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精神病人共處

精神病院，似乎是個神秘的地方。我們採訪了四位在精神病院工作的醫務人員，講述他們與患者相處的經歷。

一

一次烏托邦實驗

採訪：羅潔琪

口述：耿彤

（北大六院精神疾病康復中心 醫生）

醫生辦公室在外面，隔了很粗的欄杆，裡面是病房。病房裡主要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他們不能自由出入，時刻有護士看著。一關門，又長又重的鐵鎖鏈就「咣當、咣當」地響，像監獄一樣。那是精神專科醫院給我的第一印象。1999年，我剛從錦州醫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遼陽市第四人民醫院。

在大學，我讀的是臨床醫學，主修的學科包括內科、外科、兒科和婦科等，對精神科只有很淺的接觸，內心對精神病院很抵觸，對精神病患者有莫名的恐懼。上班之後的第一周，我沒敢進入病房，從早到晚就躲在辦公室看書。一個星期之後，科室主任對我說，「怎麼辦？你考慮考慮。不進病房是沒有辦法工作的。」怎麼辦？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第二個星期，我找別的醫生陪著，心驚膽顫地走進病房。我現在都清楚地記得，當時走路是貼著牆根走的。經過幾次的病房體驗，漸漸地，我發現醫生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心裡位置很高，不會輕易被侵犯。患者都有自己獨特的內心世界，他們更擔心或者懷疑的是別人會來傷害自己，幾乎不會想著去攻擊別人。當他們覺得被議論或者辱罵的時候，有可能會在幻覺癥狀的支配下打人。我慢慢發現，這些患者其實挺脆弱的。漸漸地，我對精神病患者「脫敏」了。

2001年，我被派到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學習。當年，六院的姚貴忠醫生正在北京郊區的大興創建國內首個精神疾病康復基地——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大興農療康復基地。通過集體農作勞動，在類似家庭的模式中，使慢性精神障礙患者重新學習生活技能。他們和鐵欄杆里的病人不一樣，能做很多他們喜歡的事情。

康復科醫生的角色也不局限於看病、查房和發葯，可以和病人有更多的交流，除了關注患者的癥狀，更多地是從整體上去關注他們，以「全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們。康復病房的護士會定期帶著患者上街購物，讓他們自己討價還價，去體會真正的社會生活。不過，那個康復基地仍然是一個和社會隔離的半封閉性病房。

頭幾年，我在康復基地遇到很多病人。他們反覆住院，以至於覺得生活沒有意義。醫生反覆調整藥物，也許能減少癥狀，但並不能給病人帶來快樂。病人出院後，因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也缺乏融入社會的機會；在家庭環境中，很多患者家屬不懂得如何照料處於康復期的患者。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很多患者會反覆發作。

一名精神疾病患者從出院，到實現精神康復，回歸社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可惜，在當時的中國，精神病人出院後只能回到家庭，中間缺乏過渡性的康復機構，缺了社會這個環節。

2003年，姚貴忠醫生去香港學習，回來後，很激動地告訴我，香港有Half Way House,叫中途宿舍。就是精神病人出院以後，先不回家，而是住進政府提供的集體宿舍。在這裡，他們可以學習獨立生活的技能、藥品的自我管理、人際交往的技能等。同時，康復得好的患者還可以去上班，去香港政府提供的工作崗位上班。經過這樣的過渡生活，他們真正能夠回歸社會了，再離開這裡，回家或者去獨立生活。姚醫生說：「這樣的機構太棒啦！我們真的很需要這樣的機構。我甚至很羨慕香港的精神病患者，和我們的病人相比，他們真的很幸福。」

姚醫生的理念和熱情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想，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我的職業追求是什麼？我的追求就是：經過治療的精神病人都能好起來，能獨立生活，能上班，能結婚生孩子。就是那種感覺——「他們好了，真正的好了。」

