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篇關於時事熱點的評論文章一定要看！任務驅動作文寫作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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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抄襲門」考驗審查能力

堂吉偉德

近日，「北大培文杯」全國青少年創意寫作大賽被爆出一等獎獲得者、江蘇某中學高三學生王某的作品涉嫌（存在）抄襲，引發關注。值得注意的是，該生6日還通過了清華大學自主招生報名的初審，目前正在公示階段。對此，北大培文杯主辦方和清華招辦均表示，正對其參賽作品及提交作品進行審查。（5月8日《新京報》）

在「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社會風氣下，出現創意寫作大賽抄襲的行為，當然並非偶然現象。更何況，在「背範文」和「抄範文」的教學模式下，很多青年學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鑒衝動。只是，當其把過度借鑒別人的作品，用於參加大賽並獲獎，取得了「自主招生報名初審」的資格，那麼所涉抄襲事件，就具有了公共性的特質，因而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理應為此付出代價。

按理說，冠以全國青少年創意寫作大賽的名頭，一等獎獲得者還將獲得北大、清華等高校的自主招生推薦資格，如此有影響力的賽事，理應對作品的真實性進行嚴格的把關，並將其作為一道嚴格的程序。何以未能發現抄襲而讓其「登堂入室」。抄襲之風的日盛，甚至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境地，包括大學導師、科研專家等群體在內，也成為抄襲的重點，大學院校、科研院所和專業機構成為抄襲的重災區，其實跟審查機制不暢、審查能力不強有直接的關係。一篇作品在入選或者上報時，沒有被及時發現抄襲而被淘汰，給了抄襲者過於寬鬆的環境，讓投機者有了投機的巨大空間，那麼就無以遏制其投機取利的衝動。

在國外，對論文和學術的真假有著嚴格的鑒別機制，諸如著名的Turnitin反剽竊系統，就可以檢測相似度，然後根據相似度判定是否抄襲或者剽竊。技術運用具有兼容性，國內同行在採取「拿來主義」之時，還可以使用專業的搜索引擎，利用海量的數據進行技術把關。不過，很多抄襲或者剽竊事件曝光，包括大量的高校論文和學術造假，都是通過內部或者外部人員的舉報才被發現，那麼足以說明，國內在專業性審查方面還存在短板，對於學術造假和作品抄襲等行為，還沒有有效的「質量控制關口」。門檻太過寬鬆，造假行為不能在「火眼金睛」下現形，那麼創新寫作的「抄襲門」就會屢禁不止。

其實，對於一篇論文或者學術進行真實、原創性鑒定，確實屬於一門技術活，除了那種直接照抄照搬的抄襲外，「改頭換面」的剽竊很難作出鑒別，仁智各見之下，也會引發很大的爭議。因而，一方面需要建立一個統一而明確的鑒別標準，對相似性進行細分化的明確，制定出一個可以參照的指南；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個權威而高效的鑒別機構，對存在爭議的行為作出終極裁決。當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責任連帶的體系，從論文和作品提供者，到指導者、導師和負有管理責任的領導者，到最後對作品質量把關的評委，都應對其作品的真實性負責，在各自的環節中承擔起自身的責任，以此形成一個鏈條式的把控機制，如此才能實現全面布控，並達到源頭治理的效果。

如同市場上假貨泛濫，跟監管機制的效力失靈有直接聯繫。論文抄襲、學術造假和作品剽竊，同樣與審查能力不強聯繫緊密。王某的決賽作文的所涉嫌的抄襲，主要是人物設置、主要情節點及之間的邏輯順序和部分語句等方面，跟傳統的抄襲鑒定標準，有很大的差異性，若是對同人寫作沒有較深的專業認知，那麼就很難對其否涉嫌抄襲及情節有多嚴重，作出專業性的判斷。如此看來，在抄襲和造假已然升級的情況下，如何識假、辨假、防假和打假，已成為一個專業性的問題，也是防止「抄襲之風」泛濫的技術考驗。

