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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略思想史:先秦兵書之《尉繚子》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三十五課

中國戰略思想史:先秦兵書之《尉繚子》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三十五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尉繚子》是武經七書中之一種,為歷代相傳的古籍,但其來歷卻模糊不清,含有很多的疑問。假定的作者尉繚,其身世時代都無定論。漢書藝文志把尉繚列入雜家,下著錄為「六國時人」,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稱「繚為商君學」。隋書經籍志始著錄為「梁惠王時人」,此後各家書大多沿襲其說。但宋晁公武讀書志稱「未詳何人書」,宋施子美七書講義則說為齊人,明茅元儀武備志又說是魏人,而明歸有光在諸子匯函中還說他就是司馬錯。不過這都只是臆測而已。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又記載有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於是尉繚又由一變為二,因此,《尉繚子》的著者究竟是那個尉繚,更令人無法確定。許保林的《中國兵書通覽》認為照今本人稱、語氣、內容上看來,似定為梁惠王時較合情理。但又指出「近有學者考證,提出與梁惠王對答的尉繚,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個尉繚。」[註:《中國兵書通覽》,p.113。]此說頗有疑問,因為梁惠王與秦始皇時間差距太大,尉繚不可能有那樣長的壽命。


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有「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有「尉繚」三十一篇。隋書和新舊唐書都只有雜家《尉繚子》五卷,兵家不再見著錄。宋神宗時將其納入武經,於是雜家不再見著錄。今傳世本即為武經本。至於所謂雜家、兵家,以及今本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後人也有不同的意見,此處不擬評述,但總而言之,現在傳世的《尉繚子》只有這一本而已。


關於《尉繚子》的成書時間,自從南宋陳振孫提出似非先秦兵書的意見後,在明清兩代就有很多人認為它是偽書。但一九七二年《尉繚子》殘簡在銀雀山出土,其內容與今本大致符合,足以證明成書之年應在戰國時代,並非秦漢以後所偽造。至於究竟在何時、真正作者為誰、是否經過編撰整理,都還是無從定論。不過以書中所含有的思想而論,可以顯示其曾受儒家、道家、法家及其他兵書的影響,由此可以斷言成書之時應在戰國末期。因為其思想的龐雜,也可能構成班固將其列入雜家的理由。於是更進一步推測,其原始作者也似乎不可能是梁惠王時人(戰國中期)。

今《尉繚子》本足以武經七書為原始,共分五卷二十四篇,約九千餘字,要算是一本篇幅很長的古書。各篇皆有其主題,其所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從大戰略以至於小戰術。全書的編排尚且合理,但其思想並不能像孫子那樣構成完整體系。各篇之間也不一定有邏輯上的關係。簡言之,在這本書中可以發現相當豐富的戰略思想,但這些思想又不免亂雜,並不能構成完整體系。儘管如此,這本書對於研究戰略思想的學者而言,仍然應列為必讀。它不僅可以大致代表戰國末期的戰略思想,而且書中也的確還有若干值得重視的特殊觀念。今本共二十四篇,其內容深淺不一,若干篇中含有頗具價值的戰略觀念,但大部分所討論者均為層次較低,或缺乏足夠重要性的問題。現在就逐篇說明其概括內容,並提出其中值得重視的部分:


「天官第一」。尉繚子在其第一篇中即用與梁惠王問答(可能是虛構)方式來說明一項重要觀念:


梁患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


接者他就引史例來解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道理,其最後結論為:「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時,人事而已。」為什麼《尉繚子》第一篇就要提出人事重於天命的觀念,這可以暗示下述三點意義:(一)代表戰略家(兵家)的正統思想,重視人的思考能力(智),而不信鬼神,(二)表示這本書作者曾受儒家荀子的影響,(三)證明這本書是戰國末期的產品,因為在那個時候,陰陽家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在兵學領域中產生嚴重衝擊。所以尉繚子的反陰陽,正像孟子的拒楊墨一樣,那是正統對異端所採取的自衛行動。


