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漢武帝與匈奴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五十三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經過開國階段，漢武帝才是第一個真正統治統一大帝國的人，他即位於公元前一四〇年，上承「文景之治」，休養生息之後。他不僅雄才大略，而且壽命也特長，一共做了五十四年皇帝，為漢朝的最高紀錄。所以，不僅文治武功，盛極一時，而且更能竟其全功，使漢室達到全盛時期，並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

從民族發展史的觀點來看，漢武帝的最大貢獻當然就是伐匈奴。從周代到秦漢，為我國北方大患者即為匈奴，所謂山戎、玁狁、葷粥等都是匈奴的別名。中華民族之所以常受漢北野蠻民族侵擾，不是由於中華民族文弱，而是由於中華文化進步。中華民族到周代即已進化為農業民族，而北方民族則仍以游牧為生。當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比鄰生活時，前者常是保守的，而後者則傾向侵略。因為前者忙於農事，自無餘力和餘暇去向外侵略，而一旦戰事發生，定居的人損失也最大，所以他們都是愛好和平。反而言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沒有城廓，所以攻擊對於他們而言，也就自然成為最好的防禦。而且文化和經濟生活都較落後，看到鄰近農業民族的財富，當然羨慕和想要奪取，於是侵略好戰也就變成一種天性。

簡言之，匈奴之所以長期為中國大患，有兩大原因：其一是性格上的不同。漢族以農耕為業，希望和平；匈奴以游牧為生，愛好戰爭。其二是經濟上的差異。中國以匈奴之地為無用，而匈奴則愛好中國之財物。由於生活方式之不同，當發生衝突時，漢族也就時常居於不利的地位。戰敗不能逃遁，戰勝不能深入。而在匈奴方面，戰勝則可以到處騷擾，大肆掠奪，戰敗則如鳥獸之散，使中國軍難於追擊。所以：

秦始皇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廓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註：史記。匈奴列傳。]

於是秦始皇雖命蒙恬伐匈奴，但其戰略意義則只是「以攻為守」。換言之，只是執行一種驅逐政策，其目的為把匈奴逐出過去所侵佔的地區，然後修建長城，使其不再敢南下而已。因為秦始皇並未能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於是始皇死後，天下分崩，匈奴遂又乘隙而入，再度為中國之大患。

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無，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輿中國界於故塞……冒頓主為單于……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註：史記。匈奴列傳。]

西漢初年，接秦之敝，經濟崩潰，財政窮困，自無餘力對付匈奴。而匈奴奪取河南地，也就進一步進窺關中。

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贏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在今大同東）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乃使間厚遣閼氏（冒頓之妻），閼氏乃請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其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挎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註：同前注。]

堂堂大漢皇帝以輕敵之故，竟被圍七日，賴賄賂之力，始得脫險，實為奇恥大辱。然在當時，賄賂不失為權宜之計，漢室日後不時使用，以求息事寧人。

此時中國對於匈奴幾乎束手無策，於是只好採取和親政策：

高帝罷平城歸……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陛下誠能以嫡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敵與大父亢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註：漢書。劉敬傳。]

由於匈奴對中國尚無政治野心，其所以時常入侵只是為了掠奪財物。和親政策的後面即為賄賂與通商。藉胡漢通婚之名義，匈奴上層貴族每年既可得漢室的饋遣，其下層民眾亦可得貿易機會。當物資需要可獲滿足時，也就可以暫時消除其武力侵略的意念，所以和親政策實不失為一種應急的緩和措施。但就長期而言，對於問題並不能提供根本解決。誠如班固所云：

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遣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患高後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益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束約，邊境屢被其害……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註：漢書。匈奴列傳。]

簡言之，其結果為中國不斷的和親，而匈奴則不斷的寇邊。

匈奴時常來犯，關中根本之地也備受威脅，於是劉敬遂又建議徙民關中，以固根本。高祖罷平城歸……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旦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魏韓趙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註：漢書。劉敬傳。]

從史書的記載上來看，劉敬在漢初似乎要算是一位頗有見識的戰略家，他所提出的三項建議（建都長安、和親、徙民關中）都具有戰略意義，所以其在戰略思想史中的地位應予以肯定。不過僅只徙民關中，雖可強幹弱支，但欲以備胡騎來侵，則仍只有間接的功效，於是進一步的積極措施即為募民實邊。

