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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摘要對於不聽話的烈馬,馴馬人首先會用「鐵鞭」擊其肌膚,不惜流血。而讓商人「出血」的方式就是以重稅從商人身上剝奪財富。



社會主義改造作者:唐昊(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海內外多家媒體的時政專欄作家。)



司馬遷曾著《貨殖列傳》,詳述陶朱公「三致千金」、寡婦清「禮抗萬乘」的傳奇。但此後的歷史典籍,在關於政治事件和帝王家譜的詳盡記述中,明顯缺乏那些西方文明中常見的商人階層立業興國的有力形象。宋明雖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式的商品經濟,但關於資本擁有者的社會影響力,卻難得在正史中覓得蹤跡。只有明清小說記述過那個時代的商人故事,往往還懷著滿滿的酸葡萄心理——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商人婦,而非商人本身。


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那麼,商人階層去哪了?這個本該野蠻生長、生氣勃勃的階層為什麼會成為影子一般的存在、甚至被歷史的言說者視而不見?一個民族最富有進取心的經濟精英為什麼只安於埋頭賺錢,對政治不聞不問?實際上,在政治權力爭奪作為歷史主線的遮蔽下,商人階層不是消失了,而是被「馴化」了——當一個階層的主體性被取消之後,仍然還會執行其社會功能,但其形象必然變得模糊不清。長期下來,甚至連這個階層存在與否,都是一個疑問。


所謂馴化,是一個長期形成條件反射的過程。這個過程首先要製造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使被馴化者(如馬、牛、狗等)失去野外生存的機會和能力,必須要依賴馴化者才能生存,因而一直處於被支配的地位。在這樣的環境中,不但馬、羊、牛這樣的食草動物可以被輕易馴化,就連獅子、老虎、狼等食肉動物,以及人類這樣的雜食動物都有了馴化的可能。從羅馬奴隸制到中國黑磚窯,人類歷史也在不斷驗證著這一規律。

和物理環境的封閉不同,馴化商人階層需要封閉的是其社會生存環境。即壓抑商人階層的獨立性,貶低其社會地位,甚至使其淪入「賤民」行列,以降低其政治上的影響力,並割斷其與其他階層的精神聯繫。古代中國的商人社會地位極低。不但不得與官僚同起同坐,連穿的衣服、乘用的馬匹都不得僭越;即使在平民之中,其社會地位也排名於「士農工商」四民之末;道德上更是經常被貶斥為奸詐之徒,「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處,俗多淫靡」。


於是,千載之下,鄙視商人、重義輕利,成為中國最為悠久的文化傳統。在這樣的「仇富」氛圍中,商人被從其他社會階層中抽離出來、孤立出來,只能低調地存在。或者悶聲發大財,或在發財後轉型成為地主,並培養子弟讀書做官,上升為農、士、官等階層。而商人本身則成了一個過渡的身份。「重農抑商」成為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統治原則——商人在失去獨立地位、並被切斷了與其他階層聯繫的情況下,才有馴化的可能。


在社會環境封閉之後,還需要培養馴化所必須的條件反射。即讓被馴化者接受聽話就有食物、不聽話就被懲罰的規則。由於懲罰的成本比獎勵的成本要低,所以培育條件反射更經常使用懲罰的手段。《資治通鑒》曾記述武則天的一段往事:「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楇,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這段記述雖然出自武后本紀,而非太宗本紀,有武后自誇的嫌疑,卻分明表現出權力階層是如何將那些不聽話的人變得聽話的過程。



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對於不聽話的烈馬,馴馬人首先會用「鐵鞭」擊其肌膚,不惜流血。而讓商人「出血」的方式就是以重稅從商人身上剝奪財富,其間巧立名目,增加稅賦,強迫商人捐獻報效,目的都在於削弱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經濟基礎。「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而且奇妙的是,越是剝奪,越是聽話。接受政府的驅使,向官家報效,成為中國商人階層的條件反射。因鴉片戰爭賠款,清政府向晉商攤派捐輸金額達白銀200餘萬兩;太平天國起義晉商捐銀159萬兩。有山西人說:「吾省前後捐輸已達五六次,數逾千萬」。興盛一時的山西票號此時衰落,因為「富民膏血已罄竭」——中國的經濟精英真的是太聽話了。