我覺得中途宿舍的模式很讓人興奮，激動，但當時（2004年）的國情下沒開展的可能。「只要對病人好，我就自己做！」我懷著一腔熱血，真的做了。我租了個房子，帶著三個病人，共同生活了將近一年。

我在康復基地附近租房子，不敢告訴房東，我是帶著精神病患者一起住。後來，我在一個老舊的小區租了一套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老公寓，有三個卧室和一個小小的客廳。每個月800元的房租，我們各自分攤200元。卧室留給三個病人，我睡在客廳的摺疊床。

他們三個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第一個是北京的男孩子，當年28歲，有迫害妄想症，和父母的關係很緊張，爭吵得厲害。他反覆住院和參加康復，患病有八年之久。

第二個是我同學的弟弟，也是20多歲。在幻聽癥狀的支配下，在即將結冰的公園湖水裡游泳。後來，也曾有幻聽對他說，「你去死吧。」他就拿了一盆水，腦袋伸進去，要把自己憋死，幸好被發現了。癥狀太嚴重了，家人就把他送到北大六院住院兩個月。可是，直到出院，他都不認為自己有病。回到家，家人也沒辦法讓他服藥。於是，就把他送到大興的農療康復基地，他父親在外面租房，專職守著兒子。

第三個病人，是從美國回來的華人，35歲，已經有十幾年的病史。他有迫害妄想症，認為美國FBI跟蹤他。他的父親要求他在美國接受精神專科醫院的住院治療，否則就斷了經濟來源。可是，他情願流浪。他放棄了美國一所名牌大學的學業，開著一輛汽車，靠政府微少的補助，斷斷續續流浪了十年。後來，他隨父母回到中國，也被反覆送進醫院治療。

這三個人都有康復的需求。在父母的同意下，他們住進了我自創的「中途宿舍」。白天在康復基地接受治療，晚上和周末，就跟我回「家」共同生活。我想教病人學會自己吃藥，獨立生活，和別人相處，一兩年後，能夠回家。

早上，我們一起坐公交車去康復基地，我在病房上班，他們做治療。下午，一起回家，去超市買菜。我的「中途宿舍」只有醫院康復科的內部人知道，沒有往外說，畢竟這種行為是冒險的嘗試。體制內的各種關係很微妙。我是醫生，他們是病人，如果出了問題，醫院也不管，是我個人的責任。我當時只是憑著熱情做著看起來很瘋狂的事，即使精神科的同行們都不能理解。

他們長期住院，幾乎沒接觸過社會。第一天，我帶他們過馬路，都提心弔膽，像第一次領自己的孩子過馬路。有一次，我們走在街上，那個美國華人突然跑了。我很慌，因為精神科醫生最害怕病人「逃脫」，怕他們遇到危險，更怕他一去不返。結果，他只是跑過去，把一個拉廢品的三輪車掉下來的紙盒撿起來，追趕上並幫助碼放好。回來後，他氣喘吁吁地說：拉廢品的老人不容易，這都是他的血汗錢啊。我真被他的善良和熱情感動了。

慢慢地，我放手讓他們獨立出門，去超市，或者周末出去玩。我同學的弟弟會去他哥哥家，到了之後，會給我打電話。剛開始，我不知道他們的社會生存能力有多強，很擔心，很緊張。後來，發現他們各個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好。

在家裡，我們輪流洗衣服，做飯，擦地板，洗碗。我教他們給土豆削皮，給豆角掐尖。雖然他們的衛生習慣都很差，做的飯菜也不好吃。但是，我們在同一屋檐下，相安無事地共同生活。在95%的情況下，他們的行為都是正常的，只是服藥讓體型變胖，動作遲緩，偶爾會有幻聽和奇怪的想法。我每天記錄他們幾點睡覺，幾點吃藥，觀察他們。這是為了增加我對精神疾病患者的了解，也真的是想幫他們。

