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東亞海域地緣政治變遷與天津鎮、登萊鎮的建立
引子
從地理位置上看,東亞海域與地中海一東一西,分居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都形成不同文明環繞的地緣格局。但從歷史地位上來看,東亞海域是遠遠比不上地中海的。地中海位於歐、亞、非三大洲之間,三大洲不同文明不斷爭奪這一核心地區,相互之間維持了長期來看勢力大體均衡的國際格局,推動了不同文明的競爭與內部發展。
與之不同,東亞海域長期呈現中國一家獨大的歷史局面,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諸國對中國的威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非常小的。正是鑒於海洋勢力對中國威脅較小,加之北方民族一直是對中原王朝威脅最大的力量,因此中國古代便長期保持了重視西北陸疆,輕視東南海疆的邊防政策。
不過這一地緣政治格局自晚明開始,逐漸發生變化。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明確提出以朝鮮為跳板,「直入大明國」的侵略計劃,發動影響東亞歷史進程甚巨的「壬辰倭亂」,成為東亞海域地緣政治逐漸走向均衡、競爭之重要推力。晚清以後,伴隨西方列強進一步進入東亞海域,這一地區遂成為多種力量爭奪的核心地區。當前東亞海域的地緣政治格局尤為複雜而均衡,其中充滿了種種矛盾,是21世紀將會對亞洲,乃至世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的核心地區。
本文的目的,便在於討論面對「壬辰倭亂」,晚明中國對東亞海域的加強經營,及其歷史特點,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展開一定的嘗試。
一、明代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及其打破
中國古代漢民族面臨之威脅由於主要來源於亞洲內陸草原民族,因此邊疆開拓基本呈現圍繞陸疆展開之格局。與之相比,東亞海域,主要是朝鮮、日本等國,由於力量弱小,並未對中國構成實質性政權威脅,因此雖然亦是古代東亞以中國為主導之朝貢國際秩序重要成員,但中國對其經略基本是在西北陸地邊疆大體完成之後。這在中古以前,即秦漢、隋唐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故而,中古以前,中國邊疆經營體現出重陸疆、輕海疆戰略次序與選擇。
之所以出現這一差別,根源於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以前,海洋對於世界文明之意義遠不及陸地,主要尚是人類文明阻隔而非交通地帶。由於中國古代文明在黃河流域農業文化基礎上積聚、演變而成,因此呈現出濃厚陸地農業特點,在邊疆開拓上呈現止於農業邊疆特點,對於四周不適於大規模農墾之環境空間缺乏殖民興趣,這是中國古代邊疆開拓與近代殖民主義根本相異之處。因此之故,大體看來,中國古代邊疆開拓在漢民族基本佔領較為適宜農業地帶後,便呈現出止步不前、防禦為主特點。西北邊疆雖然不是典型農業地帶,但仍是較為粗放農牧經濟可以長期推行之過渡地帶。無論出於開拓農業地帶,抑或削弱游牧力量,中國古代漢民族皆將邊疆重心長期定位與此。與之不同,東亞海域國家基本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雖然自古便有密切之經濟、政治交流,但卻非漢民族推廣農業、消除威脅目標重心。
其中朝鮮半島稍有不同。朝鮮半島以鴨綠江為限,與中國東北隔河相望,是中國隔斷內陸亞洲與東亞海洋中間地帶,避免形成亞洲內陸、東亞海洋相互連接之勢的重要工具;更是阻止東北亞海洋力量,尤其日本進入中國北部邊疆戰略前沿。因此朝鮮半島歷來是中國與日本爭奪之中間地帶,中國秦漢、隋唐、明清屢次不惜成本控制、援助朝鮮,根源皆在於此。因此,朝鮮半島可視為核心邊疆附屬地帶。壬辰倭亂之中,給事中張輔之奏:
朝鮮為我藩籬,救朝鮮所以自為捍禦計耳。蓋國家建都北平,京師其腹心,薊鎮為肩背。從此而西至青海、玉門,延袤八九千里,是右之肩背,長而環抱頗固。從此而東至遼左、鴨綠,逶迤僅二千里,是左之肩背,短而環抱亦疏。兼之歲苦虜患,痿痹不仁,所恃朝鮮固外衛,而消內憂可坐視而不竭力以拯其難乎?[①]