「兵談第二」。這一篇以論建國建軍之道為主題,具有相當客觀的態度:

量土地肥境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


其意即謂必須在內政方面完成必要的準備,然後始可向外追求勝利。


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車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輿,不見勝則止。


這一段話是與孫子所主張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在意義上幾乎完全相同。


「制談第三」。在篇首說明兵制之重要:「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的話:

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


在先秦兵書中如此明確地提出「農戰」觀念,只有《尉繚子》一家,可以反證「繚為商君學」之說並非無據,至少可以指明這本書受法家的影響很大。


「戰威第四」。在全書中這是最重要的一篇,因為其中含有真正具有創造性的新觀念: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

雖然在思想上還是與孫子很接近,但「道勝」、「威勝」,「力勝」卻是尉繚子所首創。如何始能三勝,其先決條件為信心。


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無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戰。


這幾乎可以說完全是儒家的思想。其結論為:


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攻權第五」。本篇綜論攻擊。首先強調「集中」的原則:「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其次,重視事前的計劃,不求幸勝;「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所以必須「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守權第六」。論述守城的方法,純屬戰術的問題。


「十二陵第七」。綜述治軍處事的基本原則,近似教條,正反各十二條。


「武議第八」。這一篇內容很豐富,並有相當新奇的觀念。首先指出: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除暴亂禁不義也。


這又是儒家的傳統思想。本篇中有一特殊觀念即主張政府應管理商業以來擴張財源;「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這似乎又要比單純的重農主義較有進步。此外,還有下述的一段也值得引述:


故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勝兵似水,夫水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幾乎是照抄老子的文章,又足以證明《尉繚子》是一本比較晚出的書。


「將理第九」。首先說明「凡將理官也」,即認為必須重視管理,不可偏私。然後論如何作公平的治理,必須做到「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換言之,應擺脫一切關說和賄賂。


「原官第十」。說明國家分官設職的重要,以及君臣分工施政的原則。


「治本第十一」。說明耕織為立國之本,並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的警告,即既不可迷戀過去,復不可期待未來,而必須重視當前的現實。


「戰權第十二」。說明在戰爭中權謀的重要。


「重刑令第十三」。說明重刑的觀念,其結論為「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這又是法家的思想。


「伍制令第十四」。說明「五人為伍,伍伍相保」的連保連坐,這也是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即早已實施的制度。


「分塞令第十五」。說明軍中營區劃分的原則。


「束伍令第十六」。說明軍律之執行細則,及各級軍官的賞罰許可權。


「經卒令第十七」。說明戰鬥組織劃分的原則及其重要。


「勒卒令第十八」。說明金、鼓、鈴、旗四種指揮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此外也提出「早決先敵」的原則,因為「計不先定,慮不早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換言之,必須先有周密計劃,然後部隊行動始能聽從指揮而不至於喪失控制。


「將令第十九」。說明將軍的權威及將令的尊嚴:「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踵軍令第二十」。大致說明戰前動員的步驟,其結論為「欲戰先安內也。」


「兵教上第二十一」。說明軍事教育的概括原則,並解釋:「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威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首先說明「人君有必勝之道」,並列舉十二項因素。本篇最精彩部分則為:


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者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


簡言之,必須他國有弱點始可伐之,而且事先對於各種權力因素必須作審慎的評估。


「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觀念為:


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觀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


此種認為文事(政治)武備(軍事)必須密切配合的觀念在《尉繚子》中曾一再受到強調。


「兵令下第二十四」。本篇為最後一篇,重申組織和軍律的重要,認為關鍵在於循名責實:


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


於是提出三項措施:


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鬥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


最後主張嚴刑峻罰以來使士卒用命,甚至於認為:


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


這種殘酷的觀念,令人毛骨悚然,當然是受到法家的影響,實不足為訓。


綜觀《尉繚子》全書可以感覺到其內容的龐雜,多而不精,以學術水準而言,不足以與孫子相比。不過,書中又還是有若干值得介紹的觀點。大致說來,可以顯示戰國末期戰略思想演進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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