我也會擔心病人在晚上傷害我，睡覺的時候，各自都關門。不過，我對他們很好，他們也沒理由傷害我。精神病人傷害別人，會有徵兆，我能察覺。我密切留意他們，如果發現癥狀加重，就會調整藥物。不會說，睡一覺，就被砍頭了。刀一直在廚房，我從來都不收起。

和精神病患者生活，就意味著和他們的癥狀共處。

那個美國病人很想回美國，他說以後和我一起回去，天天一起玩。他認為，美國的FBI迫害他，以後他可以獲得一大筆政府賠償。我就說，好呀，順著他的邏輯回應一下。精神分裂症患者會有幻覺和妄想，只要不危害別人，或者不自殘，就讓他這麼想著。在藥物的作用下，他們都無法擺脫這些癥狀，我們何必費唇舌，去做無效的努力？存在於大腦的東西，很難由外人去糾正。就像有些人相信如來佛，有些人相信上帝，幹嘛非要去說，「我覺得那是假的。」

有時候，他的癥狀會突然發作，變得緊張，認為FBI又對他說話了。我就勸他：「你不要太緊張，這是北京，是中國，你可以去床上躺著休息一下。」有時候，他承認那是幻聽，有時候不承認。更多的時候，他是生活在對未來生活的美好幻想之中。

我也不去否定他，他沒工作，沒老婆，在疾病中生活，有美好的幻想，也是個寄託。也許，有一天，他會慢慢好起來，好像突然從一場夢中醒來。

大部分精神病患者是可以溝通的。我同學的弟弟很少說話，不過，內心很豐富。有時候，他會突然在一旁很愉快地笑起來。這種表現很突兀，我知道肯定是有癥狀了。我問他，他說：「別問了，不能說。」我就不問了。

醫生是特殊的服務業，而不是別人說的專家。既然是服務業，學那麼多本領，最後要落實到病人和他們的家庭。幫助他們，是需要投入精力和感情的，如果像機修工修車一樣，不能成為很好的醫生。精神疾病的診治要用兩條腿走路，用藥和心理治療。醫生要關注整個人，而不僅僅是用藥治療癥狀。

當然，他們也有讓我煩的時候，我在家難以安靜，也不能帶女孩子回來。那時候，我沒有女朋友。2005年上半年，房東知道了他們是精神病患者，一直給我施加壓力，要趕我們走。

這個烏托邦式的實驗，也談不上成功。北京的男孩子，後來沒有了癥狀，就回父母家裡了。我同學的弟弟，一直在吃藥，但是至今沒有徹底好。有一天他覺得，「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悄悄攢了錢，不辭而別。他到了家，他爸爸給我打電話說，「已經回來了。」

205年春節，我的家人從東北來北京過春節，住在我們的房子。那個美國病人看到我們闔家團圓，也不辭而別了。我很著急，當時他沒有手機，也聯繫不上。後來，才知道，他去杭州找姑媽了。但是，他的姑媽對精神病人也很不了解，對他的突然來訪，感到很害怕。於是，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這些年，他仍然有迫害妄想症，一直住在某個城市的康復機構。他的父親不遺餘力地找到了那所據說是中國最好的康復機構。

2008年，我也有機會親自去香港看到了真正的「中途宿舍」——宿舍的生活環境，還有精神病人在社會上工作的場所。我終於意識到，給病人帶來好處的，不僅僅是宿舍那棟房子，更是政府的支持，和整個社會對精神病人的理解與接納。

現在，中國內地終於也有了「中途宿舍」。在海淀區有15家，海淀精神衛生防治院租借的民宅，每套房間140平米左右，住6-8名康復者，不過不是免費的，意義和香港的中途宿舍一樣。這只是最初的起步階段。

二

「旋轉門」內的男護士

採訪：羅潔琪

口述：王涌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護理部主任 ）

今年，是我做精神科男護士的第21個年頭了。

1995年，我從北京醫科大學衛生學校中專畢業，經過四年的學習，分配到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現已改為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我們喜歡叫它精研所。那個時候，男護士剛開始出現在臨床，數量非常少。大眾對男護士這個職業沒什麼了解，我自己也很自卑。單位要求籤五年的合同，我心裡想，合同期滿，肯定不幹了，一定要轉行。當別人問起我的職業，我都會說是在「精研所」，他們都以為是精密儀器研究所。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我是一個精神科的護理工作者。

