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62年，漠北草原斡難河上游誕生了一位震驚環宇的重大歷史人物，他不僅在有生之年統一蒙古各部落，成為大蒙古國可汗，他和他的子孫還以近半個世紀的武力擴張熱情，共同締造了版圖東臨太平洋，西至俄羅斯平原，北起西伯利亞北極圈，南到波斯灣，橫跨歐亞大陸，人類歷史上最廣闊的大帝國，其這位歷史人物就是被尊稱為「成吉思汗」的孛兒只斤﹒鐵木真，繼承他擴張遺志的兒子有孛兒只斤﹒窩闊台、朮赤、察合台、拖累等，孫子有孛兒只斤﹒貴由、蒙哥、忽必烈等，總體來看成吉思汗及其子側重於西征，而其孫輩側重於東征，他們的征服行為給被征服地區帶來巨大的破壞，但客觀上把世界聯成一片，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
歐洲大陸炸開了鍋
蒙古人入侵西方前，歐洲正處於中世紀的末期，即歷史上所稱的「黑暗中世紀」。此時的歐洲完全陷於基督教的藩籬，羅馬教皇把持人世間的一切，封建神學充斥著整個社會，人們的思想受到了禁錮，扼殺了人們的創造性和靈性，窒息了一切自由的空氣。歐洲基督教徒還以「不能忍受耶穌墓地被異教徒霸佔」為借口對穆斯林實行野蠻的屠殺，歷史上稱之為「十字軍東征」，歐洲宗教問題矛盾尖銳。
其一，催生了文藝復興運動的到來。蒙古人的西征開始突破這種宗教壓迫局面，一方面是對蒙古入侵對西方封建制度打擊是致命的，「蒙古征服者到處對當地居民進行劫掠，對城市進行破壞，到處將居民搶奪為奴，侵略者極力破壞所征服國家的生產力，以此消除居民們進行反抗的可能性」，當教父和修女以痛苦而又殘酷的方式死亡時，人們開始懷疑上帝的存在。西征打破了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中世紀的迷信，在西征的摧枯拉朽下，歐洲人對一向信守的神學所宣揚的種種觀點、看法產生了懷疑，進而對神的統治產生了疑問，以致教皇在1245年稱「韃靼人是基督名字的死敵」；另一方面蒙古西征之後對被征服地區實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蒙古帝國的《大扎撒令》賦予了所有臣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凡是蒙古版圖所及，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和平相處、互不侵犯，宗教寬容帶來了文化的開放和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歐洲人從蒙古人身上看到了由於自己宗教上的專制和文化上的封閉所帶來的落後。由於西征對封建制度的打擊，對歐洲傳統觀念的否定，兼以當時教權和王權的鬥爭，於是「出現了普通的人，那種非官方的，局外的，獨立的人，他在為自己思考」，對人性、人的自由的探尋開始了，而這種對人性、人的自由的探尋的集中的大爆發便是後來的文藝復興運動，宣告著資產階級文化的興起，也是歐洲由中世紀向近代社會過渡的標誌之一。
其二，中國四大發明傳入歐洲。在西征過程中，有大批漢、契丹等民族的中國人隨軍西行，這些人有很多是工匠、醫生、科學家， 他們帶去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促進了西方科技飛躍式的發展。中國的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如雕版印刷術、火藥等也在這一時期先傳入俄羅斯，後又傳至歐洲。四大發明對歐洲的影響非同一般，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手稿》中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說來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可見，由於四大發明的傳入，它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提供了物質基礎，並且它也為新航路的開闢提供了重要的技術保障，「如果沒有指南針，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將永遠不會到來」，火藥則更是使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們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武裝面前變得不堪一擊，同時也便利了歐洲殖民主義者對亞非拉廣大地區和人民的掠奪。
其三，引發歐洲冒險家對東方富饒之國的嚮往。蒙古帝國的建立，其統治下的和平極利於西方人了解東方。絲綢之路的再度中興，向歐洲人打開了東方的大門，曾到過東方的商人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西方人，在遠東有一個人口眾多、富庶無比的大帝國。其後的《馬可·波羅行記》更是刺激了西方人對東方的想像，「他的書是最有價值的記載，後來許多歐洲人，包括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都以無窮的興趣去閱讀它」，蒙古帝國的建立帶來了歐洲人認識世界方面的偉大突破，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其影響正如後來的哥倫布和達·伽馬使人們的視野相應地從歐亞大陸轉向全球一樣。商人、傳教士和戰俘的旅行向人們揭示，在遠東有一個大帝國，它的人口、財富和文明程度，不僅可以匹敵，甚至還將超過歐洲。後來，儘管蒙古帝國逐漸衰落，阿拉伯、義大利商人壟斷了東西方貿易，西歐商品經濟受到發展所阻，被逼無奈的冒險家們再度想起那個曾經讓他們嚮往不已的神秘東方，開闢通往東方道路的渴望便日益迫切，最終提上了日程，於是，便有了我們後來熟悉的四大航海家以及最終的環球航行的完成。地理大發現在開闊了歐洲人的視野同時，便利了歐洲近代幾個世紀的大規模海外擴張，歐洲對世界的殖民歷史也就此開始。