是先有道還是先有術，並非蛋與雞的二維命題。其實，審查能力的缺失，跟對學術造假的縱容心態和寬容環境息息相關，只有對抄襲和剽竊的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才能從政府部門、專業組織、民間組織和社會公眾層面，建立高度協同和快速反應的體系，從而密織一張「疏而不漏」的大網，創意寫作「抄襲門」才會無處遁形。

莫用商業的喧囂淹沒母親節的內涵

斯涵涵

今天就是母親節。各類商家大打溫馨親情牌，各種商業廣告撲面而來，借母親節推銷產品的廣告：孝敬爸媽就買「某某某」、母親節倒計時，你的禮物準備好了嗎？ ……凡此種種，比比皆是，小到鮮花大到房產，衣食住行、美容保健、珠寶保險無所不包……一年一度的母親節，被商家不遺餘力地作為促銷的高潮節點，當母親節被商業氣息濃重包圍的時候，一片熱鬧、喧囂之中，我們可還記得母親節的初衷？

母親節的設立是為了紀念和讚揚全世界的母親，應該是感恩、孝敬的節日。中華民族歷來有愛母敬母的優良傳統：「愛子心無盡，歸家喜及辰。寒衣針線密，家信墨痕新」「 燦燦萱草花，羅生北堂下。慈母倚門情，遊子行路苦」等無數詩詞歌賦表達了深厚的母子深情，而這個舶來的西方節日與古老的民族情結緊密結合，就迅速得到認可和流行，敬老愛老的「孝親文化」得以發揚光大。

然而，過度商業化沖淡了感恩氣氛，弱化了優秀文化傳承，商家的過度包裝，狂轟濫炸，往往使得原本溫情的節日逐漸變味：當價值不菲的「禮物」阻滯了子女回家的腳步，當母親節成為大肆促銷的營銷工具，節日活動若僅僅停留於高價送禮物，甚至攀比禮物，其實是對母愛和感恩的雙重綁架。

悠悠寸草心，難報三春暉，母親節應重在內涵而非形式，它不是商家炒作的購物節，也不該是一年中熱鬧異常而平日冷落的一天，母親節是提醒子女孝順母親的具體、實在的日子，它應該貫穿於我們的一生，是將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孝」德發揚光大的重要基礎。

母親節應輕形式重內涵。這一天，我們不妨抽空回家去幫母親干點家務、聽母親拉拉家常，給母親一個擁抱；不能回家的人給母親一聲問候，像母親待我們小時候一樣給母親一句叮嚀，捎去自己對母親的思念和祝福……常言道，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真誠的感恩是最有效的「親情存單」，實際的孝順行動是比金子還寶貴的財富，在母親眼裡，一個真誠的笑臉都如鮮花一樣美麗，一個孝順、上進、勤勉、快樂的孩子，就是我們送給母親的最好禮物。

在宿舍實踐公共精神和契約精神

施芸卿

近期，《光明日報》開設《宿舍里的文明》專欄，講述各地高校以宿舍文明為起點，構築大學精神的故事，引發了很多社會學意義上的思考。

宿舍交疊著公共性與私密性。較之家庭生活，它是公共生活的開始，而較之更廣闊的校園生活和社會生活，這裡又有著私密的兄弟姐妹情誼。作為人生來說，宿舍又是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銜接。大學宿舍承載著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生階段，既帶有強烈的不確定，又充滿無限可能，因此成為青春記憶中特有的吉光片羽。

但近年來，宿舍中不愉快乃至極具傷害性的事件，如兇殺、投毒，將大學同學尤其是舍友之間該如何相處的問題推到了輿論面前。究其原因，一方面可以追溯到深層的社會結構，階層的貧富分化使同宿舍同學之間差異增大，由此引發宿舍矛盾；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看到獨特的時代根源。「90後」成長於一個中國社會個體崛起的大背景下，處於備受家人朋友關注的小環境中，這些都使得這代人的「自我」尤為凸顯，對話語權有很高的要求。