直到現在，我都不喜歡「精神病院」這個傳統的說法，我更喜歡叫「精神科專科醫院」。有些學校的學生來實習，她們的家人都會很好奇。家裡人常常問，精神病院里有手銬嗎？護士會被打嗎？有電擊治療嗎？很多人覺得，精神科很神秘。他們對精神病院的了解，都是來自電影、電視和報紙，好像他們都是「武瘋子」。其實，工作時間長了，就會發現，精神科專科醫院和綜合醫院是一樣的，只不過，我們的患者在某一方面跟別人不同罷了。

我們的住院患者並沒有外界想像中的那麼可怕，有時候我反而覺得他們很可愛，這個可愛是沒有加雙引號的。有一次，我去查房，正好趕上其他護士給一位患者打針。患者處於發病期的興奮狀態，情緒特別高，說話聲調很高，對人的態度特別橫，不是很合作，經過反覆的勸說，患者最終同意了治療。在離開患者房間前我習慣性地說了一句：「謝謝你的配合。」病人用柔和的聲音，降下了音調，說：「應該的。」精神病患者，也仍然有情緒的感知能力，誰對他好，心裡都明白。

還有一次，我去其他科室，和一名有進食障礙的孩子聊天。我們聊了半個多小時，孩子和我談了他的家庭，成長經歷。走的時候，他問我：「你什麼時候還來？我還想跟你聊天。」

能和醫護人員聊聊天，他們就覺得非常好。對於患者來說，這也是一種心理治療。

這些年，精神專科醫院的護士非常緊缺，護理工作很艱辛，工作也有風險。現在，全院128名護士，其中只有35名男護士。

作為精神專科醫院的醫護人員，壓力非常大。最近，我們很多護士在工作過程中被患者打傷。今年第一個季度，已經有12名護士被患者傷害。臉被抓傷，手臂被刮出血痕都是很常見的。說實話，所謂的「武瘋子」是很少見的，絕大多數患者不會突然採取攻擊行為。大多的時候是在我們對患者採取了某種約束措施，遭到了患者反抗。比如有些病人不願意住院，抗拒被關在封閉的病房裡，就會用腳踹門，爬窗，或者攻擊別人。有些病人能被勸住，有些不可以。這時候，就需要護士採取保護性約束措施。在保護過程中，工作人員之間要做好合作，用帶磁扣的約束帶把病人的肢體固定在床上。有的病人不承認有病，被強制治療，也會反抗。這是和常人的反應是一樣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保護性約束是治療手段，不是懲罰的手段。《精神衛生法》明確規定，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強制治療。治療的手段，也要遵循醫療規範，不能一直約束病人。

前年，有個患者要求出院，情緒很激動。在採取保護性約束措施的過程中，一位男護士沒把他的手按住，被一拳打在嘴上。兩顆門牙被當場打掉。後來，旁邊的兩顆牙也沒保住。就這樣，四顆牙光榮下崗了。

我以前也被打過。那個病人長得很壯，處於發病的興奮狀態，打他媽媽，我過去拉他。可是，被他騎在地上，打得臉都腫了。當時，我心裡覺得很難受，也想打他兩下，但是，必須控制情緒。我們可以推開患者的手，不可以還手打人。工作的年月久了，慢慢地，心理承受能力就強了，只要不是特別大的傷害，就不會往心裡去。那位被打掉牙的男護士，事後調到門診去了。也許，等他心情平復之後，如果願意，再調回病房工作。