「鐵楇楇其首」的馴化手段可以理解為對經濟命脈的壟斷。即國家介入經濟事務,強收商人之利。並以國家壟斷和市場准入來禁止未經政府批准的商業活動。如《商君書》建議統治者「使民無得糶,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勉疾。」即禁止糧食交易;還要「廢逆旅,則奸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即是取締民間旅館;至於漢武帝桑弘羊變法,將鹽鐵經營收歸國有,更是形成「壟斷天下之利源,以便其治」的國家壟斷。這種官辦壟斷商業及市場准入限制是比稅收更為嚴重的對私人商業機會的剝奪。在權力主導經濟的格局中,經濟精英只能成為政治精英的附庸。


不過,即使在重稅盤剝和國家壟斷之下,仍有少數商人會抓住機遇脫穎而出。這群經濟精英中的精英,仍然是對權力體系的重大威脅。對於未被馴化的資本和資本擁有者,統治者往往毫不容情地予以打壓。「匕首斷其喉」,即對於上規模的民間經濟進行定點清除。


明初的中國首富沈萬三本想拿出部分家產捐給朱元璋的軍隊,卻被朱元璋一句「天子的軍隊豈是你一個小小的賤民所能犒賞的?」而落得一個充軍發配、家產沒收的結局。清末十三行的伍秉鑒也是當時的中國首富,卻因為要防止鴉片戰爭爆發而在中英之間遊走,反被誣為漢奸。最後伍秉鑒黯然退出商界,十三行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炮火中灰飛煙滅。而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做錯過什麼。一直到十幾年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想要在政治上發聲,說了很多不恰當的話,卻不巧因稅收問題鋃鐺入獄,說明傳統的餘威猶在。



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巨富沈萬三




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晚晴首富伍秉鑒



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億萬富豪孫大午



武則天的馴馬手段當然是簡單粗暴的,但也是直接有效的。經過這鐵鞭擊其體(削弱其經濟基礎)、鐵楇楇其首(壟斷天下利源)和匕首斷其喉(消滅階層精英)三個步驟,沒有哪個階層還會不聽話或不受控。


不過,馴化的核心不在於簡單的控制,而是在控制的同時發揮其功能,為馴化者所用。沒有利用價值的控制是沒有意義的。只是把商人階層打壓致於消亡,並不是目的,且後果嚴重。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時期:1956年,75萬民族資本家被改造成為「勞動者」,商人階層從中國社會中整體消失。此後經濟上連續出現問題:饑荒、文革、經濟走到崩潰邊緣。包括執政黨在內的社會各階層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得不取消對於商業的禁錮。這才有了1979年之後重振商品經濟的改革。



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社會主義改造



所以,馴化的難點和重點都在於,既要保證對商人階層的控制,又要發揮其經濟功能,讓他們為統治者賺錢。最終完成這一步驟是在精神層面。人們通過商業活動往往會增長見識,擴寬眼界,並且有著獨立人格的經濟基礎;商人還會動強調自願、平等、自由、契約精神,對於專制統治來說更是致命的威脅。所以「馴化式教育」不是使人擁有某種知識觀念,而是使人不得擁有某種知識觀念。通過抽離真實的商業理想,被馴化者更容易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為了眼前的利益,不但不談理想,甚至也不談底線了。如此一來,終於達到了政治為他們設定的「奸商」角色。在賺錢的大目標下,作惡也變得自然起來——這段時間網民都在罵百度,但我們先要知道百度是怎麼來的吧?


中國古代的專制統治者是深諳統治藝術(權術)的集團。和馬克思一樣,他們也敏感地意識到,對專制權力來說,最直接的威脅並非是知識分子的抱怨、貧農階層的不滿,而是來自這世上唯一可與權力分庭抗禮的力量——資本,尤其是未被「馴化」的資本。為此,中國的歷代統治者沒有象中世紀歐洲一樣陷入反猶主義的淵藪而導致普遍貧窮,也未像路易十四一樣採取重商主義國策而使第三等級坐大。他們的「馴化」策略,著重發揮商人的經濟功能,同時極力壓制其政治影響,使商人逐利的特性發揮到極致,卻提不出政治上的任何主張。