引發矛盾乃至悲劇的都是小事，給室友起綽號、獎學金評定存在競爭、唱歌影響室友等，而值得關注的正是這點。在大學宿舍狹小的群體空間里，性格不同、愛好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的年輕人住在一起，寢室很容易成為各種矛盾激化的「培養皿」。要注意到，儘管「90後」的標籤是「自我」，但從更深層的文化心理來說，這種自我多見於表面特徵，如髮型、著裝、興趣愛好，尚未成型地發展出與之相應的能自治的個體。換言之，成為擁有完整個人權利，實現自主決策並自我負責的個體。因循中國的傳統文化人格，個體是藉由與他人的關係來定義的，稱兄道弟還是反目成仇，在於是不是將對方視為自己一夥，納入這個以「自己」為圓心的差序格局的圈子。

因此，僅有「自我」而無「自治」，就會一不小心使「自我」變成「自私」，處理事情憑一己好惡，意氣相投則稱兄道弟，遇見差異較大的，輕則漠視，重則成了冤家對頭。

這種自治、自立個體的養成，既是公民精神的來源，也是公共生活的基礎。因此，宿舍成員的和諧相處，在於青年人要有意識地釐清公共事務和私人生活的邊界，學會自主承擔思考和行動，建立價值觀和行為清晰的個體疆界，實踐公共精神和契約精神。具體來說，在面對矛盾的時候不僅要學會自我疏導或尋求幫助，更要學會冷靜說理的能力；在追求自我和自由的同時，要意識到個人自由的邊界要以不影響他人為原則；在處理宿舍公共事務的時候要樹立責任意識和權利意識，盡量確立公正的民主程序等。只有尊重個體，才能包容差異。只有一個個理性獨立、能實現自我決策並為自我負責的個體，才能奠定良好的公共生活基礎，在此之上創造的公共生活才是持久和穩定的。

迪士尼「文明考卷」，考生不止是遊客

薛家明

上海迪士尼尚未開園，但「五一」期間部分公共設施開放測試，原本測的是人流壓力和服務質量，不料這沒開園的迪士尼直接變成了中國公眾日常文明行為的「大考場」。不僅出現「踩花客」「攀爬者」，更有燈柱被「到此一游」愛好者刻得「負傷挂彩」，照片在網上一經傳出，網友嘩然。大家紛紛感慨「太丟臉了!」（5月4日《北京晨報》）

其實迪士尼慘遭不文明行為蹂躪，並不讓人意外。一則，這是部分國人的素質使然。他們能把「到此一游」刻到長城上，刻到雲岡石窟中，當然也不會放過迪士尼的燈柱；他們能在遠方的盧浮宮、馬爾地夫海灘亂丟垃圾，自然也不會放過近在眼前的迪士尼。更重要的是，目前迪士尼樂園還處於試運營階段，大到景區旅遊路線的設置，小到休息藤椅、垃圾桶、指示牌的位置，都需要進一步磨合、進一步完善。尚不能提供最好使用體驗的迪士尼，遭遇洶洶而來的遊人，出現不文明行為，顯然是大概率事件。

可見，媒體將迪士尼試營業期間的種種不文明現象，定義為「考倒」國人有失偏頗。沒錯，旅遊也是一道文明考題，直接交卷的是遊客，但答題的絕不止是遊客。景區管理方面也是重要參與者。以如廁為例，小孩隨地小便，不僅關乎遊客素質，更與景區在廁所建設時忽略小孩如廁問題，廁所位置設置上不合理等因素，息息相關。不分青紅皂白，將所有問題都扣到遊客身上，並不公允。可見，景區在細節上的疏忽，看似不起眼，但一旦出現偏差，同樣會在文明上「考倒」國人。

同樣需要反思的是，社會管理者的態度。相關主管部門總是以「矯正」的心態，對待旅遊不文明行為。而缺乏事前的預防和文明的教化。每次遇到大型活動搞運動式的「嚴防死守」。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數以萬計的志願者，一邊反覆「試錯」「糾錯」。或者使用「馬後炮」，對不文明者口誅筆伐，拉入徵信黑名單。對旅遊不文明行為當然需要懲戒和治理，但事後懲戒不如事前教育。需要追問的是，相比動輒出動上萬人的運動式治理，我們的文明教育真的到位了么？