不久以前，有個晚上，我正在巡查病房，有一位女護士被新入院的女患者咬傷了。傷口很深，手指頭在滲血。後來，護士被注射了破傷風等疫苗。那一晚，直到這個護士看病回來，我翻看女護士的就診病歷，無意看到裡面有醫生開出的病假條。護士說：「主任，你別看那個。我不準備休假。」我聽了，心裡很難受。後來該護士堅持上完當晚的夜班，我也離開了病房。同時，我很擔心這個護士會不會被感染艾滋病或者梅毒等傳染病。第二天，所有的化驗結果都顯示陰性，幸好，沒有更壞的事情發生。

為了保護患者的安全，我們在逐漸地積累經驗。在住院的病房，是不能出現玻璃器皿，長的繩子，藥品和鐵器等危險物品。在住院部，有露天的小院子，下雨天，會有石頭被沖刷出來。雨停了，全體護士都要出動，圍著院子轉一圈，尋找可能出現的石頭或者玻璃片。因為如果患者想自殺，會找機會創造條件。

精神科專科醫院是一道旋轉門，很多患者出院了，回家了，以後又要回來。精神類疾病，複發率高，可能伴隨終身。作為精神疾病從業者，有時候，覺得我們的職業價值感很低。努力和結果，付出和回報，難以找到平衡點，但我們當中的多數人一直在堅守。

三

與恐懼對抗

採訪：羅潔琪口述：楊磊（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進食障礙診療中心 醫生）

4月22號，我拒絕了一個外地來求醫的女中學生住院治療。她不願意就醫，被父母帶著過來的，才16歲。高高瘦瘦的，眼窩和太陽穴都陷下去了，生命力已經嚴重萎縮，處於危險的臨終狀態。

我建議她的父母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那邊是綜合性醫院，至少有藥物和儀器，能救命。但我也不能保證北醫三院能接收，他們對這種病未必有足夠的經驗。她的母親當場就哭了，那個孩子還是面無表情。

作為醫生，拒絕病人，我的心裡也很難受。直到今天，我的心裡仍然很不安。

我痛惜這些生命，所以很想去探索。雖然，發病機制是一樣的，但是每個病人都有獨特的個性，都有某種特定的追求，我能感覺到她們內在的生命力。而且，每個病人背後的家庭都不一樣，人生故事也不一樣。我對這些生命的豐富性很感興趣，越了解，就越有興趣。

我已經在北大六院從事精神科臨床工作11年。從2005年起，我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讀碩博連讀的研究生。期間，我就一直在門診和病房工作，主要跟姚貴忠主任做慢性精神病的康復治療。門診可以遇到不同的病人，康復科的病人主要是度過急性發病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的已屬殘障程度。

我能理解病人對進食的恐懼，就像把一個有恐高症的人放在高處一樣。要消除這種恐懼，需要對患者進行很長時間的心理治療，了解成長背景，家庭關係，思維特點，個性，所處的社會文化等。這不僅僅是器質性疾病，還有心理的問題，需要醫生提供專業的心理治療。和病人有深入的交談，去發現另一個人的精神世界，這是進食障礙症吸引我的地方。

現在，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進食障礙患者越來越多，主要集中在15-25歲的男女青少年，這是非常敏感的成長階段。進食障礙包括神經性厭食症、貪食症和暴食症。其中，神經性厭食症和神經性貪食症常發生於年輕女性。一項研究顯示，進食障礙患者的死亡率是普通人群死亡率的兩倍，而神經性厭食症的死亡率則高達六倍。家屬照顧進食障礙病人要比照顧抑鬱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病人還難，因為病人拒絕進食，會導致生命力萎縮。

有段時間，我同時收了幾個患者，都是中學班長，成績特別好，是佼佼者。我特別記得一個總要考第一名的女生。她的故事始於一次生病，軀體性的疾病，不是精神疾病。她請了病假，回家休息。老師給她一份試卷練習，後來考試，也是考了那份試卷。對此，老師是無意的，而且早已忘記了。那次考試，她得了全班第一名。從此以後，她背上包袱，就是拚命學習，要保持第一名。這種壓力特別大，第一名是不可控的，她就開始控制自己的體重。看到體重下降，獲得了控制感的滿足。那次考試是誘因，本質的原因之一是性格，過於追求完美，在意別人的評價。