為了賺錢,商人成為最理性的群體。不過理性往往導致妥協,理想才堅持要被實現。作為一個失去獨立意識和理想,而陷入純粹利益算計中的群體,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就足以解釋商人階層受奴役的命運。即集體行動的困境來源於成員的觀望遷延,相互之間總想搭便車。因為如果所有的社會成員僅僅是為逐利而來,那麼最理性的算計無非就是自己不行動而搭別人的便車。大家都是這樣的想法,則任何變革都不可能發生。「在商言商」就意味著拒絕參與公共事務,沒有政治理想。所以,出於趨利本性,商人階層每每在重大歷史關頭屈從強權,不做應有的反抗;有時臣服於意識形態建構的偉人腳下,放棄了自我;甚至用政治來排擠和打擊國內外的競爭對手,自己主動投靠而成為政治上的幫忙、幫閑,當然,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做幫凶。



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當商人階層失去理想和獨立的階層意識,只能聽憑趨利本性和利益驅動時,他們仍然在不斷地積累財富。只是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其實是在為統治階層積累財富而已。他們是財富的創造者、保管者,但卻不是財富的擁有者。所以,千載之下,產權制度仍不明晰。破家縣令、強制拆遷、公私合營等等手段,可以隨時化私為公,讓商人一生積累的財富一夜之間換了主人。吳曉波著《大敗局》,曆數健力寶、華晨等現代民營企業的悲劇命運,無不是成功於市場卻輸給了政治。這些企業家有的英年早逝,有的流亡海外,經濟精英的結局令人悚然心驚。


事實上,中國人的商業基因並不輸於荷蘭、猶太這些傳統的商業民族。在歷史上,只要商業環境稍有寬鬆,中國的商人階層就會迅速崛起,甚至成長為參天大樹。但悲哀的是,這個階層被馴化得如此徹底,以至於不但階層形象模糊不清,甚至其命運也完全附著於政治的成敗,而沒有自己獨立的命運。唐、宋兩朝貿易通達,商業路線圖一度橫跨三洲兩洋,卻終於無法轉化為政治和軍事力量,伴隨著王朝覆滅而消失無蹤;明清時期曾控制西太平洋貿易的東南海商集團,並未失敗於西方殖民者的競爭,而是消亡於兩朝閉關鎖國的國策;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中,民族資本家甚至「敲鑼打鼓歡迎公私合營」,主動交出自己的財產,恨不得放棄自己商人的身份。這些都是商業成就毀於政治變動的明證。


西方商人階層能夠擺脫被控制和被馴化的命運,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是新教改革。新教倫理下,商業活動成為彰顯上帝光榮的信仰活動本身,同時期重商主義潮流也推動商人階層成為第三等級的領袖。此後才出現了通用、IBM等企業被當時的人們稱為「偉大的公司」。谷歌在昨天(5月12日)宣布在全球範圍內禁止發薪日貸款(Payday Loan)的廣告,為了這個疑似小額高利貸的項目,谷歌放棄的是數億美元的收入。與此同時,百度的理財廣告卻全面淪陷:和在醫療領域一樣,百度的金融關鍵詞也陷入競價排名的惡性漩渦。要說谷歌和百度的區別,不僅是仰望星空和仰望錢堆的區別,還是自由人和被馴化的奴隸之間的區別。



商人階層是如何被「馴化」的



中國商人階層也曾意識到自身的獨立地位。那是在19世紀末,民族主義由西方傳入中國之時。和許多殖民地一樣,國家危亡所激發出來的傳統家國情懷和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相結合,成為包括商人階層在內的許多中國人的信仰。「實業報國」的理想使得商人階層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獨立行動的能力。康有為變法、孫中山革命,都得到過華僑商人的資助;蔣介石統一中國,背後江浙財團的作用盡人皆知。出於「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信念,中國的經濟精英也曾經短暫地影響政治進程,走上歷史的前台。


突破政治上的馴化,成為獨立的階層,必須依靠一個階層內在的理想。而唯有超越世俗利益的具體算計,才有可能形成集體意識和集體行動。未來是一種選擇,還是一種命運?問題的答案就取決於這個群體能否使自己的人生從利益和情感的驅動,上升為信念和道義的驅動,並意識到自己正是自己選擇的產物。這才是擺脫「馴化」命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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