可見，迪士尼「考倒」國人是個偽命題。事實上，迪士尼「文明考卷」，考生不止是遊客。在通過不間斷的文明監督，嚴苛的旅遊黑名單制度，倒逼遊客提升文明素養的同時，景區和社會管理者也要自省。首先，迪士尼景區要自省自己的服務。儘管迪士尼的服務模式、運營理念，已在國外獲得成功。但囿於歷史因素、文化因素、環境因素，國人有一些特有的生活習慣。比如，愛自拍、北方人痰多等特點。迪士尼只有不斷改善服務，不斷提升公眾的旅遊體驗，才能幫遊客滿意答卷。

同時，相關主管部門也要改變自己的方法和態度。相關部門要放棄「矯正」的心態，多些潤物細無聲的教化；少扣一些素質缺失的帽子，多些提前預防和設身處地的共治。唯有如此，才能讓自己的管理成為文明提升的「催化劑」。

總之，迪士尼「文明考卷」，遊客、景區各管理者都是「考生」，自有三方給力，迪士尼才不會「考倒」國人！

公交讓座「道德綁架」論可以休矣

路工

近年來，「道德綁架」一詞時髦得很，許多人動輒以「道德綁架」論事。近期網上就有一文，題為《「點名讓座」更像是一種道德綁架》。

事情是這樣的：4月6日，濟南市122路公交車駕駛員楊濤按了兩次「文明禮讓宣傳鍵」，仍舊沒有乘客給一位站立的老人讓座，便對坐在前排座位的女乘客進行了讓座提醒。而這名女乘客在讓座之後，把楊濤投訴到了公交車公司，認為公交司機提醒她讓座的做法侵犯了自己的權利。「『點名讓座』確實像是一種道德綁架，並不值得提倡。」《「點名讓座」更像是一種道德綁架》對此事評論說，「讓座不是一種法律責任與義務，而只是一種道德自律行為，所以讓還是不讓的權利，掌握在當事人自己手裡，別人並無權干涉。從這個角度來說，公交車司機即便是出於好心與善意，也不能點名要求某位特定的乘客給另外的乘客讓座。」

筆者認為，這篇文章用詞不當。明明是「提醒」，怎麼成了「點名」？儘管司機的提醒有專指的對象，但「提醒」並不是強迫，這位乘客不讓座也不必負「法律責任」，怎麼就成了「干涉」？作為公交車輛的駕駛者和管理者，司機提醒乘客給老幼病殘孕讓座是職責所在，在公交上已是慣例，也是發揚尊老愛幼優良傳統的好事，怎能被冠以「道德綁架」之名？

其實，這些年因為公交讓座問題扣「道德綁架」帽子的事件已有多起。2015年7月5日《法制日報》一篇題為《博愛專座涉嫌道德綁架，且慢叫好》的文章說：「公交公司與乘客之間是一種運輸服務的合同關係，公交公司……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權利強制一部分乘客給另一部分乘客讓座或者留座。」《網易新聞·另一面》第672期的文章《讓座是美德不是義務》說得更為具體：「乘客買票上車，就是向公共客運公司購買服務，事實上構成客運服務合同。乘車時支付了相同的票款，就擁有相同的權利。」

這種說法，初看很「學術」、很「專業」，細思則不然。須知，公交是帶有公益性質的交通。對於生理上處於弱勢、需要照顧的老幼病殘孕群體，公交公司通過設置專座、提醒乘客為他們讓座等方式以保證這些群體的優先權，體現的是人道主義關懷。對乘客而言，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為有需要的人讓座可謂舉手之勞見美德。

令人擔憂的是，「道德綁架」論已經造成了不良後果。筆者近日和一個年輕人聊起讓座的話題，他就是以這種「票款權利」論和「道德綁架」論來為不讓座的行為辯護。因「讓座」引發的討論，反而使不讓座的人更加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氣壯，這對社會風氣的好轉有利還是不利？公共輿論要弘揚公序良俗，為不文明行為尋找理論根據不是有正義感的專家學者應當做的。公交讓座「道德綁架」論可以休矣。