欲求邊防之強固，必須繁殖邊疆的人口。人口稀少則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一旦外敵來犯，也就缺乏抵抗能力。漢代人民均有服兵役的義務，人口增加則兵力也隨之而增加，是以募民實邊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有極大的利益。此種政策是晁錯最先向文帝建議的：

錯復言曰：「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山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攻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註：漢書。晁錯傳。]

不過，即令募民實邊，也只是增強防禦能力而已，並不能徹底根絕外患，所以，自高祖至景帝，將近十年中，匈奴之禍史不絕書。

因此，漢武帝能夠徹底擊敗匈奴，使漢南無王庭，的確要算是非常艱巨的工作，和非常偉大的成功。不過，這又並不能完全歸功於武帝一人，在他之前，文景兩朝即已替他的功業奠定基礎。任何偉大的軍事行動，都必須有充足的財政準備，而充足的財政準備又必須有健全的經濟基礎。經過長達數代的休養生聚，國民經濟早已復甦，而國家財政也已相當豐裕。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巧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註：漢書。食貨志。]

戰爭又不能僅憑財力，人力也同樣重要。民多則兵多，民少則兵寡。漢朝開國時，大亂之後，戶口銳減。經過幾十年的休養，戶口隨之增加，約有三四倍之多。概括言之，定居民族人口增加率通常都比游牧民族較快。所以，就人力而言，與匈奴比較，漢族是很快地就重佔優勢。漢代農兵不分，採取全民皆兵的兵役制。人民年二十三到五十六為正卒，一歲赴京師為衛士，服役於南北兩軍。一歲在郡國服役於材官、騎士、樓船等部隊。服完現役二年後，退歸田間，以待番上調發。到年達五十六時，始免為軍人（除役）。

部隊在平時有嚴格的訓練，並有定期的校閱，所以能維持適當的戰鬥力，而且以武器裝備而言，更是遠比匈奴優秀。陳湯說：「胡兵五當漢兵一，何者？兵力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二而當一」。[註：漢書。陳湯傳。]

就戰略理論而言，漢人對匈奴的全盤形勢實利攻而不利守：

漢與匈奴邊界遼闊，匈奴飄忽無定居，乘我秋冬稼畢收，彼亦馬肥弓勁（秋高則馬壯，風勁則弓燥），入塞使掠（攻者一點，防者千里）。中國弊於奔命。就匈奴全國壯丁言，不出三十萬，其社會組織並不如中國之強韌，則可以以其主力一擎而破，此所謂一勞永逸，較之消極的防禦，為利多矣。大抵中國史上對外問題，莫不然也。[註：錢穆。國史大綱（上冊），p．146。]

然匈奴擅長騎射，故對匈奴作戰，騎兵最為重要。中國非不知出擊之利，但一時無法採取攻勢，其主因即為騎兵之不足（以後唐強宋弱也是由於同一原因）。所以，馬政之建立對於國防而言實為第一要務。自從景帝時起，漢朝即開始積極採行養馬的政策。史稱：「始造苑馬以廣用……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均在河西六郡界中）即以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匹。」武帝時，養馬事業日益發達，史謂：「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註：史記。平準書。]於是「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廐馬多至四十萬匹，與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四匹馬無雜色），將相或乘牛車」的情況成一強烈對比。[註：漢書。食貨志。]馬畜既盛，騎兵的編訓也自易完成，北伐匈奴的最後一道障礙也隨之而克服。

到此時，對匈奴的和戰問題遂開始在漢朝中央政府中引起大辯論，大抵文臣主和，武將主戰。所以班固說：「縉紳之士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註：漢書。匈奴列傳。]最後還是由武帝親自決定討伐，以雪昔日之恥，並達到一勞永逸目的。這是漢武帝一生所作的最重要決定，與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具有莫大的關係。伐匈奴是一種長期鬥爭。自從雙方斷絕和平關係之後，大小衝突不可勝數，概括言之，主要戰役不下九次之多。現在概述如下：