雖然中國古代呈現重陸疆、輕海洋戰略格局,但伴隨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濟、政治重心逐漸南移;兩宋邊疆開拓、商路貿易在亞洲內陸受到阻斷,開始更大規模地經營東南邊疆、發展海外貿易,中國政權對於東亞海域經營亦在逐漸加強。明朝與以往中國政權不同,統一戰爭中伴隨大量水戰,比如朱元璋軍隊與陳友諒軍隊鄱陽湖水戰,因此明朝初年水軍實力十分強大。洪武二十六年(1393),洪武二十六年,「遼東都指揮使司奏:諜知朝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朱元璋嚴旨斥之。
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圈數十,雜於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為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若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由渤海,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當之。[②]
即明初中國實具有直接控制東亞海域之軍事力量。不過朱元璋在邊疆開拓上既有「小農政治意識」,並不以武力拓邊為主旨,對於不適合大規模推廣農業之東亞海域,並未有開拓熱情。因此,不僅借鑒前代歷史教訓,仍然止步於在朝鮮半島保持宗主權,而且甚至鑒於倭寇侵擾現實,將之撇除於朝貢貿易之外,通過隔絕手段,以消除其威脅。對於越南之態度也是如此。可見,明朝在最初擁有強大水軍力量的前提下,在東亞世界各國普遍發生內部動亂之時,並未積極經營海洋邊疆。朱棣在積極進攻蒙古、南下東南海洋之時,同樣在擁有強大海軍前提下,對於控制東亞海域缺乏興趣。嘉靖以後,與北部邊疆蒙古、漢人相結合,大規模進攻明朝,形成「北虜」問題相似的是,南方海域也出現日本武裝浪人與中國走私勢力相結合,勢力強大、為禍甚巨的「倭寇」組織。[③]經過二十餘年作戰,明朝始大體解決了「南倭北虜」大規模威脅。但來自東亞海域的威脅最終改變了明朝歷史的走向。
萬曆二十年(1592),東亞海域發生的「壬辰倭亂」國際大規模戰爭改變了整個東亞歷史進程。日本隔東海與中國相望,隔對馬海峽與朝鮮嚮往,是太平洋島國。日本居民基本是由中國大陸東渡、遷移形成。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亞洲內陸東端草原-森林交界地帶的通古斯民族。元、明之際,日本正處於內亂頻仍的「戰國時期」,大量武裝浪人進入東亞海域,成為威脅中國與朝鮮的「倭寇」。其中尤以明朝嘉靖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居民與倭寇聯合形成的「倭患」形成最大,以至於與「北虜」問題成為威脅明朝政權的同等大事。16世紀晚期,關白豐臣秀吉完成了對日本的統一,雖然天皇仍為君主,但豐臣秀吉實已掌握大權。「其國尊其天皇,秀吉以下皆臣事之,而國事皆統於關白。天皇屍位,而禮事尊奉儀章有別,如奉浮屠。關白雲者,取霍光傳凡事皆先關白之語。故號秀吉為大將軍,不得稱王。其後稱大君。以天皇本稱國王殿故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宮門,笳角先導,陛堂行禮。秀吉容貌矮陋,面色皺黑,如猱玃狀,深目星眸,閃閃射人,紗帽黑袍,重席而坐,諸臣數人列侍。」[④]從而開始推出國土擴張計劃。朝鮮官員柳成龍稱:「用兵平定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為一,遂有外侵之志。」[⑤]作為豐臣秀吉進佔亞洲大陸的支點與跳板,朝鮮半島成為日本軍隊兵鋒所及的首當其衝者。朝鮮使者從日本回國之後,便向朝鮮國王表達了日本必來進攻的信息。「回泊釜山,(通信使黃)允吉馳啟情形,以為必有兵禍。既復命,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金)誠一曰:『臣則不見如許情形。允吉張皇論奏,搖動人心,甚乖事宜。』上問秀吉何狀,允吉曰:『其目光爍爍,似是膽智人也。』誠一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蓋誠一憤允吉等到彼,恇忇失體,故言言相左如此。時趙憲力攻和議,策倭必來,故凡主允吉之言者,皆以為西人失勢,搖亂人心,區別麾斥。以此中廷不敢言。柳成龍謂誠一曰:『君言故與黃異,萬一有兵禍,將奈何?』誠一曰:『吾亦豈能必倭不來,但恐中外驚惑,故解之耳。』」[⑥]而事實上日本很快便致書朝鮮,表達了進攻的明確意圖。