信仰誠實勞動培育工匠精神

光明日報評論員

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來，培育工匠精神、弘揚工匠精神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焦點。工匠精神提出後，短時間內能夠引起全國上下的廣泛共鳴，反映了當前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對高端技藝、精湛技術的高度需求，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於美好生活的期盼嚮往。因而，培育弘揚工匠精神，絕非簡單的技術層面問題，而是事關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個體體驗與最終實現。

弘揚工匠精神本質上是對勞動的尊重，尤其是對勞動中的專註精神、執著精神、精益求精精神的尊重。當前我國已是製造業大國，在製造方面的已有實力和可期願景令人矚目。「積財百萬，不如薄技在身」「百藝通，不如一藝精」的觀念在傳統中國社會廣泛流傳，可見傳統文化對工匠精神的重視。

事實上，自古以來，中國民間從來不缺技藝高手，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湧現出了一代代勞動模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長期以來，廣大勞模以平凡的勞動創造了不平凡的業績，鑄就了『愛崗敬業、爭創一流，艱苦奮鬥、勇於創新，淡泊名利、甘於奉獻』的勞模精神，豐富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內涵，是我們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從勞模精神到工匠精神，其道可謂「一以貫之」。

當前我們呼喚培育工匠精神，既是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客觀需要，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之義，更是中國從製造大國走向製造強國的必由之路。過去30多年，我們集中力量解決了中國製造「數量」的問題，目前，「質量」問題已成燃眉之急。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製造就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解決不好，就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中國產業工人和技術人員要有緊迫感和危機感，也要有從容心和自信力。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和產業技術的積澱，我們的「工匠」們已經展示了愛崗敬業、吃苦耐勞、富於創造、專註執著、甘於犧牲等多方面的優秀素質。在此基礎之上，適應新的時代潮流，我們同樣可以生髮出中國的工匠精神。

弘揚工匠精神，要尊重工匠、關愛工匠。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先有工匠，然後有工匠精神。我們在欣賞和呼喚高水平、高要求的工匠精神的同時，首先要給予普通的工匠更多的尊重和理解，更好的呵護和鼓勵，更高的待遇和報酬。讓他們能心無旁騖，讓他們能樂在其中，讓他們能以技藝安身立命，讓他們能依靠誠實勞動、信仰誠實勞動，用技藝贏得人生的精彩和榮光。

推動全民閱讀需要「軟硬兼施」

朱永華

據某權威調查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單冊新書的平均定價為36.75元，而2015年卻已達到55.15元，有媒體就此得出結論稱，中國圖書價格已經進入了昂貴的「半百」時代。恰巧在上個月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也在參加小組審議時提出：現在書價太貴，令貧困大學生、進城務工人員等低收入讀者群體望而卻步，不利於推動全民閱讀，因此建議國家免去圖書稅，把書價降下來（據4月23日《北京青年報》）。

儘管北青報記者通過對書店實地走訪調查，大部分單冊書籍並沒有像某權威調查數據顯示的那樣超過「半百」，部分打折之後價格也僅有30元左右，但相對於電子書籍的普及便利，尤其是智能手機免費閱讀給用戶帶來的體驗，一本30多元的紙質書籍其性價比還遠非電子書籍可比。特別是在時下生活工作節奏加快，在社會功利氛圍和各種壓力明顯過大的現實環境下，人們很難靜下心來捧著一本紙質書籍去閱讀。因此，推動全民閱讀，提升全民通過閱讀來增加知識積累和閱讀素養，還需要在創造社會閱讀氛圍和增加圖書出版銷售補貼以降低書籍價格方面進行「軟硬兼施」。