中華文明遭受重創
元蒙東征最大的成就是滅亡宋朝，宋朝在北宋時國土面積就小於漢、唐，但人口則多於漢唐，而南宋國土又比北宋約減少五分之二。人口增長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於漢唐，宋朝實行文官統治，政治開明、言論自由都達到空前水平，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學術與政治自由的時期。歷史上所說弱宋，主要是其軍事實力弱小，難以抵禦民族戰爭，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在盛世中滅亡的朝代。
其一，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急劇倒退。宋朝因為人多地少的矛盾劇烈，導致土地價格上漲和勞動力價格下跌，土地經營者改進生產技術，增加單位產量的動力強勁，而從農業中富餘出來的勞動力則自動向對土地依賴程度相對較小的其他產業轉移，宋朝的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科學技術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其成就超過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明清，四大發明有兩個是宋代定型的，中國佔世界GDP總量要超過一多半，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抑制工商業的朝代，並且極力發展對外貿易，併產生了中國最為早期的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由於滅宋之戰耗時近40年，宋朝因戰亂人口大幅減少，宋朝滅亡後人多地少的狀況已經改變，元朝統治者雖鼓勵墾殖，但科技發展動力乏力，整體生產力已大不如宋。另外，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業工匠，經營日用工藝品的生產，官營手工業特別發達，對民間手工業則有一定的限制。
其二，文化思想趨於封閉和保守。漢朝國強，唐朝武盛，宋朝文旺。宋雖弱，但其對於中國而言，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中國的文化這個時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的文化。宋代學校教育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宋朝統治者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產生了歐陽修、范仲淹、蘇東坡、沈括、朱熹、陸遊、辛棄疾、文天祥等一大批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奪目的人物，明人宋濂謂：「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 。元蒙統治時期，朱熹的後繼者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學的倫理道德學說，其道德蒙昧主義的特徵日趨明顯，明清時期知識分子更是在八股取士的愚弄下，成為人們批判和嘲笑的對象，人們更樂於崇尚強權、暴力和利益，程朱理學、流氓政治和漢奸文化開始流行，中華文明遭到玷污。
其三，政治風氣轉向專制和暴戾。宋代的政治風氣很是開明，具有科舉與世族相結合的官僚制度、開始受限的皇權、先進的政治制度等等，「不以言獲罪，不因文入獄」是宋代特別是北宋時期皇帝以及執政的官宦集團秉持的觀點，所以即便是如蔡京這般奸臣對其政敵如趙挺之等也只是將其從政治上打倒而不會從肉體上消滅，所以即便是御史台的言官「大逆不道」地參劾君上官家或者執宰丞相，被參者也只是輕的一笑而過、聞過則喜的還會知錯即改，重的不過被謫貶或者被逼致仕，但幾乎從不會害其性命更遑論「誅滅九族」了。元蒙時期人被分四等「蒙人、色目人、漢人（北地包括漢人在內的各類民族）和南人（南宋的孤臣遺民）」，漢人大部分時間都是賤民，百年的統治令氣節已隨生活與生存的環境壓力逐漸淡化，「仰承鼻息」成為了彼時文人不得已的生存之道，氣節在生存面前蒼白無力得只能苟延殘喘。元朝以後特別是明清，「政敵」稍有不慎便九族株連一同演出人生悲喜劇，眾文人們為自保也不敢堅定立場，「明哲保身」是金科玉律，「門前雪和瓦上霜」的辯證關係被發揮到極致，氣節被官場政治抹去了稜角。
南宋滅國之戰「崖山之戰」後，中華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市民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都無從談起，中國喪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雖然百年後漢人重新建立大明王朝，但其卻大開歷史倒車，無視生命價值，抑制商業貿易，在明清封建皇權的余光中，世界另一端的歐洲世界完成工業革命，一個個資本主義強國相繼崛起，帶動著全球的近現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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