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道與邏各斯，我只想看這一篇文章

作者簡介

王棣：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碩士，著有書籍《絲路佛境》和《神州家風》，在國家和省一級期刊發表二十多篇文章。

「邏各斯」則帶有冷冰冰的道德感，帶給我們的是一種難以企望的高度；與之相比，中國道家的哲學則處於比較中間的狀態，這也與中國長久以來的「中庸」思想有共同之處。

文/王棣

摘要

在哲學史上,中國的「道」與古希臘的「邏各斯」這兩個概念的含義最為貼近。但是,正如它們的貼近是那樣地令人驚奇,它們本身內在的差異也十分明顯,尤其是在老子與赫拉克利特分別將「道」與「邏各斯」發展成為他們各自哲學的中心範疇以後,這內在的差異更逐步地擴展,以至於最終影響到了中西截然不同的思維定向。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別也可以從這裡找到萌芽。本文將從中國另一位知名哲學家莊子思想開始，與同時代希臘思想進行比較。

莊周與邏各斯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生活時代大概為公元前300年左右，與古希臘智者學派處於同一時代。莊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莊子》，書中洋溢著浪漫主義的幻想和清凈無為的慾望，這也是早期道家理想人格的特質。理想人格是一種人生哲學中體現人生價值、完成人生目標的人物形象，是一種人生哲學理論宗旨的標誌。從它所展現給大眾的形象出發，更容易將抽象的理論具象化，也更容易作為大眾的榜樣進行指引（類似於樣板戲中的光輝樣板人物）。

莊周夢蝶（資料圖）

中國先秦各家學派皆有自己的理想人格，一般皆稱之為「聖人」，但其內涵或精神境界卻甚有不同，如儒家推崇「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人倫之至」（《孟子·離婁》上）者為「聖人」，墨家眼膺「形勞天下」、「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者為「大聖」。《莊子》中描述的理想人格的情況則比較複雜，它更多地是追求安然恬靜的生活以及超脫的人生態度，本質內容是對一種個人精神的絕對自由的追求。而依據個人標準而設立的規則向來就是模糊的，想從中挑選出一個榜樣性人物是極難的。

既然要做對比，我們要先分別找到莊子對於道、智者學派對於邏各斯的定義。

莊子：「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赫拉克利特說：「世界不是任何神創造的，也不是任何人創造的，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永遠是一團永恆的活火。它在一定分寸上燃燒，在一定分寸上熄滅」。

道與邏各斯的相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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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宇宙的運行規律和準則

道是一種過程，「周行而不殆」，在這種過程裡面，它是宇宙萬物的源頭（「自本自根」），並且生成創造著萬物（「生天生地」）。與之相同，赫拉克利特認為邏各斯是一種宇宙間隱秘的共同準則：「要聽從邏各斯，承認一切是一才是智慧的」，而對於這種準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赫拉克利特認為邏各斯是一種宇宙間隱秘的共同準則（資料圖）

莊子繼承並發展了老子的「道」，並將它用「無待」的自由概念來暫時代替。這一自由境界（莊子稱之為「逍遙」）的情態，用莊子的話描述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在思想上，與希臘智者學派的自由主義極為相近。他們認為沒有是非和善惡之別，一切取決於人的評價標準，世上沒有永恆的真理和不變的行為準則。這就導致了極端個人主義的泛濫，以自由的名義造成了社會思想和生活的混亂。

2

東西方文化隱匿的源頭

有人（語言學家德里達）說，西方的文化是以邏各斯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語言作為邏各斯的外表展現和極其重要的文化要素，不同的語言組織、結構規則、發音節奏、字型、辭彙，都多方面的影響到了各個民族的性格。例如：漢語與日語的區別。雖然日語裡面借用了很多漢字，但是實際上屬於兩種差別極大的語系（漢藏語系VS黏著語系）。作為黏著語系的日語，它通過運用不同的詞尾來委婉表達情感。對於更為複雜的情感，他們就隱而不發，「一切盡在不言中」。幾乎每一部日劇和日本動畫片，都會有男人背過身去，舉起一隻手示意「再見」，和女人低下頭，再抬起來的時候淡淡微笑，說聲「そう...」的情景。但是，兩者作為東方文化圈，同樣受到了「道」的影響，因而與西方語言對比上，顯得更為「自由心證」一點，講究「意在言外」。