在現實經濟社會環境下，一方面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節奏明顯加快，甚至連工作間隙的就餐，都不得不選擇外賣來解決。另一方面是生活工作壓力過大，社會競爭氛圍濃郁，從早到晚行色匆匆，無不為改善生活和工作事業去打拚。偶然的喘息時間，也是被閱讀智能手機的各種雞湯信息或刷微博微信所佔據，儘管這些閱讀很少能從中獲得有益的知識，嚴格意義甚至算不上「閱讀」，更不能與閱讀紙質書籍所收到的效果相比，但對於緩解工作和生活壓力確實能起到一定作用。在這種工作節奏加快和改善家庭經濟狀況的雙重壓力之下，人們很難靜下心來去系統閱讀，而整個社會的功利氛圍過濃，甚至連很多學者都忙於「走穴」賺錢，都難以靜下心來做學術研究的現實環境下，要提升全民的閱讀興趣和閱讀量又談何容易，當知識的儲備不能實實在在改變一個人的生活和競爭命運甚至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閱讀書籍或只能淪為「牆上的畫餅」。

其次，在幾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機，免費電子書籍唾手可得的時下，要讓人們花上數十元錢購買一本紙質書籍來閱讀，非但很難接受，對於某些時尚年輕群體來說，這無疑是花錢買「落伍」。從理論上說，相比起一張電影票七八十元，一份知名便當數十上百元而言，區區30幾元一本紙質書籍的價格確實不高，書籍的收藏作用和閱讀書籍所帶來的知識與修養素質積累，更遠非一場電影和一份知名快餐所能比，但閱讀紙質書籍對於大多年輕人來說，其閱讀的魅力和體驗，卻難與一場電影或一場球賽甚至一份快餐所帶來的震撼與口感所「媲美」。

推動全民閱讀，對於促進全民知識積累和提升全民素質修養不可或缺，同時他也是促進社會文明和經濟穩步健康發展的「基礎工程」。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對於公民個人也是受益匪淺，從現實情況看，很多高校畢業生一方面從步出高校那一刻起就徹底扔掉了書本。一方面雖有閱讀書籍的意願，但迫於就業和各種壓力再加上智能手機閱讀信息的便利，既缺少閱讀書籍的社會氛圍和環境，又不願意破費本不充裕的收入去購買，不但造成整個社會閱讀量的低迷，更導致紙質實體書店經營步履維艱。因此，國家和各地政府應對推動全民閱讀肩負責任擔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完善各種保障和服務，減輕社會對年輕群體的壓力，尊重知識和技術，為全民閱讀創造提供適宜的「軟環境」。

另一方面，通過降低出版稅費和加大對書籍出版與零售行業的政府補貼，大幅降低書籍零售價格。用政策傾斜來扶持實體書店的健康發展。實際上，這也是很多全民閱讀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加強版權保護，將電子書籍和紙質書籍閱讀作為互聯網普及下推動全民閱讀的「雙輪驅動」，只有這樣「軟硬兼施」，閱讀書籍才能真正成為每一位公民的人生「標配」。

論網紅「輕文體」的實踐意義

劉巽達

文輕而言重，文輕而意深，應當成為「網路英才」的必備利器。

於是就自然將思考的觸角伸向「人才」的「作為」上。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以為，剖析「網紅」的標本意義，是一條方便的捷徑。所謂「網紅」，乃「網路紅人」的簡稱也，在網路上走紅，自然就被稱為網紅。它的產生，並不完全是自發的結果，而是在網路媒介環境下，網路紅人、網路推手、傳統媒體以及受眾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體，共同推動的結果。本文撇開其間的營銷策略，著重分析其「文體」特徵，這是構成網紅的最基本元素和最顯著標志。

什麼文體呢？輕文體。望文生義，輕盈的輕忽的輕飄飄的文體，大致屬於快餐文化的範疇。「輕文體」就是文字範式里的肯德基和麥當勞，雖然營養價值不是很高，但它取之容易，食之能飽，因之容易流行，樂於接受。現實生活中，人們一邊呼籲遠離垃圾食品，一邊樂顛顛踏進肯德基麥當勞大門，成為它的擁躉。這個現象具有典型意義：首先所謂的垃圾食品並不垃圾，它只是相比「更營養」的餐食有所缺憾而已。但是在「更營養」和「方便、便宜、口感好、時尚感」的綜合對比下，它的綜合指數並不低。假如我們一聽「垃圾食品」就嗤之以鼻，全然不把它放在眼裡，那就低估了其影響力和社會價值。智者，不為也。