後來，她考不到第一名，就不去上學了，回家休息。住院後，她的體重恢復到正常範圍，也沒有進食問題了。但也沒去上學，因為沒法面對學習的壓力。這種壓力，有時候是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還有個病人，初次在我這就診的時候，是26歲，得病至少5年了。從小到大，她的父母都要求她做第一名，不能第二。她聰明、漂亮，能力很強，可是又很自卑。父母幫她選擇國外的大學和專業，幾乎安排她人生的一切。在這種高壓之下，她在控制體重的過程中獲得自主和滿足感。因為進食障礙太嚴重，父母強制她回國住院。出院後，她又拒絕進食，並且大量運動。她瘋狂走路，膝關節磨壞了，腳也腫了。她恐懼體重增加，認為一吃東西，體重就增加。她反覆住院了七八次，每次三個月或者半年。

在醫院裡，常常是父母說：「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現在她不願意吃飯，病好了，又是聽話的孩子了。」可是，病人會說：「我生病了，終於可以不聽父母的話了。如果我好起來，他們又有我做不到的要求。」有時候，我會安慰那些父母，他們不是故意傷害了孩子。孩子得病後，也可能會把正常的管教當成傷害。

除了性格類型、父母管教的方式，以瘦為美的社會文化、遺傳也是進食障礙的發病因素。每個月，我都收到一兩個進食障礙的重症病人。像一具行走的骷髏，很瘦，瘦得嚇人，她們身上沒有肌肉，骨頭都凸出來了。醫學有一個名詞叫「舟狀腹」，病人的腹部凹陷，肋骨邊緣和骨盆突出，像一艘小船，臀部只剩下皮膚，躺著的時候，骨頭都會把皮膚磨傷。有些極端的病例，生命的體征已經很弱，我們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不敢接收。作為精神專科醫院，我們缺乏搶救的藥物和設備。

這些嚴重病人住院的開始階段，我們主要是幫助病人脫離生命危險。有些情況下，需要強制進食，甚至用手捏著下巴，喂進去，盡量恢復最低限度的體重。有的重症病人，不能吃東西，需要從從鎖骨的位置，插進一根管子，延伸到靜脈，補充蛋白質、脂肪、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等。但是，那個需要動外科手術，我們做不了，需要轉到別的醫院。

出院之後，最難的是堅持，讓體重繼續增長。很多病人都是反覆住院，病情嚴重之後，就會閉經，沒有脂肪，激素水平很低，各種生理機能衰退。有時候，家屬會很不滿，覺得醫療很高明，醫生應該有辦法。可是，到了那個程度，我們是無能力為的。

醫生需要學會治療和病人的矛盾，因為雙方都會把各自的生活經歷帶到這段醫患關係里。彼此有可能產生喜歡或者反感的情緒，如果我意識到這種情緒的存在，就要坦誠地和我的心理治療師交流，釐清這是誰的原因。如果我要給病人提供心理治療，就要有自己的心理治療師和督導。

有時候，我也傾訴一下某個階段的心理情緒，關於工作和生活。每個人都會有各種心理問題，包括精神科醫生，只不過輕重程度不同。

我每個星期接受一個小時治療，付費600元。這筆錢是我對自己職業成長的投資，醫保是不能報銷的。

現在，我想做很多事情，例如多了解患者的心理，做家庭治療，這是對父母的干預，改變管教的理念和方法。還想做多個家庭治療，組織父母團體，互相支持和鼓勵。作為患者的家屬，精神上也是很痛苦和脆弱的。我希望最大限度地幫助病人，作為醫生，最難過的是看到患者死亡。