（一）元光二年（133 B．C．）。武帝用王恢之計，企圖誘致匈奴單于於馬邑而伏擊之，是為「馬邑之謀」：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是時雁門尉史……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註：史記。匈奴列傳。]

誘敵失敗，漢軍遂下能下開塞出擊，長期苦戰從此開始。

（二）元光六年，漢任四將軍（衛青、公孫賀、公孫敖、李廣），分別出上谷、雲中、代郡、雁門。後二路都失利，只有衛青進到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而還，這也是衛青的初露頭角，奠定了其以後名垂青史的基礎。

（三）元朔元年（128 B．C．），匈奴入侵遼西、漁陽、雁門。武帝令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聲援漁陽。得首虜數千人歸。

（四）元朔二年，匈奴再侵上谷、漁陽兩郡。武帝決定採取大迂迴戰略，使衛青、李息率五萬騎以強大兵力（可以看出漢兵力是逐次增強）西出雲中，至高闕，並西達符雄（即今之山西西北及綏遠南部地區），將匈奴予以包圍擊破。

衛青後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註：同前注。]

從戰略觀點來看，這次勝利的意義頗為重大。匈奴之地東接朝鮮，西連西域，但其最重要的根據地而與漢接壤者則為河南地。河南地肥饒，匈奴以之為牧場，可供糧食。所以收復河南地對於匈奴是一重大損失，而漢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至於在其地設置朔方郡，徙民以實之，則出於主父偃之建議：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筑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意用主父計，立朔方郡。[註：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匈奴退出河南地之後，漢又更進一步，自雲中定襄向北進兵，奪取陰山。陰山為戰略要地，草木茂盛，匈奴依阻其中，既有隱蔽，又能製作弓矢，來出作寇。而為漢略取之後，漢軍登高一望，即可發現胡騎出沒蹤跡。於是匈奴只好踰大蹟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所以，「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註：漢書。匈奴傳引侯應之語。]

（五）元朔五年，匈奴分兵四路入侵代郡，定襄郡、上郡、朔方郡。漢遣車騎將軍衛青，統率六將（李息、張次公、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共十餘萬騎，自朔方秘密渡河至五原郡，潛出高闕塞，馳擊匈奴右賢王王庭。右賢王倉皇突圍，向北逃遁。漢軍此役斬獲頗多，可謂大獲全勝。武帝也立即派使者到軍中封衛青為大將軍，以示獎勵。

（六）元朔六年，衛青再率領大軍十餘萬騎，兩出定襄，直指匈奴本部單于庭，但在第二次出擊時，頗不順利。前將軍趙信（本為胡人）投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僅以身免。只有剽姚校尉霍去病（衛青姊子，年十八）作戰極為勇敢，戰功最大。因此被封為冠軍侯。

（七）元狩二年（121 B．C．）春，武帝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率萬騎出隴西，（今甘肅臨洮東北），打擊匈奴右部。去病喻鳥盤山，涉狐奴水，歷五王國，過燕支（焉支）山千餘里，與匈奴兵鏖戰於皋蘭，達六日之久。此役去病斬首八千餘級，俘渾邪王子，得休屠祭天金人。轉戰數千里，一舉而打通河西走廊，切斷匈奴之右臂。

（八）元狩二年夏，武帝又遣霍去病與公孫敖出擊。霍為右縱隊，公孫為左縱隊，前者出北地，後者出隴西，以祁連山為會師目標。同時，另以張騫、李廣出右北平，分擊匈奴左賢王以為牽制。此役，李廣失利，公孫敖失道，無法會師。獨去病出北地、渡黃河，經青玉湖而至居延海，然後沿濟納河南下，至小月氏（今酒泉），耀兵於張掖，並殲滅祁連山區之敵。焉支祁連美水草、宜牧畜，匈奴失去兩山，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是重大損失：

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此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蓄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註：史記。匈奴列傳。]

同年秋，匈奴西方渾邪王殺休屠王降漢，漢遂以其地為武威及酒泉郡。到天鼎六年（111 B．C．）又分武威為張掖，酒泉為敦煌，即所謂河西四郡，開漢通西域之道，並斷絕羌胡之間的交通。