聰明的方法，就是研究其「流行的秘訣」，看它如何發力。網路上有一篇網紅咪蒙的「紅文」，題為「如何寫出閱讀量100萬+的微信爆款文章？」其中列出「12大招」，絕大部分招數具有思想價值、心理價值和技術價值。比如有一招是「你能輸出價值觀」，說的就是，哪怕你輸出的只是「心靈雞湯」的層次，但只要對讀者有思想啟迪，就應歸入「你的文章對『我』有用」（也是其中一招）。對讀者心理的揣摩更是妙招所在，比如有這樣幾招：「你的文章跟『我』有關」，「你的標題要能引發好奇」 ，「你能表達情感共鳴」 ，「你給大家一種不看就有損失的感覺」——這幾乎就是「寫作心理學ABC」了。至於技術層面，作者也傳授得很具體：「你的切入點要獨到」，「你的選題要緊跟熱點」，「你的文風足夠有趣」……總而言之，就是「新媒體寫作，必須解決兩大問題：第一，這件事與你有關，第二，這件事對你有用。」言簡意賅，捧出「真經」。

雖然該文還傳授了一些有點偏執的招數，比如「你的標題要簡單粗暴」，「你的觀點能顛覆常識」等等，但是假如只從技術層面提取其中的合理部分，也是不無裨益的。我們當然不提倡為了網紅而「不顧三觀」、一味劍走偏鋒的傾向，但是在「如何吸引讀者」的視角上，我們確實應該花大力氣「補課」，否則我們的傳達力、影響力「力不能逮」，等於將網路空間拱手相讓於形形色色的網紅們，而自己無所作為。

「輕文體」的實踐意義告訴我們，任何宣傳教育，要搭建起「與你有關」和「對你有用」的橋樑，如果只是單向的耳提面命式的「我說你聽」，內容又跟受眾非常隔膜，那麼效果的可疑和大打折扣是必然的。同時還要在寫作上「有幾把刷子」，不能只擅長「八股文」，還要善用新文體，包括這種「輕文體」。文輕而言重，文輕而意深，應當成為「網路英才」的必備利器，假如在主流媒體（包括紙媒和新媒）上，蟄伏著一大批這樣的「英才」，所謂「主動仗」才會打得起來，打得漂亮。

喧囂的世界讀書日也需要冷思考

張劍

今天（4月23日）是第21個世界讀書日。這兩天，不管是在公共的網路平台，還是私底下的社交朋友圈，空氣里好像都瀰漫著一股「談論讀書」的濃烈味道。之於設立世界圖書日的原始初衷來講，這樣的討論或許並無不妥，但一旦我們將觀察的視角置於平日的大背景下，又忽然覺得這過分的熱情是那麼的突兀與刺眼。

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如果大家都在世界讀書日這一天捧起書本，這無疑是這個節日的榮耀，但如果大家的閱讀僅局限在讀書日這一天，那麼，則是這個節日的最大悲哀。因此，在今天，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日子，我們不妨靜下心來，再回過頭去看看世界圖書日的設立初衷，看看它這些年在中國呈現出來的紛繁世相。

這些年，每逢讀書日，各地基本上都有不同類型的讀書活動，對於出現的問題也是年年在反思，然而就實際效果看，我們卻似乎進入了一個閱讀的窘境。一方面，是出版讀物質量的嚴重下滑，很多出版社熱衷於將成功學、厚黑學作為自己的盈利介質，而忘記了自己身上更大的文化責任。另一方面，則是網路上質量堪憂的爆款文、心靈雞湯，他們在吸引閱讀者興趣的同時，卻將人們帶入了浮躁、功利的尷尬境地，使得閱讀越來越偏離其固有的初衷。

雖然從數據上看，不管是網路閱讀、還是紙質閱讀，國人的閱讀量都較之前有所提升，但當我們仔細對其剖析後又不難發現，這些閱讀量很多時候其實是集中在毫無營養的泛閱讀上的，其對國人思想素質的提升作用微乎其微。因此，對於當下來講，我們與其在每個讀書日都頗費苦心的去號召國人多讀書，倒不如理性的去分析國人不愛讀書的原因。