前段時間，有一位30多歲的患者去世了。她是一個藝術老師，反覆住院有十年了，治療的過程很痛苦，因為她隨時都恐懼體重增加，帶著恐懼被強制進食。十年了，最後，家人放棄了，她自己也放棄了。可以說，是選擇了餓死。

四

不是每一棵小樹都要挺直地生長

採訪：羅潔琪

口述：姚貴忠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

「我的身體像羽毛一樣，飄在空中。我和別人打交道，人家的眼光會散發出一種氣息，一種要傷害我的氣息。」這是一個頑固性精神分裂症的男病人的離奇想法。第一次在住院部見到他時，他才是17歲的少年。當時，他已經住院半年，其他醫生對他進行反覆診治，用盡了精神類的藥品。可是，他仍然被迫害妄想折磨，多次試圖自殺。

出院後，他來看我的門診。我和他探討他腦子裡的奇怪想法。每次門診，我們都被那些頑固的想法折騰得精疲力盡，我無法說服，也無法糾正。他認為自己很善良，可是別人要傷害他。以前診治過他的醫生都認為，要消除他的精神病癥狀，只能吃藥。

後來，我和他交流家庭的情況和成長的經歷。原來，他的父母很富有，一直對他關心備至，沒讓他學會獨立。慢慢地，他變得懦弱、膽小，害怕與人接觸交流。他每個月來看一次門診，我努力去糾正他的想法。可是效果很差。我也給他多次調葯，用處也不大。

於是，我嘗試忽略他的妄想，和他談生活中另外的東西。我給他開了康復的處方，列出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指導他一步步地去做，例如給他爸爸打工，看書，寫讀書筆記，在院子里種點花草。下一次門診，他要向我反饋完成的情況。

從那以後，他再來看門診，氣氛就慢慢地變得輕鬆。如果和他探討迫害妄想，他的癥狀還會回來。如果不觸及，他的言行舉止就很正常。這些變化，都不能靠藥物來實現，是心理調整的結果。以前的醫生給他開很大的藥量，導致他每天昏睡。我開始慢慢減葯，他的精神狀態反而好了。後來，他就半年、三個月來看一次門診。

他19歲的時候，家裡幫他找了個對象。不多久，就結婚生孩子了。我對這個病例進行了將近5年的隨訪跟蹤。幾個月前，他來看門診，說老婆懷老二了。最近一次門診，還和我探討怎麼做一個好老公，怎麼照顧好孩子。我們的話題變成了生活的內容，完全看不出是在看病。現在，他的藥量很小，是對治癒病人的維持治療。

如果從科研的概率來說，生物學的因素在精神分裂症中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性格、家庭、心理狀態占的比例不大。可是，對於個體來說，概率未必適用。一位好的精神科大夫，要對人有充分的了解，作出適當的判斷。他需要很多信息，成長經歷，性格，家庭等，再做綜合判斷，不僅僅是基於醫學理論的判斷。精神科的複雜性在於個體化的治療。

很多全國頂級的專家都認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應該長期服藥，防止複發損害大腦。有一位老專家說，他從來不對病人說，「你可以停葯了。」我的觀點和他們不同，患者的吃藥一定要個體化。

現在，是高考和畢業的季節。很多畢業生來看門診，糾結於是否減葯。減葯可能導致複發，不減葯則會影響高考或者寫論文，因為精神類藥品的副作用比較大。我會權衡減葯和服藥的利弊，給病人充分的信息，把選擇權留給病人。這是我的行醫模式。如果僅僅是為了防止複發，讓病人錯過高考的機會，或者終身忍受精神類藥品的副作用，這是很殘酷的。有些病人，情況穩定了兩年以上，是可以減葯甚至停葯的。

我看一個病人，充分了解之後，會判斷側重於藥物治療，還是心理輔導。這是一種基於經驗的感覺。醫生，不是按照醫療手冊就能治病，要積累經驗，熬年頭。最開始的時候，我對心理治療感興趣。後來，發現光靠心理治療不行，還要用藥。30年來，我在摸索兩者的平衡點，什麼病人，在什麼階段，在藥物為主；在什麼階段，心理治療為主。我現在已經有了自然而然的感覺。