（九）元狩四年，武帝以河西已定，遂決心派大軍深入漠北，予匈奴以徹底打擊。於是衛青霍去病分率左右兩軍，各精騎五萬（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大舉北伐。霍出定襄（今綏遠和林格爾），衛出代郡（今察哈爾蔚縣東北）。後聞單于在東，武帝令二人對調指揮，分從東西兩路，圍殲匈奴主力。衛軍與匈奴接戰後，單于即突圍逃走，衛軍乘勝追擊，深入漠北二百里，至實顏山趙信城（外蒙庫倫西），得匈奴積栗而返。霍軍自代郡出塞二千里，在檮余山（今達里湖北），擊敗匈奴左賢王，並猛烈追擊，至狼居胥山（今察哈爾北德爾山），祭於姑衍，登臨瀚海而還。從此匈奴向北遠遁，漠南無王庭。

此後雙方進入休戰狀態，為時達七年之久。武帝乃乘機用張騫之議，出使西域，後發兵討平南越，平定西南夷，恢復秦代的版圖。最後一次戰役雖贏得決定性勝利，但漢方亦損失重大：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速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註：漢書。南粵傳。]

以後，漢方復收士馬，重整兵力，不料驃騎將軍霍去病在元狩六年病逝（年僅二十九歲）。於是「漢久下北擊胡」。不過，匈奴經此重創後，也就不再能為中國大患，至宣帝時，終於屈服。

西漢之所以能降服蠻夷（不僅限於匈奴），又並非僅由於武帝的雄才大略。事實上，在其前文景兩朝即已奠定基礎，而在其後，昭宣三帝也能竟其全功。進一步說，也並非僅僅由於國力強大，兵精馬壯，將士用命，更重要的是西漢政府對於如何克服外敵，已經發展成功一套完整的大戰略思想。此種思想也像秦滅六國的戰略一樣，並非完全代表某一個人的觀念，而是一種集體創造，經過相當長久時間始發展成熟。所以，不能歸功於某一人，而且事實上，常有若干人同時或先後提出相同或不同的意見，經過反覆辯論，最後始結晶成為一種共同的思想體系。

根據史書的記載，加以分析之後，即可發現此種大戰略思想是確實存在，而且可概分為戰前、戰時、戰後三大階段，每一階段中又各有其分別運用的戰略。現在簡述如下：

（一）戰前階段

所謂戰前階段是兩個民族已經處於敵對的狀態，但尚未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也就是「冷戰」的階段。在此階段中，若能用各種手段破壞對方的經濟，枯竭對方的知識，減弱對方的鬥志，則對於爾後的戰爭也就自可增加勝算。為達到此種目的，遂分別設計和採用三種戰略：

（一）貧化戰略。用各種手段阻止對方的經濟成長，或減弱其生產能力。例如呂后時，曾「出令曰毋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註：漢書。晁錯傳。]

其用意為使蠻夷不能用鐵器深耕，並使其牧畜不能繁殖。

（二）愚化戰略。蠻夷生活簡陋，長於體力；中國文明先進，長於智力。晁錯曾認為匈奴有三長技，中國有五長技：

今匈奴地形技葑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陰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之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失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殊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刀，長短相雜，進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斗，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由此可知中國的戰術知識、技術水準是遠高於蠻夷，自應以長制短。所以，應設法阻止軍事學術和武器生產技術向那些地區輸出。這樣始可永久保持中國的智力優勢。

（三）腐化戰略。引誘對方追求生活上的享受，放棄其刻苦耐勞的優點，使其內部自動腐化。這也正是賈誼所建議的「五餌」：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註：漢書。賈誼傳贊之顏師古注。]

上述三種戰略若在戰前階段聯合地加以運用，必能逐漸從內部腐蝕對方，減弱其應戰能力。

（二）戰爭階段

假使雙方已經不能繼續維持表面和平，而終於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則在交戰期中，應盡量運用計謀以期減少敵的戰鬥力。這也正是孫子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道理。概括言之，可分為下述三種戰略：

（一）遠交近攻。這本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智謀，秦曾用范睢之計以來蠶食六國，可為先例。當匈奴與中國對抗時，其本身的權力基礎實嫌薄弱，所以外來的經濟援助也就非常重要。因此，設法切斷其外援的來源是一種制勝的重要手段。武帝得知大月氏與匈奴有宿怒，又知烏孫不肯往朝匈奴，遂遣使者前往兩國建交，其目的即為聯合兩國以困匈奴。所以揚雄說：

