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槍！莫須有的「坑儒」事件，是誰在抹黑秦始皇？

文史 05-10

文/格瓦拉同志

有關秦始皇「坑儒」的記載大概最早見於西漢始元六年(前81年)那場著名的鹽鐵會議上。當時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在與郡國賢良（儒生）辯論應對國家危局的政策時，激動地聲稱：「諸生闒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意思是說儒生們只知夸夸其談而不切實際，表裡不一，就像那些雞鳴狗盜之徒一樣，自古以來就是禍害。因此魯國國君將孔丘驅逐，棄之不用，就因為他首鼠兩端，貌似圓滑其實迂腐，並沒有切合實際的主張。所以秦始皇才燒掉儒生們的著作而使其言論不得傳播，寧願將他們活埋也不任用。

西漢末年的文學大家劉向在《戰國策序》中也提到秦始皇「杖於權謀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藐三王」。可見，有關秦始皇「坑儒」的記載在西漢末年開始出現，但基本上屬於小範圍或個人的觀點，並不為世人所普遍認可（班固屬於東漢時人，其《漢書》猶採用坑殺術士的說法）。

「焚書坑儒」一詞真正流行始於魏晉時期的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序，序中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此論在唐朝獲得史學界的認可並盛行開來，最終形成了現代傳統史學的觀點。不僅如此，唐人張守節做的《史記正義》還對為「坑儒」事件提供了一個詳細的「佐證」：

正義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雲『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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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有點理想分析能力的人，便可輕易看出這則紀錄的荒誕性。秦始皇為了壓制言論，不敢明旨殺害儒生，便只能想出借瓜殺儒的餿主意，豈不令人齒冷？要知道秦國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國家，秦始皇更是推崇「法治」（非今日之所謂法治），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都是殘酷的、公開的刑罰來處理，絕非那種暗地用刑、害人的帝王。如非如此，豈不顯示出秦始皇的脆弱與膽怯？更何況，在「坑儒」前一年，秦始皇剛剛頒布「焚書」令，對議論詩書的行為實行嚴懲。如果儒生真的敢犯禁，唯有公開的嚴刑伺候、肉體消滅，何須暗殺呢？所以，所謂「借瓜殺儒」的記載真的很荒誕、很搞笑。

那麼，為什麼有人會有意識的抹黑秦始皇，而「坑儒」一說也得到廣泛的傳播呢？我認為無非有下列幾點原因：

（1）.儒生對秦始皇「焚書」政策的深惡痛絕。秦始皇的「焚書」政策不僅扼殺了儒生保存、發展孔子學說的可能，而且還斷絕了他們依靠儒家學說進身仕途的希望，於是憤怒之餘，自然會對秦始皇抱有切齒仇恨，編出「坑儒」的段子無非是更加統一對敵仇恨情緒。等到陳勝起事，儒生集團便馬上走向秦朝的對立面，為其學說的延續尋找那個新的生存點。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便有深刻而明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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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書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2）.後世對秦始皇文化暴政的唾棄。秦始皇「坑儒」一說在漢朝末年開始得到傳播並在唐朝時期得到認可、流行，其實是後世對秦始皇文化暴政的一種唾棄。畢竟他實行的文化暴政，毀滅了難以計數的典籍，扼殺了思想的進步，造成了文化領域的大蕭條、大衰退，而造成這場文化浩劫的始作俑者-秦始皇，怎麼可能不遭到唾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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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過抹黑秦始皇來論證漢家天下的正當性。我認為秦始皇「坑儒」說之所以在西漢末年開始形成、傳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論證儒家思想佔據社會主流意識的漢家天下的正統性。從漢武帝開始，通過董仲舒的不懈努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成為漢家在文化政策上的國策，漢家也開始成為儒家學說的保護者和接受者。為了論證漢家天下的正統性，就必須同時證明秦朝失去天下的正當性，而通過抹黑秦始皇，誇大秦朝的暴政便是一個不錯的方式。更何況，秦始皇身上的暴政確實數不勝數，即使再加上一條「坑儒」的罪名，也無非是「虱子多了不咬、債多了不愁」，很少有人會去較真。所以，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莫須有的「坑儒」事件便自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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