很多醫生習慣去發掘癥狀，努力去除。我更願意讓病人發現自己的長處，重獲自信，看到希望。我習慣把患者當成正常人對待，平等地交流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很多病人仍然有這種思考的能力，就算最嚴重的精神病人也有正常的一面；看上去很正常的病人也有病態的一面。

30年前，1987年，我從北京醫科大學的醫療系畢業，來六院報到。一個戴著眼鏡、和藹的老專家問我，為什麼選擇精神科？我說，實習的時候，把醫院的內科、兒科、婦科都嘗試過了，就願意來精神科。我確實非常喜歡，可是，就是答不上為什麼。

這個重要的問題，一直留在我的心裡。

今年四月，中國醫師協會的精神科醫師分會在廈門開年會，給我頒了個獎，是「全國十佳優秀精神科醫生」。晚飯的時候，幾個醫院的院長讓我說一下獲獎感言。我想起30年前那位老專家的問題。我覺得終於可以回答了，儘管還不是讓我滿意的答案。

我說，精神科醫生，擁有上帝賦予的特權，可以進入別人的內心世界，世界上任何其他行業都不可以與之比擬。病人敞開心扉，甚至內心很齷蹉的想法都告訴我。我在幫助病人，同時也在豐富我自己。這個互動的過程，非常奇妙。

當我穿上白大衣，就盡心儘力地為患者找到最佳的治療方案。確實，有好多病人我沒能治好。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是醫學的局。如果從某些群體來分析患上精神病的原因，我覺得目前中國的教育體制和某些家庭的管教方式，讓我很遺憾。

中國的教育制度是促使孩子得精神病的教育，因為不考慮個體的需要，心理的需要，用一個尺子衡量一切人。在學校，老師追求分數，學生的價值也是靠分數體現。另外，這把尺子還把好學生和壞學生，好學校和壞學校，好老師和壞老師分開。我認為，每個孩子的個性不同，成長的速度不同，每個人對生活的預期也不同。

這段時間，我在接診一個初中女孩，非常優秀，聰明，可是不愛上學。她願意自己寫作，作品的水平很高。聊天的時候，我感覺到她談吐不凡，早熟，和同齡人不同。她就是沒法上學考高分，最後，就被逼出厭學症。社會缺乏對這種奇特人才的認可機制。我看到很多厭學、網癮，就是家庭教育和學校的教育造成的，不是精神病。

在孩子心理成長的過程中，會有迷茫，困惑，叛逆走極端。這個時候，家長要給他（她）適合生長的環境，不能僅僅按社會的標準去要求孩子。孩子身心還不成熟，心理的依靠就是父母，如果父母還不理解，他（她）得不到支持，就會走極端，形成抑鬱、焦慮或者偏執的人格。低齡孩子的精神疾病往往是生理因素占較大比例，再大一點的孩子，精神疾病往往是後天的環境和事件促成的。

不是每一棵小樹都要挺直地生長，有些樹長得歪斜也未免不可。目前，我們這個社會對人的精神狀態談不上關注。精神專科醫院的資源只能服務於占人群比例百分之一的重症精神病人，還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他們的焦慮、抑鬱，躁狂，基本是被忽略的。

在醫學領域，精神科是小科，但是從為病人服務的角度看，任何科室都需要精神科。例如消除術前焦慮，安撫癌症病人的情緒。有一次，心內科的醫生髮現有精神病人，就嚇壞了，不知道怎麼辦，就通知我們趕緊去會診。如果這樣的會診多了，我們也做不過來。

現在學校里的自殺問題非常要命。很多學生從來沒尋求過心理幫助，一跳樓就死了，醫生不能倒推著下診斷。 抑鬱症的人可能自殺，但是自殺的人不都是抑鬱症。

這些生命很讓人惋惜。

題圖：羅潔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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