。

他深知要成為一名專業、優秀的精神科醫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是不是還要堅持當精神科大夫，這是個問題。」 楊可冰想，「一是收入低，剛開始工資就幾百塊，有時候不得不伸手跟父母要錢，醫生也是要養家糊口的；二是心理落差大，精神科的病人好起來很難，需要漫長的觀察和治療，而且大部分患者依從性並不好，經常是剛開始兩三次還能來看病，後來就銷聲匿跡了，隨訪工作也極其困難。」 這樣一來，曾經設想的救死扶傷遭遇了現實的當頭棒喝。楊可冰深深覺出了現實的「骨感」。

2004 年，他順利晉陞為主治醫師，待遇也隨之提高，但每月固定的工資依然顯得捉襟見肘。然而，醫學之路上的重重難關並沒有退避三舍的意思，迷茫中行路的楊可冰開始反問自己當初為何想要學醫，精神科醫生本就流失嚴重，自己是否也要隨波逐流。卡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因為一件事情，天平逐漸傾斜。

2007 年，他收治了一位女患者，16 歲，正上初三，患「精神分裂症」一年有餘，幻聽嚴重。入院後住在四區抑鬱症病房，經過三個月的調葯治療，幻聽消失，精神分裂得到了極大改善，遂出院，但仍遵醫囑堅持服藥。此後，患者堅持每年來複診，病情大有好轉，2010 年，複發，前後住了三次院，一直堅持治療。有一次患者來門診拿葯，告知楊可冰自己已經結婚生子，基本恢復到正常人的生活。久違的成就感朝楊可冰奔襲而至。

「那一刻說實話很感動，也很替她高興，覺得在與疾病的對抗中自己勝了一局。」 楊可冰表示，因為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至今不明，它屬於多因素致病，就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生物學角度的分析有一定道理，精神分裂症佔主導作用的恐怕還是基因突變或者來自於遺傳，懷孕時的宮內感染之類的。而心理層面的精神刺激諸如失戀、分離以及個人性格方面的小心眼、想不開可能只是導火索。「所以，以她的治療成效及恢復狀態來看，這個病在她身上暫時得到了抑制，但也無法保證以後就不會複發。」

楊可冰十分感慨，屈指一算，在自己多年的行醫經歷中，這樣的病人其實很少，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多有病恥感，堅持就診的少之又少，更遑論治好，她能治療到這種程度已經算是非常好的了。

「精神科醫生真正的成就感也並非來自病人的感謝，而是當你治好了病人的時候。」 楊可冰說，「精神科的病人一般都不會感謝大夫，多數時候是害怕，即便偶爾路上碰到，他甚至會躲著你，這可能是精神科大夫不得不面對的尷尬。」

轉折

2007 年到 2010 年的三四年間，楊可冰沒少經歷這種尷尬，這也催生了他在專業選擇上的轉圜。

2010 年之後，他轉到酒依賴病房，開始從事酒依賴的臨床治療和科研工作，重點研究酒依賴的復飲干預問題。酒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接觸到的東西，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戒除的難度。

楊可冰說，酒依賴患者經過第一次治療後的復飲率高達 80% 以上，但經過連續幾次的戒癮治療之後，成功率會顯著提高，復飲率也下降到了 40%~50%。他強調，酒依賴患者一定要得到規範化的治療，才能真正的戒除酒癮。

他記得很清楚，有一位酒依賴患者，病史多年，不知道該去哪兒治，後來在網上查到某醫院能治，欣然而往，該醫院運用扎針、吃中藥等方法予以治療，但幾個月之後，酒癮非但沒有戒除，患者的身體已經不堪重負。後來發現藥物殘渣里有葛根等中藥，病人每喝完酒後就想作嘔。楊可冰分析，目前的確有一些治療手段就是通過藥物讓酒依賴患者一喝酒就難受就想吐從而抑制其喝酒，甚至加入嗎啡來鎮痛，但這種方法是極其不健康的，輕者出現潮紅、血壓升高等癥狀，重者可能致死。

另外，在一些不正規的精神治療所里，醫生經常會為患者準備著酒。一旦患者處於無法控制的狀態，就讓其喝幾口予以緩解。楊可冰說，這種方法十分不可取，酒依賴患者在治療期間堅決不能飲酒，一口都不行，尤其是在急性脫癮期（4~5 周）。這就是酒依賴病房要全程封閉的原因：防止患者出去買酒，家屬偷偷帶酒進來。

他曾經治療過一位酒依賴的病人，前後共住了 8 次院，現在已經三年多沒有再喝酒了。楊可冰講到這個患者時是難得的輕鬆之態，語氣里擺脫了沉重，一點點歡悅起來。「到現在，這個患者還經常參加我們給酒依賴患者組織的活動，一對一的幫扶、公益講座之類的，他不僅是參加，還現身說法，鼓勵大家早日戒酒，恢復正常生活。」