有人說是生活節奏的加快擠佔了國人的讀書時間，有人說是物質功利的社會讓人們忘卻了精神食糧的補充，這樣的說辭聽起來的確是那麼回事，但卻忽視了國人不喜歡閱讀是對閱讀缺乏興趣這一根本原因。而這又與國人接觸的教育理念有關。我國的教育是知識本位的教育，這種教育的價值導向有著極強的功利目的——掌握知識，考取高分。而本該最受重視的知識探究過程及知識本身卻備受忽視，以至於中小學生的課堂上，只要出現與考試無關的「雜」書都要被清除。這樣一來，學生不但完全沒有形成愛閱讀的良好習慣，更不可能對閱讀產生濃厚的興趣，甚至會認為讀書是一件枯燥無趣的事，一旦他們有條件不讀書也能過上舒服的日子時，便會棄閱讀如敝履。

由此可見，真正要推進全民閱讀，設立讀書日不過是一個提醒，開展各類形式的宣傳活動也只是一個輔助，深入學校教育改革、以教育改革來推動閱讀質量的實際提升才是最為有效的手段。「如果讀書僅僅是被當成獲得知識和技能的手段，從而為謀生打下基礎。」這一固化理念不被打破，那麼，關乎閱讀的諸多討論便會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膚淺誤區。從這個層面看，要想讓國人真正愛上閱讀，喜歡上讀書，我們的教育還任重而道遠。

賣豬肉丟不丟人與成功無關

雁北飛

因賣豬肉而被大家熟知的北大畢業生陸步軒，近日帶著自己的新書《北大「屠夫」》亮相第三屆北京國際優質農產品展示交易會，現場簽名贈書。他曾說自己「給母校丟了臉，抹了黑」，但現在他的心態變了，說「應該也不算給母校丟人了」。

在某種程度上講，與前不久被媒體披露的北大自考學子送快遞一樣，陸步軒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改變著人們錯位的「門當戶對」就業觀甚至是高低貴賤的職業觀，有助於營造「職業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別」的就業環境。而且，陸步軒將賣豬肉賣到極致後的成功，從一個側面也再次啟示人們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無論幹什麼，貴在堅守。

不過，在我們對成功的陸步軒報以掌聲的同時，是否還應進一步深思：假如陸步軒賣豬肉沒有獲得成功，是否他就應該繼續陷在「給母校丟了臉」的不安和自責之中？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賣豬肉丟不丟人，與成功與否無關，與什麼出身無關，與如何賣豬肉本身有關。用心經營，誠信經營，讓消費者吃上放心豬肉，就沒什麼丟人可言。假如賣豬肉者不誠信經營，缺斤少兩，甚至以次充好；或者三天打漁、兩天晒網，得過且過等等，那麼，即便他不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也應該感到不安和愧疚。

當然，儘管賣豬肉不丟人，也不意味著名牌大學或者非名牌大學的學子們都可以去賣豬肉，那樣就可能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我們不宜從陸步軒賣豬肉的成功之中，解讀出所有大學生都可以不受專業限制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貌似激動人心，實則可能誤入歧途。儘管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現象大量存在，正如上述北大學子賣豬肉、干快遞甚至賣米線等，儘管也有中途輟學而創造奇蹟的神話，正如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等商界奇才，但這並不能成為大學生在大學期間忽視或弱化專業基本功訓練的理由。

在某種意義上講，創業像奔跑，專業學習像走，不經過專業系統的知識訓練，沒有涵養出較高的專業品質和學習素質，沒有積澱出紮實的專業基本功，就像是不會走就想跑那樣有「拔苗助長」之嫌，走都走不好，何以奔跑？

因此，北大學子陸步軒的賣豬肉創業成功，並不意味著，大學生們就可以放鬆自己當下也許和將來所創之業沒有直接關聯的專業學習。你將來可以不幹本專業，但既然選擇了，最好還是認認真真學一回，打好專業基本功，不管將來的路向何方，至少這四年，對人生有一個問心無愧的交待。

本文來源：太子頭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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