往昔圖西域，制車師，置城廓都護三十六國，歲費以千萬計者，豈為康居、島孫能踰白龍進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註：漢書。匈奴傳。]

這也就是說，西域本身距離遙遠，對中國並不能構成軍事威脅，但通西域卻可以間接打擊匈奴。

（二）分化敵人。設法分化敵方內部，使其不能團結對外，這是一種很有效的間接戰略。尤其是蠻夷國家內部種族複雜，向心力本較薄弱，所以此種戰略更易奏效。武帝時，「兒單于立，漢遣兩使，一人吊單于，一人吊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以後匈奴分立，呼韓邪款塞來朝，漢寵以殊禮，郅支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註：同前注。]所以，最後有如周壽昌所云：「匈奴分為五單于，而匈奴遂衰，西域分為五十五國，而西域遂弱，此亦眾建而小其力之義也」。[註：漢書。西域傳補註。]

（三）以夷制夷——在對方已經發生分化現象之後，遂又可以進一步採取「以夷制夷」的戰略。簡言之，就是設法挑撥那些文伐水準較低的小國，使其互相攻伐，以來消耗其國力。此誠如晁錯所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註：漢書。晁錯傳。]「以夷制夷」又並非絕對有利無害，有時某一蠻夷因此而滅亡，於是另一蠻夷會因此而坐大，並在未來構成更嚴重的威脅。不過，若只是許多小國互相攻擊，則只會消耗他們的實力，而不至於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因此也就可能有利無害。

當然，要想擊敗強大的對手，還是必須依賴自己的實力。如果只想憑藉他國的力量則鮮有不失敗者。簡言之，在戰爭中決定勝負的因素還是武力，而「文伐」只是一種助力而已。武帝伐匈奴，歷經九次主要戰役，收復河南之地，開河西，置四郡，掃穴犛庭，都是汗馬功勞，而並非長計取勝，可資證明。

（三）戰後階段

經過艱苦長久的戰爭，勝利之果得來不易，但若不善於保持和利用，則可能不需要太久的時間，邊患又會再起，於是徒然勞民傷財而一無所獲。所以，欲求鞏固邊防，一勞永逸，則必須作長治久安之計，這又可分為兩種戰略：

（一）移民實邊。從文景時代開始，即有人一再提出這樣的建議，而以晁錯的建議最為完備和最具有說服力。至武帝伐匈奴收復失地時，遂立即將此戰略付之實施：

漢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適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註：漢書。匈奴傳。]

此後，朔方以東如上郡西河，令居以西，由敦煌至鹽澤，皆有屯田，「而上郡朔方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註：漢書。食貨志。]簡言之，在收復和新征服的地區中，設置在墾區，予以實質的佔領，於是異族在驅離之後，也就無法再捲土重來。

（二）設置郡縣。漢武帝討伐四夷，並非好大喜功，而是為國家安全著想，不得已而勞民傷財。既然已經付出重大成本，則對於得來不易的成果也自應善加利用，使後世能長享其利。所以，武帝為久遠之計，每征服一地，就盡量將其地改為郡縣，也就是使其變成中國的正式領土。例如取河南地，設朔方郡；取河西地，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定越地，置南海、蒼梧等九郡；平西南夷，置武都牂牁等六郡；降朝鮮，置樂浪臨屯等四郡。設郡縣之後，對於當地居民又逐步採取有計劃的同化政策，或徙蠻族於腹地，或移漢人於邊疆，使人口互相交流。在這樣的安排之下，中國的版圖幾乎比過去擴大了一倍。因此，不僅是一種宏偉的大戰略構想，而且也的確是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但可惜的是漢族經過連年征戰之後，戶口開始減少，到元鼎（116 B．C．）之後，人力即已感不足，於是此種偉大計劃遂難於徹底執行。

總結言之，漢武帝的擊敗匈奴，開疆闢土，從戰略思想史的觀點來看，實為一種總體戰略的成功。此種戰略並非出於某一人的構思，而是若干戰略家所提出各種觀念的累積和整合。此種集體的戰略思想可謂民族智慧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