這算是他治療比較滿意的一個患者。楊可冰轉到酒依賴病房之後，自感「成就感」更高了，經過規範化治療的酒依賴患者，大多數都能達到預期，這讓他很欣慰。最近的幾年間，他也經常做客一些健康類的訪談及科普節目，向廣大觀眾深入淺出的介紹煙酒成癮以及戒除的相關方法，門診里的酒依賴患者確實較過去有了提升，不少患者表示是看了網上的節目慕名而至的。

隨之而來的是工作日趨忙碌，曾經負責的 MECT 治療室管理工作交付他人，楊可冰則將更多地精力都投入到酒依賴的臨床治療與研究之中，先後參加兩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 —— 「酒依賴者戒斷後心理渴求的潛伏現象及神經機制」 和 「酒依賴者情感相關腦區的結構功能損害與成癮易感基因的關聯性研究」。

如今，他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酒依賴。但在門診中，通過朋友或者外院醫生介紹來的抑鬱症及精神分裂症患者還是佔到了三成以上。

技巧

有時候，門診就像一個戰場。有時熱戰，有時冷戰。

曾經的診室里，每位醫生的桌子下都會有一個小板凳。楊可冰說，這個板凳的作用是在精神病患者躁狂發作時做一個阻擋，因為醫生不能還手，所以，拿這個先擋一下，之後找機會趕緊跑。這種境況，彷彿每一位精神科醫生都經歷過，楊可冰在說到小板凳時，引起了辦公室其他同事的共鳴，紛紛描述起自己曾經遭遇的各樣經歷。「現在板凳沒有了，換成了紅色按鈕，診室一般三個相連通，可以自由穿梭。」 隨後又不約而同感慨一句，「當精神科醫生還是挺危險的！」

而比遭遇病人發作更尷尬的是 —— 冷場。

「無論怎麼問，病人根本不理你，這就很不好處理了。」 楊可冰說，「作為一名合格的精神科大夫要盡量避免這樣的處境，會問診很重要。」

好的問診都是有套路的。首先，決不能幹巴巴的問，要注意提問的方式、語氣、修辭。所有有效的問診都是醫生站在主導地位，引導病人進入談話節奏，而不能被患者的胡言亂語給帶跑了。其次，由淺入深，不能上來就問「你得了什麼病」給予患者刺激，大多精神病患者意識里都不認為自己有病；應該從患者最緊密的圈子展開提問，先是開放性的問題，繼而緊緊圍繞一個中心點展開深入聊下去，去挖出癥結點。最後，要會傾聽，病人都是喜歡被接納、被關心的。適當地聽而不是一味打斷會讓病人狀態放鬆願意講，但在聽的過程中要抓住主要的點予以肯定或反問，讓病人感覺到醫生是在認真聽而不是敷衍。

能總結出以上幾點，楊可冰也不是沒走過彎路，畢業之初，也遭遇患者不配合的情況，但他肯下功夫，把每一位就診的患者都變成一次問診訓練。私下裡，還特別關注孟非主持的節目，楊可冰表示，在孟非和嘉賓的對話中能學到很多技巧，這些技巧經過改良加工移時換境被他運用於門診之中，效果卓著。

「要懂得尋找合適的切入點，根據患者情況，及時分辨出最容易撬開的那道門非常重要。」 楊可冰坦言，這的確需要能力和訓練，只有經歷過足夠多的病患才能更好地把控現場。

在周五門診時，他將自己總結的問診技巧悉數施展，整個問診過程幾乎都能得到有效的溝通和交流。無形中氣場充溢其間。

有一位長居法國的中年女士，在傾訴自己焦慮抑鬱的可能病因之時，說到了剛到法國時語言不通的窘迫之境，一度愁眉凝結，這時，楊可冰輕描淡寫接了句：「法語可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之一呢！」 那位女士顏色稍緩微笑道：「是呢。」 「那您現在法語沒問題了吧？」 「嗯嗯。」 整個對話過程不到半分鐘，小小漣漪即風平浪靜，病人也回歸到正常的講述狀態。

還有另外一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初發病時非常嚴重，幻聽、幻視，之前來看過一次，給葯之後，癥狀迅速緩解，幾乎回歸正常。這次複診，講了相關情況後，楊可冰懷疑她患的很可能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雙相情感障礙。

在聽完患者及其家人的爭相描述之後，楊可冰提了一個要求，讓家屬先出去一會兒，他要跟患者做一個單獨的交流。聚焦於患者本人，從她的性格入手問到家庭及幼年環境等依次展開。楊可冰問出了她作為家中的小女兒最受父親寵愛、也最依賴父親，父親去世後這種寵愛瞬間崩塌對她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加上她大齡單身沒有工作，曾經的失戀也對她打擊甚大，她想要營造的完美家庭幸福生活都在現實的重重壓迫下分崩離析，致使其高度懷疑自己，懷疑人生。

以上這些內容在家屬的講述中幾未提及，也更加證實了他的推測。他認為，精神科大夫跟病人的溝通一定是要走心的，真正的去理解他、接受他，病人才能真正的對你敞開心扉。有時候一兩次的談話也並不足以說明問題，多次有效的溝通更有利於醫生做出正確的診斷。

「當大夫，到後來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納。」 楊可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