日本國關白奉書朝鮮國王閣下,雁書薰讀,卷舒再三。吾國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悉歸掌握。竊諒餘事跡,鄙陋小臣也。雖然余當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輸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仁聲,四海蒙威名者,何其疑乎?」依此奇異作,敵心自然摧滅,戰必勝,攻必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矜閔孤寡,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開闢以來,朝政盛事,洛陽壯麗,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滿百齡焉,鬱郁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國,欲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驅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乎?遠方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不可作容許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臨盟。余願只願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且至於管國政之輩,向日之輩皆改其人,當召分給。[⑦]
由此可見,日本最初進攻朝鮮之目的,並不限於佔領朝鮮半島,而是為全方面進攻中國做準備。對於日本的這一作法,朝鮮明確拒絕,但日本卻仍堅持其基本立場。「誠一見書辭悖慢,不稱殿下而稱閣下,以所送禮幣為方物領納。且『一超直入大明國,貴國先驅』等語,是欲取大明而使我國為先驅也。乃貽書玄蘇,譬曉以大義雲:『若不改此書,吾有死而已,不可持去。』玄蘇有書稱謝,諉以撰書者失辭,但改書殿下禮幣等字,其他慢脅之辭,託言是入朝大明之意,而不肯改。誠一再三移書請改,不從。」[⑧]
在這一時期,日本之所以敢於打破明朝主宰的東北亞朝貢體制國際秩序,根源於日本經濟擴張的需求與明朝在蒙古、女真壓力下的財政困難與邊疆收縮。「(倭使玄蘇密語誠一曰:『中朝久絕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若先為奏聞,使貢路得通,則必無事,而日本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諭以大義不可。蘇又曰:『昔高麗島元兵擊日本,以此欲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⑨]可見明朝建國以來,對日本採取的杜絕朝貢的政策,對日本經濟產生了明顯影響。日本在國家統一之後,力量壯大,謀求開拓生存空間,遂首先致力於向東北亞擴張。對於日本的進攻計劃,朝鮮決定向明朝如實奏報。
四月朔丙申,上御朝講。諸臣將退,上謂大司憲尹斗壽曰:「欲與大臣及備局諸宰臣密議倭情,都憲有計慮,雖非當預,可無退。」遂以倭情奏聞天朝當否議之。大臣以下皆難之。斗壽曰:「事繫上國,機關甚重。殿下至誠事大,天日在上,豈可隱晦。臣意當直上聞為是。」李山海曰:「正恐奏聞後,天朝反以我通信倭國為罪故也。」兵曹判書黃廷彧如斗壽議,余如山海言,不決以罷。後日更議,上斷以奏聞為是,大臣亦不敢貳。[⑩]
豐臣秀吉進攻朝鮮,迅速佔領朝鮮半島大半土地。明神宗鑒於「朝鮮奉正朔二百餘年,若一旦輕棄於倭,則九夷八蠻何克來威來震」,[11]為維護明朝在東亞朝貢貿易國際秩序,遂決定援助朝鮮。在此後長達七年的戰事中,明朝從北部邊疆抽調大量兵力,並耗費大量財政,雖然最終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卻造成北疆空虛、財政匱乏重大問題,客觀上促成了東北邊疆女真興起與西北邊疆民眾叛亂,明朝政權亦最終滅亡於此。[12]
明朝為應對「壬辰倭亂」,除派遣軍隊直接參与戰爭之外,尚加強東部海疆防禦體系建設,在「壬辰倭亂」背景下,明朝在東亞海域,建立了天津鎮、登萊鎮,加強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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