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獨尊儒術、八股取士，哪個對中華文化破壞更大？

春秋戰國時期，可謂是中華文化歷史上最自由的時期。那時候，道、儒、墨、法等百家齊放、百家爭鳴，湧現出了許多文化名人和思想巨匠。然而，自中華歷史進入秦朝大一統時代後，中華文化屢次遭到禁錮，自由精神沒了，文人的風骨也沒了。而在歷次文化禁錮中，又以焚書坑儒、獨尊儒術和八股取士為甚。

焚書坑儒發生於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實際上兩個事件。

焚書是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下令除博士官署所掌管的各類書籍，以及醫藥、占卜、種植之類的書之外，天下收藏的《詩》、《書》、諸子百家著作，全都送到地方官那裡去一起燒掉；有敢在一起談論《詩》、《書》的處以死刑並示眾，借古非今的滿門抄斬；官吏若知情不報，以同罪論處；命令下達三十天仍不燒書的，處以黥刑（臉上刺字）以及城旦之刑四年，發配邊疆，白天防寇，夜晚築城。

坑儒的起因，則是由兩個方士而起。當時，有兩個方士，一個叫盧生，一個叫侯生，他們都得不到秦始皇重用，又害怕遭到秦始皇的秋後算賬，於是從秦朝政府部門逃了出來，四處散布不利於秦始皇極其統治的言論。

秦始皇知道後，十分惱怒，不僅下令追捕那兩個方士，還命令有關部門清查在都城咸陽的方士，把那些膽敢「妖言惑眾、擾亂民心」的方士全部抓捕起來。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這些方士出現了自相撕咬的現象。他們相互告發，你供出我，我供出你，一個供出一個，結果供出了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親自把這些人從名籍上除名，全部活埋在咸陽，以懲戒後人。這就是歷史上的坑儒事件。

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歷來爭論較多，比如秦始皇焚的是什麼書？坑的是儒生還是方士？不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秦始皇當時確實是焚了許多「書」，特別是民間的典籍藏書，這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無疑是一次嚴重的摧殘。

獨尊儒術發生於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有其政治上的考量與需要。

劉邦建立西漢之初，陸賈、叔孫通等人就已經提出了儒家思想有利於維護統治的說法，但當時劉邦厭惡儒生，所以沒有完全採納陸賈、叔孫通等人以儒家思想治國的建議，而是更傾向於黃老之術。

漢武帝即位後，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而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顯然無法滿足這一需要，也與漢武帝本人積極有位（好大喜功）的個性相抵觸，於是儒家思想脫穎而出。

漢武帝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對加強中央集權和維護統治確實有利，從此之後，儒家思想便在思想意識上獨霸中國兩千多年，對後世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等各個層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所謂物極必反，獨尊儒術的結果是沒有了百家爭鳴，形成了單一的思想模式，對民族的創新思維、自由、法治精神，都造成了嚴重的禁錮。

八股取士萌芽於唐宋，成型於明清。

唐朝科舉考試，一種是口試，考官拿所誦之經書，掩其兩端，中間只開一行，裁紙為帖，令考生背誦、回答經義，這是所謂的「帖經」取士；另一種方式是以筆述回答經義，這就叫做「墨義」。宋初沿用此制，到南宋程朱理學興起，考試範圍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書》之內，試題亦取自《四書》中的文句，所以後來的八股文又被稱為「四書文」。

到元朝仁宗延佑年間，有個叫王充耘的寫了《書義矜式》一書，提出「八比」（即八股）的寫作方法，於是舉子考試都以八比體式作文應試。

明清時期，統治者對科舉考試進行了更為嚴格的限制，科舉考試只許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命題，文體嚴格限於八股文，應考者不能發揮個人見解。清朝時期，甚至連八股文的篇幅字數也做了明確的規定，比如順治時每篇八股文定為550字，康熙時為650字，後改作700字等。

八股取士，試題只能出自四書五經，應試者必須按四書五經的代聖賢立言，依格式填寫，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尤大，嚴重地禁錮了知識分子思想與才華，使許多知識分子淪為考試機器和皇帝的忠實奴僕。

總之，無論是焚書坑儒、獨尊儒術，還是八股取士，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統治者的陰謀，它們對中華文化的自由、健康發展，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