以嚴謹著稱的德國人（資料圖）

而轉到更偏向西方的德語來說，說德語的人，會培養很強的邏輯性，即在說話之前就要想好用到的單詞、句型和語法，什麼時候要拆分單詞，哪些地方應該放小品詞……因此要想聽明白德國人說什麼，就要耐心聽完他說的話，聽完也就立即理解他的意思。因此，邏各斯影響下的語言和民族性格，就更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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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無何有之鄉

黑格爾在評論伊壁鳩魯的道德學說時說：「它的目的是精神的一種安寧。但是這種安寧不是通過魯鈍，而是通過最高的精神修養而獲得的。」莊子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的基本特徵也正是一種安寧，一種在理智、理性基礎上，通過精神修養實現對死亡恐懼的克服、世事紛擾的超脫、哀樂之情的消融，從而形成的安寧恬靜的心理環境——「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列禦寇》）所以莊子對這一境界的描述，想像的翅膀翱翔在人之外（游身世外），而理性直覺則總是著於萬物根源之上（游心於「道」）。

黑格爾說：安寧是通過最高的精神修養而獲得的（資料圖）

總之，莊子主要是從個人的無負累的心境狀態或逍遙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來認識和描述自由的。當然，這種感受只能以某種感性的、直觀的形式顯現；這種心境也只能是缺乏現實基礎的、個人孤獨生活的精神理想，「自由」離那個時代的人們還太遠，所以莊子的自由觀不可能有更深更廣的內容。然而莊子的無待、無累、不患的絕對自由思想，畢竟表明他發現了使為必然性的具體形態的人生困境，提出了一種超脫方法，描述了一種自由的心境或情態，在古代的哲學世界中，特別是在中國哲學中，這是一種人的自我覺醒。恩格斯曾說：「文化上的每一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反過來也可以說，自由觀念的覺醒，是重要的文化進步。因此，莊子的自由理想應該被視為中國文化中的進步現象，莊子對自由的描述應該是人類自由思想史的初章。

道與邏各斯的相異之處

1

邏各斯的「對立融合」VS道的「有無相生」

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說法，內在的邏各斯是理性和本質，而外在的邏各斯則是用規則（文法）組織成的語言。如果僅僅是「正與反」平等的二元對立和融合，那麼跟「道」的「陰陽」是很類似的；但很可惜，邏各斯將一方置於另一方之上。例如：善在惡之上，靈魂在肉體之上，男在女之上……這樣的思維模式，就與道所講的「有無相生」的觀點截然對立了。

希臘（資料圖）

正因為有這樣的差別，中國政治上呈現出一種更為兼容並包的趨勢，更加傾向於大一統的帝國。而雅典的極端個人主義則導致了國家凝聚力的衰弱，被斯巴達所滅。從公元前431年開始，希臘諸城邦間的內戰又爆發了，即著名的伯羅奔尼撤戰爭，這一仗打了27年，幾乎等同於一代人的光陰。此後希臘世界兵連禍結，各城邦之間的戰爭無休無止，「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誠然，希臘思想形成是有其地理歷史原因的。多山的地形使希臘人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國，而成為小國寡民，城邦間獨立自治的奇怪狀態。而面海的條件使之具有開拓的氣質，從而開闢了海外殖民地，成為海外殖民的先驅。這就是不同思想給政治帶來的不同影響，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選擇了內斂，以自由主義為指導的希臘選擇了開拓。

2

道的人格性VS邏各斯的科學性

道家並非要建立一個世界觀，而是要追求在此世界觀下的人生道路。「萬物尊道而貴德」「道生之，德蓄之」，與德——社會人格配合起來，道才能發揮出自己的作用。正如張岱年曾經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不推崇道德，但是像中國這樣將道德放在最重要之地位的，只有中國一個。無論是道家的飛升也好，儒家的君子之德也好，都是要求達到悟道修德的完美人格之旅。

「道生之，德蓄之」（資料圖）

邏各斯要將現實抽空成為規律，然後概括成為最簡約的形式。這就迫使它的信徒需要從物理世界中的現象尋找出普遍規律，然後加以驗證和推廣，西方現代科學由此產生。

正如金岳霖所評斷的那樣，印度的宗教是屬於平民的，帶有世俗的諒解感；「邏各斯」則帶有冷冰冰的道德感，帶給我們的是一種難以企望的高度；與之相比，中國道家的哲學則處於比較中間的狀態，這也與中國長久以來的「中庸」思想有共同之處。（編輯：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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